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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何雨恬而读书！”柳峰在电话里的一番豪言壮语，使我想起了青青子衿的少年时代。那时我和他在一个班，他小时候就是个特别情绪化的孩子，什么都写在脸上。柳峰在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没少处女朋友，可是只开花不结果，不是女孩子甩他，就是他甩别的女孩子。爱情就是这样的，挑来挑去挑花了眼，到头来和黑瞎子掰苞米似的，一个也没剩下。
对于初恋，每个人的体会都是不同的。我一直觉得：喜欢是浅浅的爱，爱是深深的喜欢。年少时的所谓爱情，只是喜欢，并不是爱。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学生时代，爱更像一件单薄的陶器，一不小心，就打碎了。
初三下学期，柳峰在生物课上给女朋友写纸条，被任课老师当场发现了。纸条没收不说，还被罚站。记得那位老师姓杨，大名我给忘了，四十多岁吧，眼睛高度近视，衣着十分简朴干净，胳膊肘上还打着补丁。他每天不到学校食堂吃饭，自己带饭盒，中午放在炉子上热一热。午间休息，被罚站的柳峰仍不思悔改，偷偷在杨老师的饭盒里放了块橡皮，然后告诉了我，我们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热闹。杨老师中午吃饭时发现菜里的异物，脸都气白了，胸脯一起一伏的，表情很难看。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把剩下的饭菜都吃掉了，并且把橡皮用水洗干净放到了讲台上。
杨老师的行为很怪异，柳峰和我忐忑不安地度过一个下午。晚上放学一出校门，突然发现杨老师在等我们呢，其实他早知道是我们干的恶作剧了。
“你们俩到老师家去一趟，我有些东西送给你们。”不容我们回答，他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他屁股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杨老师的家在三楼，条件非常简陋，总共不到三十米的房子里空间十分有限，书架、桌子和床底下摆满了书。他妻子斜倚在床上，看见我们来了，很热情地说着话，她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和蔼可亲的陌生人。那天在杨老师家待了大约半个钟头，他没有和我们提起饭盒的事儿，好像根本没发生一样。柳峰和我一边坐在床边听他介绍藏书，一边吃着杨师母亲手剥的橘子。后来，杨老师真给我们每人一套藏书，是介绍珍稀动植物的书，书的封面用旧挂历包的书皮。把我们送到楼下，他很大度地说：“这些书不用还给我，送给你们俩，就当新年礼物了。”
把书塞进书包，我和柳峰骑自行车往家赶。一路上，柳峰一直没说话，他好像很难过，低着头拼命蹬啊蹬。
第二天上课间操，柳峰很神秘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由于杨老师的妻子高位截瘫，家里可穷了。她以前担任过鹿塬乡小学的教师，一年冬天为了救掉进河里的学生，腿冻成重伤就瘫痪了。
“谁告诉你的？”我问。
“我爸爸说的呗。后来教委考虑他们的困难，才调回城里的。”柳峰抽了抽鼻子，掏出手绢擦擦鼻涕继续说：“那两套书挺贵的，加起来都快够杨老师半个月工资了，可是还给他，他肯定不高兴。这样吧，等毕业时，我们给他买件纪念品吧。”
看我愣在那不说话，他急忙问：“你到底同不同意啊？”
我没好气地说：“那还用商量吗？都是你惹的祸，老师不批评我们，还送书，想起这事儿就难过。”
自从那件事以后，柳峰好像变了一个人，上生物课认真听讲不说，还总喜欢举手发言。初中毕业后，我和他特意去杨老师家道别，并且凑钱买了一个电饭锅作为纪念品。杨老师说什么也不要，非让我们把东西退回去，柳峰当场就哭了，哭得很伤心。最后的结果是，杨老师万般无奈地收下了电饭锅。临别时，他把我们送出很远很远，嘴里还不停地说，太不好意思了，你们还没挣钱呢，就买这么贵的东西。
记忆里，杨老师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1993年的秋天，妻子去世后，他和女儿又回到了鹿塬乡小学任教，是他自己要求回去的。杨老师的女儿小时候得过肺炎，因为治疗不及时，就不能说话了。当时，我和柳峰都在外地上大学，由于临近期考，虽然得知师母去世的消息，可是没能赶回去送师母，寄回去的钱也被邮局退回来了。
后来，断断续续听到有关杨老师的消息，他成为民办教师以后，女儿获得县级绘画大赛的二等奖，他的感人事迹被登在乡政府办的报纸上。那种报纸我见过，铅印的小报，农村的叔叔大爷们经常用来卷烟、糊墙或者包东西，或者干脆撕成小条在冬天糊窗户缝。
我和柳峰都挺想念杨老师的，由于工作忙的缘故，一直拖着没去看望他，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柳峰又出现了。
他浑身上下打扮得特别精神，胳肢窝里夹着个鼓鼓囊囊的包。对于爱情，柳峰可以说身经百战，在我的印象中，他更像古龙武侠小说里的寂寞高手，练了一手绝世武功，总要拿出来练练的。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何雨恬可不是一般女孩子，她对柳峰的欲擒故纵，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我早就看出来了。
“小李子，你来帮个忙。”社长在喊我。
“好的，我一会儿就去。”我和柳峰呲牙笑了笑，锁上抽屉，跟在社长后面去停车场搬东西。社长老习惯叫我小李子，我挺烦这个称呼的，乍听起来像喊个清朝太监一样。为这个，我没少和他掉小脸子，可是他就是不改。还笑呵呵地解释说，叫你小李子咋的了？你根本就不是太监，太监不长胡子的，呵呵。
真拿他没办法，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我后来也习惯了，毕竟社长对我很照顾，和上级领导翻脸能有好果子吃吗？！我还以为搬什么好东西呢，原来民营企业的刘总给我们报社一些纪念品。打开箱子一看，好嘛，是盒装的面巾纸。
等我回到办公室，柳峰已经走了。何雨恬在修改一版头题的稿子，我问她：“胖子呢？”
何雨恬很奇怪地反问：“哪个胖子啊？”看她没明白，我大声说：“就是柳峰啊，我们都叫他胖子。”
“啊，原来是他啊，胖子已经走了。”她咯咯地笑着，指了指门口。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见柳峰上了出租车，很快就消失了。
“柳峰这个人不错的，他对你有意思。”我不太善于夸自己的朋友，话说出来有些假。何雨恬脸微微一红，表情很怪地问我：“他是挺有意思的，你是什么意思啊？嘻嘻。”
“别瞎猜啊，我可没别的意思，就是说他人挺好的。”她的问题让我无法正面回答。爱情这种事，最好不要掺和，弄不好两面都得罪，还是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
爱情这东西，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在我看来，爱情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柳峰可不这样想，他觉得爱情这东西多多益善，越多越好。有一次，在会友轩吃烧烤时，他给我讲了个很深奥的道理。他说，爱情就像修水管儿。手艺高的人，屁大功夫就修好了；技术不好的，越修越往外冒水。
你属于哪种人呢？我问他。
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第一种啦，那还用问啊。
我没和他抬杠。因为我十分清楚，他属于第二种人，技术不好，还总喜欢到处找水管儿修，屡败屡战，乐此不疲。
柳峰是个没有秘密的人。种种迹象表明，他和何雨恬偷偷好上了。
为了表示庆祝，他俩商量好请我吃饭，然后一块去江边玩儿。饭后，趁何雨恬去洗手间的工夫，柳峰很认真地对我说，这回我可动真格的了，我爱上她啦，想和她结婚。你说下一步该咋办？
我没有正面回答，仰脖把手中的矿泉水咕嘟嘟喝掉半瓶，随便问了一句：你爸妈同意吗？她爸妈同意吗？你做好失去单身的自由过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连说梦话咬牙放屁都听得清清楚楚的生活吗？
“我没想过。”柳峰诚惶诚恐地答道。
“没想过？那现在你认真想想吧。”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一个人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前就贸然结婚，对双方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是，说一千道一万，还得他自己拿主意，毕竟婚姻的幸福不是可以预期的。
柳峰没言语，他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我身后的方向，我猜何雨恬肯定从卫生间里出来了。果然，她及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很淑女地弯腰拿起坤包，像抓俘虏似的挎住柳峰的胳膊。随后，她声音袅袅地对我说：“李哥，咱们走吧，去划船，我最喜欢划船了。”
“嗯，到码头再说吧，我怕水，还是你俩划吧。”我说。
坐在江边的长椅上，我望着他们划船。我没和他们一起去划，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不想做电灯泡；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怕水，深深的惧怕。小时候我去乡下玩，光屁股捞鱼不小心掉进水溏深处，被水淹过头顶，几乎淹没气了。把我救出水塘的是一条狗，它至今还在我的手臂上留了一圈牙印，而我惟一答谢过它的东西是块硬邦邦的苞米面大饼子，当时它吃得很兴奋，不停地冲我摇尾巴。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我经常会想到它。它叫狼青，非常热爱生活，至少比我看见过的一些在网络里东游西逛的人更加热爱生活。
进入十二月，这个城市的天空接连下了几场大雪，路边槐树上残留的树叶被寒风吹起，三三两两地落了下来，越过低矮的灌木，散落在街道上。叶片有黄的，也有半黄半绿的，在阳光照耀下反射着忽明忽暗的光亮。
凝视着雪中的落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早晨上班途中的一张张面孔，他们走路时的表情看上去形态各异，犹如一个个忙于赶路的叶子，在奔向不同的目的地。
报社的窗口正对着大街，我经常斜靠在椅子上，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消磨时光。一些人的面孔由陌生变得熟悉，偶尔也会有人向窗口里的我报以虚无缥缈的微笑，更多的人则永远保持着正在步行的姿势，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
我经常在这样的日子里想起萧蔷，和她留给我的生活片段。早些时候，我去过她曾经住过的房子，房主说她已经搬走很长时间了。房间里的摆设基本没有动，还是原来的样子，单人床、布艺沙发、电脑桌以及书架都还健在，只有主人不知了去向。
在这个冬季，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想起我们曾经度过的短暂的快乐时光。有一天晚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可能是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在床上，突然感觉到有人抱住我，是萧蔷！那温暖的身躯和淡淡的香水味是我所熟悉的，在黑暗中，她拥抱着我，抚摸着我的脊背，她的手指滑过之处都会使我一阵阵的发烫，我伸出胳膊紧紧拥抱着她，嘴唇沿着她的额头、面颊、脖颈，一路往下游走。我们像蛇一样互相缠绕，互相取暖，在最后的一秒，我感觉灵魂在一寸寸地升起，然后坠落！
伤感和迷失的情绪围绕着我，逐渐放大成一个无法派遣的叹息。恍然之间，我醒了。
第三章
记得大周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生活就是他妈的瞎折腾！折腾明白了就是龙，折腾不明白就是虫！
我们的老社长在征得上级领导同意后，对报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改革举措为报社赢来了短暂的热闹，月底一算，发行量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报社的仓库却被盗了，库存的纸张丢了不少。气急败坏的社长折腾半宿想出一个好主意，聘请了两名膀大腰圆的保安，负责报社的安全，说白了，就是抓贼。他们两个人的出现对小偷来说，绝对起到了震慑作用，报社的不安定状况得到缓解，然而，我们原来每月五十块钱的出勤奖突然取消了，集中到一块儿成为他们的工资。为这个，社长十分委婉地跟我们解释，他越解释我们越想不开，到后来，他干脆不解释了，我们倒习惯了两个保安的存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认真负责的保安们在发挥他们超常作用的同时，还不时地为我们创造着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警惕性很高，十分热衷于管闲事，该管的一定要管，不该管的抽时间也跟着搀和。有一天，何雨恬的口红不见了，保安员小张也跟着加入寻找口红的行列，用他福尔摩斯式的大眼睛到处搜索，甚至把报社外面方圆一百米的范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在询问何雨恬口红的牌子后，小张又去外面寻找，不大一会儿，他还真拿着一管口红回来了。他告诉大家找到了，并且当着报社所有人的面，把口红郑重地交给了何雨恬。
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