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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刚过，他决定不多想了。
稍早他拿来写东西的蓝圆珠笔，此时躺在报上字谜游戏的右边。阁楼里狭窄凌乱，男人一动不动地坐在矮桌前的破木椅上，顶头悬着垂着长穗的黄色圆灯罩。灯罩的布料因年深日久而退色，旧灯泡泛着微弱昏黄的光。
屋里很静，却非无声——屋中其实有三个人在呼吸，屋外更隐隐传来模糊而无法辨识的低响，那声音也许是远方公路上的车流，是遥远的海潮，抑或是大都市里百万人口在睡梦中发出的声息。
阁楼里的男子穿着米色夹克、灰色滑雪裤、机织的黑色套头毛衣和棕色滑雪靴。他蓄着一大把修剪整齐的胡子，颜色比他整齐地往后梳理的头发略淡。他的脸很窄，侧面棱角分明，五官突出。在他那充满怨恨及顽强的冷峻面容下，有着近乎童真的神情，看来脆弱无助而惹人心疼，同时又隐隐透着一丝狡黠。
男人有着湛蓝色的眼睛，眼神虽然静定，却茫然失焦。
他看起来就像个突然变老的小男孩儿。
男人已经这样静静不动地坐了快一个小时了，他的手放大腿上，两眼呆滞地望着退色的大花壁纸。
然后他站起来穿过房间，打开衣柜，抬起左手，从架子上取下一样东西。那是个扁长的物件，用滚着红边的白色厨巾包着。
一把插在步枪上的刺刀。
男人抽出刺刀，小心翼翼地拭掉黄色的枪油，然后放入泛着青光的钢鞘里。
男人虽然体形高壮，动作却异常迅捷轻柔，他的双手与眼神一样坚定。
他拉开皮带，把刺刀插入皮套的开口里，然后拉上外套拉链，戴上手套和格子呢帽，离开了房子。
木梯被他踩得嘎吱作响，但男人的步履却是轻盈无声。
屋子又小又旧，栖踞在小丘顶上。这是一个风高夜寒、星月无光的夜晚。
戴呢帽的男人绕过屋角，游魂般地走向屋后车道。
他拉开黑色大众车的左前门，坐到方向盘后，然后调整刺刀，让刀子靠在自己的右大腿边。
接着他发动车子，打开车前灯，上了公路往北驶去。
小小的黑车在暗夜中疾驰，仿佛是不受重力影响的太空飞船。
道路两旁的建筑逐渐密集起来，笼罩在灯光下的城市渐渐浮现，看来巨大而荒凉。城市里除了钢铁、玻璃和水泥筑成的坚硬冰冷的外表，所有的生命都消失不见了。
值此深夜，就连市中心的街道上也了无人迹，只能偶尔瞥见出租车、救护车和巡逻车的影子，此外便是一片死寂了。一辆黑白相间的巡逻车从他眼前呼啸而过。
信号灯周而复始地由红转黄、转绿、转黄，然后再转回红灯，却是了无意义。
黑车严守交通规则绝不超速，它在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放慢速度，乖乖地在每个红灯前停住。
车子沿着瓦萨路，行经中央车站和新落成的希尔顿旅馆，然后往左开到北铁广场，继续沿索尔街北行。
广场上立着灯饰缤纷的树，五九一路公车停在公车站上。
一轮新月悬在圣埃里克广场上方，波尼亚大楼上的蓝色霓虹指针显示时问是一点四十分。
此时此刻，车里的男子刚好满三十六岁。
男人接着往东走，顺着欧丁路驶过无人的瓦萨公园，和公园中冰冷的白色街灯，以及千万棵叶落枝枯的树枝投下的综错黑影。
黑车右转，沿着达拉街往南开了一百二十五码，然后刹住停车。
男人故意把两个轮子停在伊斯曼牙科中心阶梯前的人行道上。
他踏入夜色，关上身后的车门。
这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星期六。
这一天刚刚过了一小时又四十分钟，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第二章
一点四十五分，吗啡失效了。
他十点前才打过一针，换句话说，吗啡的止痛效果维持了不到四个小时。
痛感零零散散地又回来了，先是左横膈膜开始疼痛，几分钟后，右边也痛了起来，接着扩散到背部，一阵阵传遍全身。
疼痛来得又急又锥心刺骨，像贪婪的秃鹰在啃啄撕扯他的内脏一般。
他躺在高窄的床上，凝视着夜灯及映在白水泥天花板上的幽光，这些阴影形状怪异，跟病房一样冰冷而令人厌烦。
天花板不是平的，而是弯成两道浅拱，让人感觉离它十分遥远。天花板确实也挺高的，超过十二英尺，跟大楼里的其他东西一样式样陈旧。他的病床摆在石头地板的正中间，除此之外，房里只有两件家具：一个床头柜和一把直背木椅。
房间窗帘并未完全拉拢，而且窗户微微开着，冬舂之交的夜风从两英寸宽的缝隙吹入房里，屋中的空气寒凉而清新，可是他还是觉得床头柜上腐烂的花儿和自己的病体传出的气味令他窒息想吐。
他并没有睡着，只是清醒无比地默默想着一件事——止痛剂的药效就快过去了。
打从值夜班的护士咚咚地踩着木鞋出门沿着走廊走远后，已经过一个小时了，之后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外，他就再也没听见别的声音了。也许他还听到了自己忽快忽慢的脉搏，这些声音实际上无法辨识，只是出于他的想象而已，刚好配合着他对疼痛与死亡的畏惧。
他向来是个硬汉，无法忍受别人的错误或软弱，而且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将来也会有衰老或糊涂的一天。
现在他又怕又痛，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但手足无措。在为期数周的住院中，他的感官变得异常敏感，对各种形式的疼痛敏感得近乎反常，一想到要打针，想到护士每天抽血时会把针刺入他的胳膊，他就忍不住发颤。而且他很怕黑，无法忍受独自一个人待着。他开始聆听自己以前从未注意到的声音。
医院里的各种检查——讽刺的是，医生把它们称为“研究”一一搞得他疲惫不堪，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身体越差，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最后恐惧占据他整个心思，使他觉得自己浑身赤裸裸，紧张得只能顾得了自己。
窗外传出细小的声音，大概有动物穿过枯萎的玫瑰花圃吧，是田鼠？ 剌猬？ 还是猫？ 不过刺猬好像会冬眠？
他觉得一定是动物弄出的声响，同时又不自由主地抬起左手去找绕在床柱上以便他取用的呼叫铃。
可是当他的手指划过冰冷的床架时，一阵痉挛痛得他直颤抖，呼叫铃一下子滑开了，“咚”一声掉在地上。
那声音让他稍稍镇静下来。
如果他拿到呼叫器，按下白色按钮，那么他病房门上的红灯便会发亮，很快夜班护士会咚咚咚地拖着木底鞋从值班室跑来。
他虽然害怕，但自尊心也很强，他很庆幸自己没去按铃。
否则夜班护士一定会进房开灯，不解地看着可怜巴巴地躺在病床上的他。
他又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感到疼痛逐渐退去，接着又突然剧痛起来，就像有个疯狂的司机驾着火车在他体内乱窜一样。
他突然觉得内急，需要小解。
其实他床边有个尿瓶，就塞在床头柜后的黄塑料垃圾桶下，可是他不想用尿瓶。医生说，如果他愿意的话，随时可以起身。有位医生甚至认为稍做走动会对他有益。
他觉得还是爬起来开门走到走廊对面的厕所比较好。这件事可以让他分神，强迫他暂时先想点儿别的事。
他把毯子和床单推到一边，撑起身体在床沿坐了几秒钟，双脚悬在半空中。他一边整理白色睡袍，一边听到身下的塑料床罩簌簌作响。
他轻手慢脚地爬下床，直到汗湿的脚底触到冰凉的石地。虽然他的鼠蹊及大腿上都缠着大片的绷带，但还是试着站直身躯。成功了。他身上还穿着昨天动脉造影后的塑料紧压衣。
他把脚套人放在桌边的拖鞋里，小心地一步步走向门边。
他将第一层门往里拉，把第二层往外推，然后穿过漆黑的走廊进入洗手间。
上完厕所后他用冷水洗手，然后转身回去，并停在走廊上倾听。夜班护士的收音机里隐约传出模糊的声响，他身上又痛起来了，疼痛再次掀起他的恐惧。他心想，也许可以过去请护士给他几粒止痛剂，虽然没什么特殊效用，但反正她还是得打开药柜，拿瓶子倒果汁给他。拿过止痛剂后，他就可以清静一阵子，不会有人来烦他了。
办公室离他大概有六十英尺，他慢慢地走，睡袍在他的小腿上拍打着。
值班室的灯亮着，但里头没人，只有夹在两个半满咖啡杯之间的晶体管收音机兀自播着小夜曲，值班护士和勤务兵一定是去别的地方忙了。
房间开始摇晃，他只好靠在门上站稳，一两分钟后，等感觉好了些，才又慢慢地穿过昏暗的走廊回到自己房间。
房门跟他离开时一样微微开着，他仔细地将门关上，走了几步来到床边，脱掉拖鞋，手脚冰凉地回床上把毯子拉到脖子上。他瞪大眼睛静静躺着，觉得疼痛又在身上疾窜了。
房里好像有点儿不太一样，天花板上的阴影起了一些变化。
他几乎是立刻觉察到的。
但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他把目光移到空荡的墙上，然后转头往右望向窗户。
他很确定自己离开房间时，窗子是开着的。
可是现在却关上了。
他心中一慌，连忙抬手去拿呼叫器，可是呼叫器不在原处。
他忘了把电线和按钮从地上捡起来了。
他的手指紧扣在原本缠放呼叫器的铁管上，眼睛死盯着窗口。
两片长帘子之间的仍然是两英寸宽，但垂挂的模样已不像之前，窗子也关上了。
会不会是医院里的人进来过？
可能性似乎不大。
他全身冷汗直流，睡衣湿冷地贴在他敏感的肌肤上。
他惊惊颤颤，眼睛片刻不离地看着窗口，从床上坐起来。
帘子一动不动地垂着，但他很确定后面站着人。
是谁？ 他心想。
会是谁？
接着他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定是他的幻觉。
他摇摇晃晃地站到床边，光脚踩在石地上。他踉跄两步走向窗口，然后停住，微微弯着身体，两唇猛然抽搐起来。
躲在窗后的男人右手一挥，掀开帘子，左手同时抽出刺刀。
长长的刀刃上泛着冷光。
穿夹克及格子呢帽的男子火速欺身上前，然后站定，他两腿分开，身子拉得又长又直，将刀子举过肩头。
生病的男子立即认出对方，他张嘴想叫。
刺刀沉重的手柄立即击中他的嘴，他的嘴唇登时裂开，门牙应声而断。
那是他最后感觉到的事了。
接下来的事发生得极快，一切都在瞬息之间。
对方一拳击在他肋骨下的右横膈膜上，接着刺刀整个刺入，直没刀柄。
病人依然站着，头往后仰，这时穿夹克的男子第三次举起刀，一刀从他的左耳划到右耳，切开了他的咽喉。
割开的气管里冒出啵啵的气泡。
此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
第三章
周五夜晚，斯德哥尔摩的咖啡馆里应该挤满欢度周末的人群才是，然而今天却不同，原因其实很简单。过去五年来，餐厅的价格涨了整整两倍，一般工薪阶级连一个月出来吃顿饭都负担不起。餐厅老板怨声连连，大叹生意难做。那些没把餐厅改装成廉价酒吧或迪斯科舞厅以招揽年轻消费群的餐厅老板，靠吸引更多出手大方、持信用卡的商人来维持：商人就是喜欢在丰盛的餐桌上谈生意。
旧斯坦的“太平岁月”也好不到哪儿去。时间很晚了——准确说，已经是周六了——但刚才的一个小时里，一楼餐厅内只有两位客人。客人吃完牛排后，现在正在凹室旁的餐桌边喝咖啡和水果酒，并且低声交谈。
两个女招待坐在入口对面的小桌边折餐巾。年轻的那位一头红发，满脸倦容。她站起来扫了一眼吧台上的时钟，然后打着呵欠，拿起一条餐巾走到凹室的客人身边。
“吧台打烊之前，两位还要点些什么吗？ ”姑娘问道，同时拿着餐巾把桌布上的烟灰擦净。“要不要再来一点儿热咖啡呀，组长？ ”
马丁．贝克没想到被姑娘认出时，自己竟会有点儿得意。
通常他只会觉得讨厌而已。身为警政署凶杀组组长，马丁·贝克多少也算是公众人物，但他已经很久没在报纸或电视上出现了，女招待会认出他，大概是因为这间餐厅已经开始把他当成常客了吧。应该是这样的。迄今为止，马丁·贝克已经在这附近住了两年，偶尔出来吃饭时，多半会跑到“太平岁月”用餐，不过像今晚这样有人陪他吃饭的情况，倒是不常见。
坐在他对面的是他女儿英格丽。英格丽十九岁了，撇开女儿的金发和父亲的深色头发不说，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