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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沙?”屋里传来了她的声音,“怎么回得这么晚?”
她穿着睡衣来到门厅,也许,她已准备上床就寝了。她走到我身边,习惯地把脸贴上来要吻我,而我也同样习惯地俯身吻了她。她身上的香水味令人不快地刺激着我的鼻膜。洗澡之后洒香水,这是多么愚蠢的习惯啊!见鬼,要知道这可是我一直都喜欢的呀。是的,从前我喜欢这样,从前我喜欢她身上的香水味儿,而我们的床上也洋溢着这种香水的气息。
“萨沙,出什么事儿了?”她担心地问道,“电话一晚上响个不停,都在问今天演播的事。”
“没什么。”我无法压制自己的怒气,或许我的话说得太严厉了点儿。
“可人们都说,这事是不可思议的!可惜我没看见,演播时我正在回家路上。你倒是给我说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别管了,只不过是因为今天被迫搞直播,而且嘉宾的样子也不太雅观罢了。如此而已。”
她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恼恨得掉头就走。或许她生气了。当然是的,从前我可从未用这么冷淡的口气和她说话。而且一般说来,凡是与我和她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我们总会热烈而又关切地讨论一番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就是今天,无论有过什么不愉快,我也愿意和维卡交流与电影制片人谈话中的每个详情细节的,可我明白她要听的不是这些。而她的生气纯粹是装出来的。她其实一点儿都不气。无论在我的演播室发生什么,她都应绝对保持无动于衷。她如今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还需要多久,她雇的那个杀手才能令她摆脱我那令她感到压抑的在场。
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当然啦,我的兴趣与她的在色彩上略有差异,但我同样也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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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由窃贼闯入这一事实而引起的精神负担方面,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觉得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未丢失任何物品——谢天谢地。门上的锁被撬坏了这不假,可这用不了多久就能修好。可是,她越是观察丈夫,心里便越是忐忑不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开业的心理分析医师、医学博士——对未遂盗窃案的反应,要按妻子的观点看,明显不适当。他神经紧张、惊恐异常、不加掩饰,从而使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心里不光惊慌,而且还产生了怀疑。这疑心远非那么令人愉快。她所得出的结论是,鲍里斯一定有一些家庭预算外的财物丢失了,可他既不敢对警察,也不敢对她本人说。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努力做一位诚实的纳税人,她可不愿以此而给自己招惹什么不愉快,因此,她亲自掌管家庭所有的财务,并亲自关注诸如及时向当地税务局交税单的事。她想睡得安稳。作为一个大商人的女儿,她在童年时代度过的不眠之夜真是大多大多了。她父亲的诡计终于破产,而通向监狱囚室的道路,又被一个绳套打断了——她父亲在即将被捕的前夜,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十四岁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是在那时,暗暗发誓今后在自己的一生中,绝不能允许任何有碍平静生活的事情发生。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自己的生活却可以由自己来安排。
早在丈夫鲍里斯刚开始着手私人行医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立刻开诚布公地说:“你要是不对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们诚实做人的话,我立马就走,和你离婚,”她决绝地说,“这样的恐惧我早在小时候就已受够了,那时每一声风吹草动,都能使父母从床上蹦起来。我再也受不了这一套了。”
她觉得她的话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听懂了,至少,他们以后再没有谈起过这个话题。当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承担起监督财务和与税务部门打交道的职责时,丈夫并没有提出异议,这使得她相信他没有向她隐瞒什么事。难道他到底还是把部分收入隐瞒起来了吗?他会不会参与了某种可疑的交易,而把这笔收入作为“启动资金”投入商务运转中。而如果他参与的并非什么可疑的,而是犯罪的交易呢?喏,这不,那些打日工的这会儿不是正和鲍里斯分赃吗?对丈夫的惊恐不安和神经过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想不出任何其他解释。况且,她力图弄清情况的所有尝试都毫无结果。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不做咨询的业余时间里,总是久久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系统整理书籍和文件,像是在寻找什么,而对妻子的提问则含糊地咕哝了句什么。
“鲍里亚,你可要老实告诉我,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每天都会这样问他。
“什么都没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心神不安地说,“可使人害怕的恰恰在于什么都没丢。”
“你的话我不信。如果你什么都没丢的话,你急什么?你一直在找什么?你总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才会以为人家偷走的正是这件东西吧?”她套问道。
“我能找什么东西!”丈夫发了火,“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你是不是有一笔钱瞒着我?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我们不是已经讲好,鲍里斯……”
“我什么钱也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让我重复多少次才是个够呀?没有就是没有。”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生气地闭了嘴,进了卧室,可是,过了一会儿,委屈之情就被担心所取代了。要知道只要你略一分析,那么一切是再简单不过了:家里有钱,只要你愿意,这不难找到,可钱却没被人动过。家里也有珠宝,同样完好无损,放在原地,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么把贼给招来的?答案很明显:吸引他们的根本就是另外一笔钱,也许其数目远比这要大得多,且来历不明。而且,这些罪犯都知道这笔钱是单独存放的,而且还知道存放在哪儿。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瞒着妻子在暗中从事某种肮脏的金钱交易,而在这件事上,说轻一点儿,他有消息灵通的帮手;而说得重一点儿,是有一伙帮凶。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稳定而又安逸的生活中,光有这个就够了!她在中学时代受到的精神折磨还少吗?莫非如今还得为丈夫做下的蠢事而恐惧得发抖吗?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不在这儿。当年,许多年以前,她完全还是个孩子,无论她的父亲做出什么坏事,多大的责任也无需她来承担。如今情况不同。万一查出来,鲍里斯在与国家的金钱关系方面不干净,她也脱不了干系。谁会相信她一无所知,什么都没参与了呢?无怪乎人们都说:丈夫和老婆原为一体。而假如闹出丑闻,那么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也洗不清。她,一个税务纪律的热情斗士;她,女议员戈托夫齐茨,以无情揭露贪污受贿的政客闻名的女记者戈托夫齐茨,也说不清。拜拜了吧,名望!可这一切鲍里斯怎么就不明白呢?要知道我跟他说过多少次,又是祈求又是央告的……
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做起了以前从未允许自己做过的事。当丈夫在电话里跟人谈话时,她摘下并联机的听筒偷听他们的谈话。她在他的口袋和办公室书桌上的抽屉里翻找东西。当丈夫接待顾客时,她躲在门后偷听。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是来咨询的,可万一里面混进一个那样的家伙呢?这些事下流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长达三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一次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她认为这种事太可耻,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所不屑于做的。可她太想了解真相了。而丈夫对她,这一点显而易见,并没有说真话。
娜斯佳那位于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已经热得够呛,窗户洞开,街上汽车刹车时发出的疯狂尖叫声迫使她向窗外望了一眼。还好,谢天谢地,不是出车祸。不过是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啪”的一声怒气冲冲地甩上他那辆亮光闪闪的德国巴伐利亚新型车车门,疾步走进楼里。还没过3分钟,他就闯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
“到底是我对啦!”他不知为何得意洋洋地长出了一口气。
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这对我也算新闻。你总是对的。这次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心理分析医生家里发生偷盗的事吗?准确地说,是发生了撬窃案,可什么东西也没丢失。”
“记得。”她点点头。
“那你肯定还记得,我早在那时就跟你说过,我觉得这位医师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也记得。他今儿个又犯什么事了?”
“这我暂时还不知道。可是,现在又有了他老婆的尸体。还没凉呢。”
“干得漂亮,”娜斯佳伸展身体,仰在椅背上,舒展着由于久坐在文件桌前变得酸麻的肩膀说,“可为什么这么大的喜事不向区里报,而要给我们报呢?”
“因为被吓得惊恐万状的心理分析医师的妻子不是别人,乃是国家杜马的议员。这就是实情,可爱的娜斯塔霞。你就等着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和一大堆愉快的工作吧。”
“去你的,”娜斯佳沮丧地一挥手,“议员凶杀案,这不是我的专业。找我办的最好是与生命、爱情和世仇之类有关的。这我会。对政治我反正是一窍不通。”
列斯尼科夫狡猾地一笑。
“正如一位曾经为我填写毕业证的教授说的:没文化,这不成其为理由。你别指望科洛布克会饶过你,他才不会在意你对政治和经济的病态仇恨呢。”
“那倒也是,”娜斯佳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这么说,我们可以认为,撬门行窃的对象,不是医师而是他的妻子了。那么,她叫什么?”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
“莫不是一直都在为维护税务纪律而斗争的那个女人?”
“瞧,你还说什么你从不看报。你一直都在撒谎,我的小心肝,你只不过是在装傻。”
“可我真的从不看报呀。也就是说报我也是在读,可只读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可列什卡每晚都看消息节目,我也只好听几句。我的话绝对可信,我宁愿听游吟诗,也不听消息或综述,可齐斯加科夫在这方面与我的趣味不同,这多么可悲呀。”
这是真的。尽管娜斯佳的丈夫在忍耐和理解她的许多弱点和缺点方面,的确表现出奇迹般的宽容,但在一点上是不可动摇的:晚上8点的“消息”、9点的“时代”、10点的“今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妻子想听古典音乐的话,那就请在信息节目以外的任何时间听吧。
然而,玩笑归玩笑,破门撬锁夜入民宅,加上接踵而来的凶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罪犯寻找的很可能不是金钱和珠宝,而是某种文件。娜斯佳那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多年的继父说得对:信息之争乃重中之重。有时候是有人想要获得它,有时候则是想要毁掉它,老实说,所有纷争都不外乎这两种。如果无法找到并且把文件毁掉的话,那么,接下来往往就是把人——极其危险信息的携带者——给干掉。
娜斯佳对从事信息战很感兴趣。她惋惜的是,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一信息带有政治性质。可这是无可奈何的。有一件电视金钱案就够她干的了……是的,近来她的运气越来越不好,这样的时代到来了,那就是动机和理由愈益成为犯罪的基础;娜斯佳对之毫无兴趣的,比方说,爱情、嫉妒、复仇和深藏心中的仇恨,变得越来越少了。
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去向戈尔杰耶夫报告去了。半小时后,上校把娜斯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瞧,我们不能总是坐着一动不动了,”他嘟囔道,“去,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起去找死者的丈夫。当然,他现在的状态还不能提供条理清晰的证言,但我们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你们也知道,她是国家杜马议员。各种各样的电话和要求每分钟都可能出现。动起来吧,孩子们,不要再拖延。”
“可……”娜斯佳刚一开口,就被戈尔杰耶夫打断。他对自己这位下属太了解了。
“别担心,我不会派你到杜马去的。你到那儿去也无济于事。你的弱点在于不善于同我们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让科罗特科夫和杜马议员打交道吧,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你今天先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道干,以后我要把他转到另外一条战线上去,我把死者的丈夫、她的亲戚和朋友们就交给你了。”
“谢谢。”娜斯佳感激地点了点头,她已经无数次感激命运赐给她这样一位处长了。
好吧,这就轻松多了。每次当某一显赫人物死于罪犯之手时,报刊上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