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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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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面临这样的局面,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很混乱。尤其是在党内,相互埋怨的腐蚀党内的团结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干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4年工作的评价也褒贬各异。
  
  当时,我作为中共龙山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困难重重,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负疚感便重压心头,有时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路该怎么走,工作该如何干,在实践中也看出了不少问题,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观上“大跃进”的气候还没有消失,主观上对有些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工作上一时显得束手无策,思想上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急需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急需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来自最基层的声音,恐怕也是高层领导人所听不到的吧!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上下通气”。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齐心协力找出路,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耗下去。
  1962年1月11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分发到与会者手中,要他们集中讨论,广泛听取来自各条战线、各个层次的领导人的反映。同时,成立了由刘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
  从各方面对报告反映的情况看,与会者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疑问,比较集中的是:“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的问题。“左”和右,实际上是根本。
  根据反映,1月17日,刘少奇主持了第一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初步修改。来自上海的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作为毛泽东称之为“柯老”的人物,作为“大跃进”的鼓动者和力行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代表们就“大跃进”提出质疑表示了担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办法鼓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几种地区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华东区到1967年就可以完成4000亿斤的指标。
  柯庆施说,对《书面报告》越看越没有劲。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60年代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年提出的八字方针是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刘少奇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刘少奇看问题向来是很透彻的,这一句话就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庐山会议后,全党上下怕右,“宁左勿右”,以至于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切实的解决,都是因为在思想上有顾虑。
  彭真披肝沥胆,直话直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顺着彭真的思路,邓小平接下来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觉到,有毛泽东这个表态,就更无顾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0。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彭真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而彭真的话,比彭德怀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越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显然,周恩来是要保护彭真,也要保护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更大的冲击,因此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接着发言,没有顺周恩来的思路讲,而是接着昨天的彭真发言讲,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话里透着弦外之音,也可以听得出“霍霍”的磨刀声。
  有彭德怀之前鉴,彭真不得不对陈伯达的话作出回答:“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这番话,实际上后来毛泽东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将会议延期,开了一个“出气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1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刘少奇首先发言说:《农业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纲要中规定的粮食产量淮河以北亩产400斤,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刘少奇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对柯庆施的发言中,存在的还要肯定《农业纲要四十条》,看来还要来个“继续大跃进”而说的。可见,统一党内的思想还是要经过争论的。
  薄一波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说:“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说:“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刘少奇最后说:“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这样,对“大跃进”的认识,基本上回答了柯庆施提出的疑问,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至此,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上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
  1月22日,报告的第二稿出来后送毛泽东审阅。24日,毛泽东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报告认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主要缺点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当然,在报告中,刘少奇还认为,总的来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够的。
  1月25日,报告稿在刘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准备提交大会。报告总共4万多字。按照惯例和原定计划,报告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
  1月26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对他说:“好啊!既然报告已经印发,你就不要念这个稿子了,大家都学习了嘛!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报告了,怎么来得及写报告呢?
  刘少奇还是接下来这个任务:“那么,大家继续开会,我先撤了!”
  毛泽东一挥手:“我们也就聋子放炮——散了,现在散会,让少奇同志一个人去继续奋斗吧!”
  就这样,刘少奇在准备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的同时,还要赶写口头讲话稿。刘少奇在大会前经一夜的思考,拟了个讲话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稿提纲。
  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传给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赛似的一页一页传阅。讲话提纲总共才10多张纸,字又大,很清楚,不一会儿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们对刘少奇的讲话提纲表示同意。
  在书面报告里没有说的话,都在即席讲话中说了出来。的的确确对与会者的触动非常之大。
  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
  刘少奇的这个即席讲话,直指国内的困难形势及造成这种困难的缺点错误,还有解决的办法。
  刘少奇讲话时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
  这一点,令与会的代表们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惯例,刘少奇从中共八大开始,在中央召开的重大会议上作报告,都是拿着厚厚的一叠稿子念的。
  而刘少奇的讲话内容,更出乎他们的意料。以往,报告几乎都是颂扬成就,鼓足干劲的内容。而今天,刘少奇却作了一个主要内容与以往不同的讲话:是以摆事实,讲道理,提出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为主导。
  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既综合了自己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又吸取了会议期间的一些反映,可以说是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纵横捭阖,如驰骋疆场上的将军一般虎虎有生气,吐出肺腑之言。
  刘少奇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内容,而是“醍醐灌顶”,给各路诸侯“降温”,要他们认识到困难形势,也要他们认识到造成困难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刘少奇实事求是,也敢于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刘少奇是作了一个表率。
  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刘少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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