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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两口”之前，爸爸总爱感叹一番，把开车时心中所思所想一股脑儿抒发出来（爸爸一路开车，我就待在后座，看漫画书或自个玩纸牌解闷）。他那一番感叹，往往跟妈妈有关。要不然，就是让他困惑和着迷了——辈子的其他一些事情。
爸爸结束水手生涯返回陆地后，就一直对机器人抱着莫大的兴趣。这本身也许无可厚非，但爸爸的兴趣似乎有点过了头。他一口咬定，总有一天科学家会制造出一批“人造的人”。他所说的人造人，可不是那些眼睛闪烁着红绿光芒，喉咙发出空洞声响，神情举止非常呆笨的金属机器人。哦，不，爸爸说的不是那种东西。爸爸相信，科学家早晚会创造出跟我们一样会思考的人类。他的想法还有更古怪的呢。他相信，本质上我们人类也是人造的、虚假的物体。
“我们只不过是有生命的玩具娃娃，”他总是这么说。
每天只要两杯黄汤下肚，这句话就会蹦出来。
我们在乐高游乐场时，爸爸静静地站在一旁，眼睛瞪着那些乐高玩具直瞧。我问他是不是在想妈妈。他只摇了摇头。
“汉斯·汤玛士，”爸爸叫我的名字，“想想看，如果这群玩偶突然站起来，绕着这些塑胶房子蹦蹦跳跳走动，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爸爸，你在胡说八道嘛广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我总觉得，带孩子到乐高游乐场游玩的父亲，不该对孩子讲这样话。
我正想开口向爸爸要钱，买一客冰淇淋来吃。你瞧，我已经学到一招诀窍：开口向父亲要东西之前，先让他发表一些怪沦。我知道，偶尔父亲会为自己在儿子面前大发怪论感到罪疚，而当一个人感到罪疚时，他就会变得比较慷慨大方。我正要开口向爸爸要冰淇淋，他却说：“本质上，我们只不过是有生命的乐高玩偶罢了。”我知道这客冰淇淋跑不掉了，因为爸爸开始谈论起人生的哲理。
我们一路南下，驱车直奔雅典城，但我们可不是去度假的。在雅典一—或至少在希腊某个地方——我们父子俩打算去寻找妈妈。我们没把握能找到她，就算：找到她，我们也没把握她会跟我们回到挪威的家。但是，爸爸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试试，因为我们都觉得，家里没有她，我们父子俩今后的日子不知要怎样过下去。
我四岁那年．妈妈离家出走，抛弃了我和爸爸。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到今天我还管她叫“妈妈”。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彼此了解日深．如同”一对朋友。有一天我终于决定不再唤他做“爹地”。
妈妈跑到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当时我和爸爸部觉得，身为四岁小孩的母亲，她确实也应该寻找她的自我了。我只是不明白。
寻找自我一定要离家出走吗？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在艾伦达尔镇这儿——把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呢？如果还不满意，可以到邻近的克欣桑走一遭，散散心呀。奉劝想寻找自我的各位仁兄仁姊：一动不如一静，乖乖待在家吧，否则，不但自我没找到，反而从此迷失了自己啊。
妈妈离开我们那么多年，我现在连母亲长成什么样子都记不起来。我只记得，她比别的女人都漂亮。至少，爸爸向来都是这么说的。爸爸也认为，愈是漂亮的女人，愈不容易找到自我。
妈妈出走后，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她。每回走过艾伦达尔镇的市集广场，我总觉得妈妈会突然冒出来，出现在我眼前。每次到奥斯陆探访祖母，我都会跑到卡尔约翰街Karl JohanSteet）寻找她。可是，我一直没碰见妈妈，直到有一天爸爸从外头带回一份希腊时装杂志。封面的女郎，不就是我妈妈吗？内页也有她的照片。
从照片看，显然妈妈还没找到她的自我；她在镜头前摆出的姿势和装出来的神情，一看就知道是在刻意模仿别人。我和爸爸都为她感到难过极了。
爸爸的姑妈到希腊克里特岛（Crete）玩了一趟，带回这本杂志。在克里特，封面印着妈妈照片的杂志挂在书报摊上，满街都是。
你只消丢几个铜板到柜台上，那本杂志就是你的了。一想到这点，我就觉得很滑稽。这些年来，我们父子俩一直在寻找她，而她却出现在克里特岛的街头，摆个姿势，向路人展露她的笑靥。
“她到底跑到哪儿去子？她到底鬼混些什么？”爸爸气得直搔他的头皮。但是气归气，他还是把杂志上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卧室墙上。他说，照片中的女人虽然不能肯定就是妈妈，但看起来跟妈妈总有几分相像。
就是在这个时候，爸爸决定带我去希腊寻找妈妈。
“汉斯·汤玛士，咱们父子俩去希腊一趟，把她给拖回家来。”爸爸对我说。“否则的话，我担心她会溺死在时装业的神话世界哕。”当时我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我只知道，当你穿太大的衣服时，样子就会被衣服淹没掉，但可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会溺死在神话世界里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神话真会溺死人的，每个人都应该格外当心。
一路驱车南下，当我们在汉堡市郊外的高速公路停下车子，让爸爸抽两口烟时，爸爸开始谈论起他的父亲。其实，这些事情我早就听说过很多次了，但如今站在公路旁，看着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耳边听着祖父的故事，感觉可就完全不同。
你晓得吗？我爸爸是一个德国士兵的私生子哩。提到这件事，我不会再感到尴尬，因为现在我知道私生子跟其他孩子一样有出息。这话说起来容易，毕竟，我没经历过我爸爸那种惨痛的成长经验，被迫在保守的挪威南部小镇长大。
也许是因为我们踏上了德国的国土，父亲触景生情，开始诉说起祖父和祖母之间的情缘。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食物非常匮乏。有一天，我祖母丽妮骑上单车，到一个名叫佛洛兰（Froland）的地方去摘一些越橘。那时她才十七岁，路上她出了事情：她那辆脚踏车的轮胎漏了气。
祖母那次摘越橘之旅，是我生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乍听之下，这话说得有点奇怪——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怎会发生在我出世前三十多年前呢？但是想想看，那天我祖母的轮胎若没漏气，她肚子里就不会怀下我爸爸。这个世界没我爸爸，当然就不会有我啰。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祖母在佛洛兰摘了满满一篮越橘，正要赶路回家，轮胎忽然漏了气。当然，她身上没带修车工具，但就算她身上有一千零一套修车工具，她也修不好那辆脚踏车的。
就在这个时候，乡间小路上出现一个骑着脚踏车的德国兵。他虽然是德国兵，却不像一般德国军人那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个德国兵温文儒雅，对待一个在回家路上遭遇困难的年轻姑娘，礼节十分周到。巧的是，他身上带有一套修车工具。
那个时候，挪威的德国兵，如果真的像一般人想象那样，都是大坏蛋的话，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我祖父就不会理睬路上受难的姑娘。当然，重点不在这里。当时我祖母实在应该保持矜持的态度，严词拒绝一个德国兵提供的任何帮助。
问题是，这个德国兵渐渐喜欢上这个受难的姑娘。这一来可就惨哕。不过，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每回讲到这个节骨眼，爸爸就点一根烟来抽。
更糟的是，祖母也喜欢上那个德国兵。这是她犯下的最大错误。德国兵帮她修理脚踏车，她不只说声谢谢而已，居然还陪他—路走到艾伦达尔镇。这个大姑娘实在太不知检点了。要命的是，她竟然答应再跟这个名叫盎特菲德威伯·卢德维格·梅斯纳（UnterfeldwebelLudwigMessner）的德国兵见面。
如此这般，祖母就成了德国兵的情人。爱情这档子事固然是盲目的，选择权不在我们手里，可是，在爱上那个德国兵之前，祖母总可以选择不再跟他见面呀。当然，她没这么做，到头来可就有苦头吃啰。
祖母和祖父一直偷偷会面。她跟德国人交往的事，——旦被镇民发现，她在艾伦达尔镇就待不下去了。挪威老百姓对抗德国占领军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不跟他们打交道。
1944年，卢德维格·梅斯纳被匆匆调回德国，参加第三帝国东部疆界保卫战。他压根儿没有机会向我祖母道别。他在艾伦达尔火车站搭上火车，从此音讯全无，整个人消失不见了。战后祖母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但过了一段日子，她也不得不相信，她的情人在东部战场上被俄国兵杀死了。
若不是祖母怀了孕，佛洛兰脚踏车之旅和接着发生的事，早就被人们给遗忘了。祖父随部队开拔到东线前夕，和祖母一夕欢好，但直到好几星期后，祖母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
依爸爸的说法，接着发生的事彻底露出人的邪恶——每讲到这里，他就会再点一根烟来抽。1945年5月挪威百姓解放前不久，爸爸离开娘胎，呱呱坠地。德军一投降，祖母就被挪威民众抓起来。
挪威百姓最恨那跟德国兵交往的挪威姑娘。不幸的是，这种女孩还真不少，但下场凄惨的是那些跟德国兵生下孩子的姑娘。事实上，祖母跟祖父交往是因为她爱他，而不是因为她信仰纳粹主义。祖父自己也不是纳粹党徒。他被抓上火车，强行遣返德国之前，就跟祖母商量好，找个机会两人结伴穿过边界，双双逃到瑞典去。不巧，那阵子有谣言说，瑞典边防军奉命射杀穿越边界的任何德国逃兵，因此祖父和祖母不敢贸然成行。
艾伦达尔镇民使用粗暴的手段对待我祖母。他们剃光她的头，在她身上拳打脚踢，也不管她刚刚生下孩子。老实说，德国兵卢德维格·梅斯纳比这些挪威百姓文明多了。
顶着一颗光溜溜的头颅，祖母逃到奥斯陆，投奔她的舅父崔格维（Trygve）和舅母英格丽（Lngird）。如果她继续待在艾伦达尔，恐怕连命都会送掉。那时正好是春天，但祖母还得戴上呢绒帽，因为她的头秃得像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她母亲留在艾伦达尔，祖母直到五年后，才带着她儿子——也就是我爸爸——回到故乡。
祖母和我爸爸都不想为发生在佛洛兰的事辩白。他们只想知道，他们母子究竟要受多少惩罚？一桩罪行，到底要株连几个世代的人？当然，未婚怀孕是难以原谅的事，而在这点上，祖母也从不推卸责任。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连无辜的小孩子也不放过。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爸爸是由于人的堕落才来到这个世界，但我们不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吗？我知道这个比拟有点牵强。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环绕着苹果进行，而我祖父和祖母那档子事，却牵涉到越橘。但是，像月下老人似的将祖父和祖母牵引在一起的脚踏车轮胎，看起来，还真有点像诱惑亚当和夏娃的那条蛇。
不管怎样，身为母亲的女人都知道，你不能为了一个已经出生的孩子；一辈子自怨自艾。更重要的是，你不能把气出在孩子身上。
我也相信，德国兵的私生子也有权享受幸福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和爸爸的看法并不完全—致。
童年时期的爸爸，不但是个私生子，而且还是个敌人留下的孽种。在艾伦达尔镇，尽管成年人不再对“通敌者”拳打脚踢，孩子们却不肯放过那些可怜的私生子。有样学样，儿童模仿起大人的恶行来，往往青出于蓝。这一来．小时候的爸爸可就尝尽了苦头。他忍气吞声，直到十七岁那年他决定离开心爱的艾伦达尔镇，到海上去谋生活。七年后他回到故乡。那时，他已经在克欣桑结识了我妈妈。
他们搬进希索伊岛上一栋占老的房子，而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时间是1972年2月29日。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佛洛兰发生的那档子事，我也是难辞其咎。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原罪”啦。
爸爸身为德国兵的私生子，有个很不快乐的童年，长大后又在海上谋了好几年的生活，难免沾染上喝酒的习惯，没事就喜欢喝个一两杯。但我发现，爸爸岂止是为了忘掉往事。事实上，只要两杯黄汤下肚，他就开始谈论起祖父和祖母，开始诉说起自己身为德国兵私生子的悲惨遭遇。说着说着，有时他不免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我发现，在酒精的刺激下他的回忆变得更加清晰，犹如泉涌。
在汉堡市郊高速公路上，再一次告诉我他生命中的际遇后，爸爸说：“然后你妈妈失踪了。你上托儿所，她找到第一份工作，当舞蹈老师。接着她改行充当模特儿，三天两头往奥斯陆跑一趟，有时还到斯德哥尔摩去。有一天，她忽然不回家了。她只留给我们父子一封信。信上说，她在国外找到一份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人们说这种话时，往往表示他们只在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