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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中国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发动叛乱，中国政府胜利地平息了叛乱。当时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赞同对中国的所谓“谴责”；与此同时，阿尤布·汗总统又向印度提出签订“共同防务条约”的建议。
这些行动似乎意味着中巴关系步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但是，中国除据理反驳联合国的无理指责外，中巴关系并未受到影响。因为中国深深地理解“一个努力保护自己的小国所受的限制，在战略上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决定。”
阿尤布·汗总统在其回忆录中评论中国对他向印度提出签订“共同防务条约”建议的反应时说：“中国人原本可以追问这样的条约是针对谁的。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对此没有兴趣。也许他们知道，我们对提出的建议并不是认真的。他们知道，不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巴印关系必然是不稳定的。”
中巴两国的友谊不仅仅表现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世界和平，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困难时，中巴两国彼此能相互支持和帮助。
巴基斯坦前总统开亚·哈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巴基斯坦的每一个危急时期，中国都是站在巴基斯坦一边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一直给予巴基斯坦援助。”
巴基斯坦是一个小国，政治上刚刚独立，经济上又面临着许多困难，加上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国内的东西巴矛盾，使这个本来就弱小的国家又增添了许多灾难。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965年的印巴战争，它使中巴友谊经历了一次真正的考验。
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对印巴两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不偏不倚，实际上是暗中支持印度。因为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及其后美国和苏联部向印度运送了大批的武器。这时候美国对巴基斯坦实行武器禁运，而苏联的武器却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态度极为明朗。中国一方面公开谴责美国和苏联在印巴战争中偏袒印度；另一方面，明确、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侵略，以维持南亚地区的和平。
1965年4月，印巴在库奇·兰恩地区发生冲突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印度的侵略行径。9月7日，印度军队越过印巴两国边界进入巴基斯坦后，中国更是予以严厉谴责，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严正指出印度政府对它任何一个邻国的侵略都会引起所有邻国的关注，它应承担侵略行径的后果。9月16日、19日，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印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对印军“攻击拉合尔是印度的防备措施”的说法予以义正词严的反驳。
除了这种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还给巴基斯坦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军事援助。据巴基斯坦有关材料的统计，1966年月，中国给巴基斯坦1．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到1970年，巴基斯坦坦克的45％、飞机的33％、截击机的65％和90％的最现代化的战斗机都是由中国提供的。
中国对巴基斯坦道义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完全是为了伸张正义，是从维护南亚的和平安定考虑的。因此，中国政府同时也要求两国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停火决议。所以，后来巴基斯坦舆论称赞“中国为南亚和平事业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
中国在巴基斯坦最困难的时期给予巴基斯坦人民坚定的、无私的支持深深地印在了巴基斯坦人民的心中，使中巴友谊深入人心，并代代相传。同样，在中国人民有了困难的时候，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为中国伸张正义，也给予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蒋介石集团非法占据。在这件事上；巴基斯坦态度极为明确，多次声明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到1971年，巴基斯坦每年都是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决议草案的联合提案国之一。
在中美关系恢复上，巴基斯坦利用自己与中美两国都保持着密切关系的特殊条件，更是起了重要作用。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后，适时调整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其中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中国政府也利用这个契机，开展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7月9日，当时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享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从中安排，在伊斯兰堡转机来中国的。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恢复是巴基斯坦传递的信息，架设的桥梁，其功不可没。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经济上也是交往密切。1963年1月，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65年2月，两国又签订了第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同年3月，阿尤布·汗总统访华，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巴文化合作协定。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还是给予了巴基斯坦力所能及的援助。1956年到1979年间，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总额为49。6亿美元，其中援助巴基斯坦为6。2亿美元，占总额的13％。
中巴经济合作范围广泛，内容多样，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在交通方面。中国与巴基斯坦在交通上实行的是陆海空立体合作。
在航空方面，1963年8月29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巴航空运输协定》。这个协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巴两国的交往，不仅增加了巴航的营业范围和收入，而且使中国有可能经巴基斯坦而同中东、非洲、欧洲开辟航线。1970年，中国从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购买了4架三叉戟飞机及配件。中国还向巴基斯坦改建和扩大卡拉奇机场提供了设备。
海运方面，1965年4月，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巴双方建立海运联系的协议。1960年10月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允许双方轮船在对方的任何港口停泊和运送货物。
陆路方面，修建了著名的“今日丝绸之路”—一通过红其拉甫山口连结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和中国新疆的喀喇昆仑公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1．5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战风雪、斗严寒，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78年完成了这条长约774公里高海拔的宽阔的全天候柏油公路。1978年6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喀喇昆仑公路的竣工典礼。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际公路，把中巴两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中巴两国友谊的象征。
中巴两国这种如磐石般坚固的友谊，是两国在理解、信任、支持的基础上世世代代缔造并传袭下来的。虽然两国国内政府首脑几经更迭，但中巴友谊却永葆青春。这次贝·布托总理刚刚上台执政就来华访问，就是要将这种友谊继续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1989年2月12日上午，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贝·布托总理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并相互介绍了各自的对外政策。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经贸、技术合作关系具体交换了意见。
贝·布托总理深情地说道，巴中关系已有近40年的历史，两国关系已经成熟。巴中友谊是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基石。这是基于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关系，它的特点是多方面发展，多方面合作。
她表示巴基斯坦人民党政府将为巴中友好关系起新的促进作用。她说，巴中两国对阿富汗、柬埔寨等重大国际问题看法一致。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中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贝·布托总理表示希望巴中在教育、旅游、商业方面的交流有进一步的发展。她说，应在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两国贸易的潜力。她表示支持中国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
贝·布托邀请李鹏总理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巴基斯坦。李鹏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愿意在年内访问巴基斯坦。
李鹏总理在会谈中说，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热点问题都在进行政治解决，这是值得欢迎的。当今世界和平的因素虽在增长，但战争的因素仍然存在，对此要提高警惕。
谈到中苏关系时，李鹏说，中苏关系的改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会针对任何第三国。
关于柬埔寨问题，李鹏说，柬埔寨问题的国际和国内两方面不可分割。越南撤军后，我们坚决主张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如果柬埔寨问题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中越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善。
关于阿富汗问题，李鹏表示，我们对阿富汗国内现在出现的内战局势表示关注。我们不希望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中国希望在阿富汗组成一个基础广泛、能为各方接受的联合政府，在阿富汗实现和平。听到这里，贝·布托总理微微点了点头，对中国政府的立场表示赞许。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李鹏笑着说，中巴关系很好。援助是双方相互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帮助了巴基斯坦。但限于中国的物力财力，这种帮助也是极有限的。我们同时也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帮助。我们的关系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
会谈一共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但双方都毫无倦意。会谈气氛热情友好，双方都沉浸在中巴友谊的美好前景中。
中午时分，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
李先念说：“不论是政府更迭，还是发生其它情况，中巴关系仍然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李先念还提起贝·布托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并让贝·布托转达他对布托夫人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贝·布托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也是一位为中巴友谊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熟悉的巴基斯坦政治家，现任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国民议会议员。她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并怀有深厚的感情，曾多次来中国访问。除1965年、1972年、1974年、1976年随丈夫佐·阿·布托访问中国外，1973年2月17日．她还作为总统夫人应邀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了北京庆祝巴基斯坦国际航宇公司开航的招待会。周恩来总理、邓颖超等同志亲切会见了她。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努斯拉特·布托的宴会上说：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近年来，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努斯拉特·布托在欢迎宴会上说：“我能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到你们伟大的国家，感到光荣，特别由于这是一个喜庆的计划。巴航飞越喀喇昆仑山的开始通肮，又一次体现了我们两国之间很密切的关系。对我个人来说，这次使我有机会重温过去几次访问中国所得到的十分愉快的记忆。我们受到的热情和欢乐的接待，在我心中重新激起了布托总统和我本人对贵国及其各位伟大的领导人所怀有的深切的友情。”她还说，你们表达的情谊，反映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巴基斯坦的诚挚和深厚的友谊！
努斯拉特·布托还去上海和杭州进行了参观访问。所到之处，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她的这次访问，为中巴友谊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努斯拉特·布托在结束访华后谈到观感时说：“我带着巴基斯坦人民、总统和政府对中国人民和领导人的问候和良好祝愿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访问期间，我们到处都受到了极好的和热诚的招待。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来欢迎我们。周恩来总理象通常那样和蔼可亲地亲自接见了我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是非常愉快和有教益的。”
1988年9月17日，努斯拉特·布托夫人长期在伦敦治病回国后不久，即在9月30日出席了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举行的中国国庆招待会。第二天，努斯拉情·布托夫人又乘飞机从巴基斯坦最南边的著名海滨城市卡拉奇飞往北部山城首都伊斯兰堡，参加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李先念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曾于1975年4月、1979年1月两次对巴基斯坦进行过友好访问，并与布托夫妇结下深厚的友情。
贝·布托也代母亲问候了李先念主席。他说她的母亲希望有机会能再来中国，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