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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美好的景致和心境里，我不想立即回到我无聊的办公室，我想兜兜风，尽情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刻。
我沿着大道向东驶去，很快便驶入了城东开发区，这里道路宽敞，建筑雄伟，视野开阔。特别是环城路以东，有一望无际的田野，怡红快绿，清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我沿着环城东路慢速由南向北驶去，任微风吹拂我的长发，任清香扑满我的心肺。我想，等狄青办完了案，我一定带她来兜兜风，我们可以把车停在一个阳光充足，绿草丰茂的所在，在那儿轻松做爱、追逐嬉戏，或者畅想美好的未来。
伴随着我美好的畅想，“吉祥花园”、红星小区、仙营别墅区，这些美丽的住宅区渐渐次退到我的身后，这是这座城市的骄傲，是经济发展，人们安居乐业的明证。我喜欢城市，喜欢它的发达和文明。这也是我的天地，我要在这个天地里施展才华，创造奇迹。
突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无意间正走上了一条谋杀的路线，我最初经过的地方是“吉祥花园”那是王书娟被杀的地方，接下来是红星小区，那是于亭被杀的地方，往后，是仙营别墅区，那是孙丽被杀的地方，再往下，我不用想已经知道，到了这条路的北端再往西一折，就是北林小区，是钱红被杀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倒过来，这四个被害人所住的地址正好是从钱红开始，围绕着这个城市的东半部，按照顺时针的方向由北向南排列的。
这是巧合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我宁愿相信它不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里面必然隐含着一个规律。
我所有的闲情逸趣被赶得一干二净，我的思绪一下子又转移到了那四起谋杀案上。
我必须找到它们内在的规律性，找到那个可恶的凶手为什么按照这个顺序来实施他的杀人计划。
我立即加速，再也无心留连那些美好的景致，返回了办公室。
我从电脑里迅速地打出我所列出的四位被害人的特征对比表，从住址栏里，再一次确认了她们的位置。然后我从网上下载了一张市区的地图。
我把地图铺在我的办公桌上，用红色的铅笔把四个被害人的地址圈起来，它们在地图是立即醒目起来。没错，应该是有规律。钱红的位置在正北，然后是孙丽，位置在东北，再向下走是于亭，位置在正东，最后是王书娟，位置在东南。
凶手为什么这样做，他是沿着一个什么样的思路选择被害者的呢？除了这个顺序，我还是得不到答案。我在那个地图上来回地画线，直到画得地图面目全非，还是一无进展。
不得已，我又从网上下载了几张市区地图。在一份新的地图上，我重新审视那些地方，继续苦思冥想。
钱红与于亭的位置忽然给我了一个启示。她们都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钱红的住处正在市区中心南北主干道的北首，而于亭的住处正位于市区东西主干道的东头。南北与东西干道的交汇点，是我们这个市区的中心，而这里座落着我们这个城市的政治心脏。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点就在这里。我自然地联想到了我关于这四起谋杀案的发现，即凶手的目标都是领导干部子女这一事实。如果这是其中一个规律的话，那么凶手很可能就是市委和市政府这两个院里的机关干部，那么也就是说，他也许是以市委的市政府这个位置为中心，然后以某种思路选择他的谋杀对象。
我为这一小点点的设想而激动不已，要知道，也许我选对了思路。我拿来一把尺子，用红铅笔把四个被害人的住处点与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点连接起来。象什么？我来回地审视，很明显，象是一个“田”字的右半边，钱红在顶端，孙丽在右上顶处，于亭在正中东端，王书娟在右下顶处。我量了量这四个点与中心点的距离，没有共同点，它们的长度显然不一样。
似有了规律，又没有明显规律。我在迷惑中继续假设。我拿起尺子，把已经划好的线向反的方向延伸，画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个规则的图案。这个图案是一个“米”字。
这个“米”字型图案给我带来了另一种想象，“米”这个字，非常象“杀”字。这个凶手非常痛恨领导干部，他的心中充满杀气，也许他就是利用这个字来设计他杀人的路线。
如果再有一个被害者，我也许就能证实我的判断，但正如“摩丝”所说的那样，难道我们希望还会有无辜的人再被杀害吗？
我陷入了一种无比矛盾而痛苦的情绪里，从情感上说，我绝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个被害者，但为了逮位这个可恶的凶手，我们也许还需要一位被害者。妈的，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想，不管我们怎么不情愿，这个凶手也许还会继续他的谋杀。明天，是的，星期四，也许会出现位新的被害者。如果我的这一设想是合理的话，被害者的住处应该在“米”字竖笔的底端，假如之后再有一位被害者，她的住处应该在“米”字下面一撇的底端。
我立即紧张起来，我不能等了，我要尽我的力量阻止这个凶手。也许我是错的，但如果我想对了呢？
我迅速地打开笔记本电脑，从一百多个领导干部的“廉政档案”里细细在查找，查找他们的住处，查找他们女儿的住处。
这的确需要很大的功夫，但是我必须这样做。
天哪，我终于找到了。谢晓桐，市规划局谢局长的女儿，31岁，住南关小区26号，正是“米”字的最下端。
假如没有谢晓桐处在这个位置上，也许我会对刚才的设想产生怀疑，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接近了事实真相。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她。
我用红色的铅笔在谢晓桐的住处重重地圈了一笔。
怎么办？打个电话告诉谢局长？
不行，假如我的推断不正确呢？
那么给“摩丝”和狄青说一声？
我也否定了自己。如果不是我所设想的那样，岂不是白白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
我决定自己来干，如果是真的，我完全有能力保护那个设想的被害者，我完全有能力阻止那个凶手，我要在他行凶的时候逮住他。
这一想法让我激动，也许我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我为明天的任务进行了细致的设计，想到了应该想到的所有细节。为了熟悉环境，我开车去了谢晓桐所住的那个地方。
谢晓桐的住处位于南关小区的南部，再往前几米就是把中心市区与岛城区隔开的那条河。这里是老城区，不象城东区那地方充满了富足与繁华的景象，但这里的景色不错，一条流动的河，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生活情趣。颇有江南水乡的情调。她的院墙不高，是那种铁制的围栏，齐腰高度，纵身一跃便可进入。院墙四周栽植了冬青及其他树木，使院子显得宁静安祥。
我在她院子大门侧不远处选择了一个地点，那里冬青树茂密，可作掩体。此时，夜色已至，我在那簇冬青下试着蹲下来，还好，从这里完全能够看到大门和里面的屋门。
确定了这个地点，我又观察了周边的环境，然后开车回家。
43
回到我的住处，我好好犒劳了自己一顿美餐，然后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上没有多少我喜欢的东西，除了肥皂剧便是那些少男少女在电视上搞些这样那样无聊的游戏，再不就是没完没了的新闻。
我最讨厌的就是新闻，人家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我们各级的新闻不过是领导干部日常生活的纪录片。处处是狗咬人，没有一个人咬狗，真他妈没看头。
我关掉电视机，上床睡觉。我必须养足精神，以充沛的体力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对付那个凶残的家伙。
我一觉睡到早上七点，拉屎撒尿，洗脸涮牙，吃火腿面包，喝鲜纯牛奶，然后穿戴齐整，人模狗样地去上班。
坐在办公室里，我的思维早已飞机出窗外。我一直再想着晚上的行动，这让我激动又让我担心。时间好象被冻结了，我不知道将怎么熬过漫长的一天，我期待着夜色快快降临。
下午，骚娘们儿来到我的办公室，她告诉我说，下周将召开一个廉洁勤政事迹报告会，让我为她准备一个讲话稿。
妈的，现在的领导，越来越好当了。不论开什么会，就是他说上一句话，也要现成的稿子，他只需要照本宣科就是。这样的习惯上上下下的领导都学会了，下一步再发展，就该是各级领导人再克隆一个自己，他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办公室里，或者躺在小情人的怀里就可以号令天下。我真担心这些领导们的智商会下降，他们说话的能力会萎缩。开个会，别说要发表重要讲话的人，就是主持人的主持词都写得好好的，第一句话大都是：“同志们，现在开会。”这也要写在纸上。然后是：“这个会是经过研究召开的，很重要”云云，真他妈的好笑。有人玩笑说，如果从街上任意找一个稍能认全几个字的半痴呆流浪者，给他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再把头发上抹满摩丝，修理一新让他登上主席台，然后，旁边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炸鸡腿，告诉他，老老实实地按稿子念，念完就可以吃了。他准能圆圆满满地开好这个会。还真有些领导，念着稿子多翻了一页也浑然不知。当然，这种事不在多数。说领导们智商低也不过是玩笑，能爬上领导岗位的人有几个白痴？他们搞起争权夺利那一套，一个比一个利害，一个比一个有点子，一个比一个聪明，只不过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罢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写领导讲话，因为在我看来，领导讲话最好是领导自己来办，一个当兵的本事再大，毕竟是个当兵的，他不可能想到领导到底要有什么观点和意见。让他写他不能不写，但他只能抄来抄去，比着葫芦画瓢，只能写官话套话，没有个性，没有创意，没有新东西。象人家毛泽东才叫水平，才叫领导，人家的讲话文章能长存千古，因为那是自己的东西，因为那是经过思维与实际结合的产物。当然这样要求现在的领导好象有点过高了，现在开会重视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开过了就是成绩。
虽然是厌恶，我还得做。好在我还不怎么犯愁，这几年也学了点本事，对什么样水平的领导有什么应付的方法。象骚娘们儿这种领导，一把剪刀，一瓶胶水，足矣。现在更方便，我只需要在电脑上用鼠标就可以轻松完成这些工作。不消二个小时，或者最多二个半小时，我就可以生产出一篇佳作。
我还没打开笔记本电脑，“摩丝”给我来了个电话，他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你小子一定会有高兴的事要告诉我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问我有没有时间。
我说我当然有时间，我天天都无聊得不知道搔哪儿痒痒。他说你要是有时间你就过来一趟。
从他的口气里我听不出有什么好事，如果是周倩的案子有眉目的话，这小子一定得意地一蹦三尺。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没多考虑，直奔刑警队而去。
我到“摩丝”办公室的时候，“摩丝”狄青都在。“摩丝”阴着个脸，象是死了亲人似的。狄青站在一旁，脸上有难过的表情。
“你们俩个怎么啦？死人啦？”我同他们玩笑惯了，说话就这样。
“摩丝”没有说话，而是伸手摸烟，他面无表情地扔给我一支，然后自己叼了一支，并示意我坐下。
“到底怎么啦？”
“付队挨批评了。”狄青说。
“你小子挨批评与我有什么关系？干嘛对我哭丧着脸？好象是我对不起你。”
“批评倒无所谓。”“摩丝”说话了，“只是我觉得对不起你？”
“操！从何谈起？”
“我无法帮你了。”
“什么？”
立即，我明白了，“你说是向检察院移转案件的事？”
“正是。”
“怎么回事？”
“我把这事儿给局长汇报了，领导不同意移转。”
“他为什么不同意？事实证据这么充分！”
“你问我，我问谁？”他停下来，抽了口烟，又苦笑了一下，“你小子还用问为什么吗？”
“噢！行了，我明白了。”我捶了一下桌子，“这不怪你，伙计。妈的，我应该想到的。这些狗日的东西！不过，不转就不转，他批评你干嘛？这小子不知道你这么辛苦？”
“是因为你的事儿。”狄青轻声说了一句。
“因为我？”我指了指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