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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的。等你到银行把钱存到我的户头上，我当面就把身份证给你。”
魏金心里想，这人真是鬼精鬼精。就算我把这张认股证抢走，也是一文不值的。只有把它与身份证放在一起，才能证明股票是自己的，才能交易。行啊，可以理解，听他的办吧。
于是魏金随着黄牛从弄堂里出来，拐过一个街口，就到了一家工商银行。把钱划到黄牛的折子上，黄牛看了，满意地收起来，告诉魏金稍等，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
魏金也听不大懂黄牛说了几句什么。过了不到三分钟的样子，来了一位女人，看其熟络程度，魏金猜是这位黄牛的太太了。
两人一见面，女人就拿出一张身份证递给了黄牛，黄牛看了一眼，转手就递给了魏金。魏金接过一看，与股权证上的姓名、号码完全吻合，就放心地收了起来。
“你看看还有啥事情没有？”黄牛见魏金收好后，问道。
魏金说：“没有什么了。对了，你要还有兴华的，我还想收点儿，还是这个价。或者你有关系帮我介绍一下也成。”
黄牛一听，兴奋起来：“没问题。我怎么与你联系呢？”
魏金就把手机号告诉了黄牛党。黄牛党兄记下了。
第一单生意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做成了。这大大出乎魏金的预料。看来，也只有在深圳才有这效率，不愧是深圳速度啊。这单虽然数额不大，但使魏金信心倍增。
回到公司，魏金把与黄牛党交易的经过冲韩窈窕和秦青梅几个核心成员讲了了一遍，尤其是说道夏小洛装土财主蒙黄牛党砍价的那一节，大家哈哈大笑一阵。
说笑过后，夏小洛告诉魏金，让他们抓紧继续收购“兴华房产”的认股证，争取在半个月至一个月内把账上的这几个亿的资金全部变成“兴华房产”的股票。
魏金于是组织人继续收购，但越往后越难收到了，价格也远远高于最初的40块，已涨到了100元。魏金不敢再收了，他可没有夏小洛那种胆量和气魄，他怕上市之后砸在手里不好交代。
魏金粗略计算了一下仓里的股票，也不错，已经收到差不多200万股了。
只是，兴华房产还迟迟没有上市的消息，股市还在阴跌，让魏金这位金融天才有点坐不住，这天，他走到夏小洛位于国贸大厦的办公室，皱着眉头问道：“洛少爷，要是亏了怎么办？”
夏小洛有心教导他，道：“我给你讲个故事，把那个钓大鱼的故事你每天一起背诵了吧。”
魏金恭敬地点了点头，道：“您请讲。”
夏小洛靠在大班椅宽大的靠背上，抿了一口茶水，道：“说。从前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是个佛法高深的主持。庙在山上，山下不远有一个证券公司，两边遥遥相对”
“拿个庙？哪个证券公司？”魏金一脸纯情地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的话。
“妈的，老子编的！行不行？”夏小洛很不文雅地白了魏金一眼。“一天，庙里来了许多炒股的，在菩萨面前烧了许多香，苦苦哀求，要菩萨保佑他们脱离苦海。老和尚心善，问是怎么回事。香客们说，股票大跌，我们深度套牢，赔进了许多钱，不知怎么才能脱离苦海。老和尚心想股票真是个坏东西，害了这么多人，我佛慈悲，以救人为怀，快把那些人救出来吧。于是他就倾庙中所有的香火钱，买进股票。好多日子过去了，香客们又来庙中烧香，一个个都情绪激动，眼里放出狼一般的光亮，求股票快涨多涨。老和尚不明白了，怎么股票又成了好东西了？既然善男信女都要股票，那赶快卖给他们吧，于是来到股票市场，把所有股票都卖个精光。这么有了几个来回，庙里的钱越来越多，而香客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少了。”
说完之后，夏小洛深深地看了一眼魏金，一脸贱笑地道：“我佛慈悲啊。善了个哉的！”拿起一本八卦杂志翻看起来。
魏金微微一愣，看着眼前这个看上去有几分混不吝的少年，却发现他似乎用一种很不正经的语气道出了华夏股市这个提款机的密码，那一刻，夏小洛仿佛散发着一种神一般的光辉。
好吧，其实那是错觉，夏小洛背靠夕阳坐着，那是阳光而已。
在夏小洛鏖战深圳原始股一级半市场的时候，夏近东和何京生二人接到市委陈光书记的电话，电话里没有过多说明，只是告诉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市委。
接到电话的二人没有判断没有从陈光书记的语气中判断出来什么实质性内容，因此心中很是忐忑，心说，不会两人又犯了重大错误吧。
陈光书记一直是很坚定的改革派，但是，在这场论战中，他却没有发声，不过，何夏二人发表文章的时候，都经过他的批准，和他打过招呼。
对于二人发表意见这件事，陈光一直显得很大度，他说，党内有不同意见，就应该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不能憋在肚子里，真理越辩越明。其实何夏二人也明白，这种大度和开明就是一种变相的支持。
何夏二人很有几分紧张地来到了陈光书记的办公室，这次市长熊庆出了问题，陈光书记是市长书记一肩挑，当然，这也是一种暂时性的过度而已。
办公室内却不仅仅是陈光书记一个人，有中原省副省长曹致远也在那里坐着，还有一位戴着黑框眼镜面容清瘦而古拙的男人，五十多岁，穿着中山装。
陈光没有客套，也没有像往日那样，亲自为两位爱将倒上一杯他最喜欢的新阳毛尖，微微一笑，道：“坐吧，这位是曹副省长，我就不用过多地介绍了，这位是中宣部理论局的丁光远局长。”
“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一听这个名头，何夏二人就有几分紧张，心道，不会自己的文章连中宣部都惊动了吧？是福是祸尚不可知啊，夏近东觉得手心沁出了一些细微的汗水。
丁局长微微一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何夏二人，冲曹致远和陈光道：“这两位同志都蛮年轻嘛！”
曹致远和陈光都点了点头，笑了一下，却不再说话。
何夏二人立马明白，这次真正谈话的真正的主角是丁光远局长。
丁光远厚厚的镜片后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何夏二人，问道：“你们所写的《论社会主义本质》、《警惕左倾主义错误》、《论市场经济》那三篇文章是你们二人写的？还是其中一个人写的？”
何京生和夏近东都心中一震，心道，果然是为了姓资姓社大论战的事情来的，自己的理论到底是不是中央肯定的，不知是福是祸，不由得一阵紧张都没有说话。
何京生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道：“这篇文章是夏近东同志执笔，我最后润色了一下。”
丁光远拿下眼镜，拿出一块干净的棉布慢慢地擦着镜片，没有说话，办公室里静静地沉默着，墙上的挂钟的指针咔嚓咔嚓地转动着，声音比平时大了许多，阳光通过窗户斜射进来，尘埃在日光中微微跳动，这气氛压抑得让何夏二人感觉喘不过起来。
丁光远重新戴上眼镜，一脸郑重地道：“何书记，夏县长，同志们，说这话，可是要负责的哦！”
夏近东忽然想起夏小洛一脸顽劣地对他们说：“再加一把火呗。”心中似乎有了一点莫名其妙的信心，暗暗咬了一下牙，带着几分悲壮地道：“丁局长，我们很负责地说，我们所说的情况，完全是属实的！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请组织给我们处分！”
第337章 大转折（二）
丁光远也长出了一口气，似乎有放下心来的感觉，他笑了一下，道：“小同志不要激动么！谁说要给你们处分了！”
陈光书记也批评道：“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这个样子也能主政一方？”话虽然是批评，但是语气语气却是很欣喜的，让何夏二人不约而同地笑了一下。
丁光远冲曹致远和陈光道：“陈书记，你这话可不对啊，我们党内就需要这种沉不住的同志，要是都沉得住气，那么面对左派的嚣张进攻，我们的同志还有人站出来了么？”
陈光嘿嘿一笑，倒不否定。听了这句话，何夏二人心中狂喜，“左派的嚣张进攻”，这句话已经表露了中宣部的观点，中宣部是支持何夏二人的观点的。
丁光远厚厚的眼镜片那一双小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很欣赏地看了何夏二人一眼，又冲曹致远和陈光笑道：“想不到，这么年轻的干部能写出这么深刻的文章，老曹，是不是你指导他们的啊？”
曹致远微微一笑，抚摸了一下大背头，道：“怎么是我呢？他们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从他们的实践出发的啊。我的那篇文章也是受他们改革实绩的启发啊！”
丁光远坐直了身躯，看着何京生和夏近东道：“何京生同志，夏近东同志，我现在郑重地通知你们，你们的文章，邓公看到了，对你们高度赞扬，指示中宣部理论局要根据首长南方巡视的讲话精神结合你们的改革实践，好好地整出几篇文章！狠刹党内左倾主义！”
“邓公”，“南巡”，“高度赞扬”这几个词组好像炸弹一样在何京生和夏近东的耳边炸响，让二人有了一种瞬间失聪的感觉。
何京生兴冲冲地道：“邓公南巡是真的？”
丁光远点了点头，道：“是真的。”
1992年1月至2月，邓公，这位华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垂暮之年，凝聚起自己的全部气力，最后推了华夏一把，毅然南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邓公有生以来对华夏的突破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时刻。
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公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是代表邓公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真正的邓公时代，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邓公时代，已经超越了老人家的生命局限。在邓公已经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华夏经济在2008年将会攀登到世界第三的位置，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硕果。
1992年1月初，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首长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老人家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他到广东来不是休息的，也不只是看南方的建设成就。邓公来广东，肯定将有“一个大动作”！
邓公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邓公以他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华夏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那些几乎遮蔽了天空的姓社姓资的干扰，在邓公的政治势能面前，一下子委身于地。邓公说话直截了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邓公以铁腕般的魄力，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华夏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如果说，在此之前都是酝酿和热身的话，南方谈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一锤定音。邓公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而邓公的这个观点，和在11月份何夏二人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的《论市场经济》虽然不是字字照应，但是两者的思想完全相同，高度契合！
邓公在上海看到何夏二人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