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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求为他们的谈话内容录音，他笑了笑，嘴角很没诚意地扬了扬。“悉听尊便。”他抱拢双手撑在桌上，“蕾伊小姐，原来你已经和我的委托人见过面了。她情况怎么样？”
“听到她还有法律顾问时，她显得很诧异。”
“我不懂。”
“据奥莉芙的说法，她已经有四年没有你的消息了。你还代理她的案子吗？”
他想装出很错愕的表情，不过和他的笑容一样，骗不过人。“老天。有那么久了吗？当然没有。我去年不是写了封信给她吗？”
“这是你的说法，克鲁先生。”
他到角落柜子里翻找档案。“找到了。奥莉芙·马丁。天啊，你说对了。四年。我要提醒你，”他油腔滑调地说，“她自己也没来信。”他把档案夹抽出来，摆在桌上，“打官司是很花钱的，蕾伊小姐。我们没事不会写信的。”
罗莎扬起眉毛，“那么，是谁出钱？我以为是政府替她出钱的。”
他整理着他的黄色假发，“她父亲出钱。不过，老实说，我如今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他死了，你知道。”
“我不知道。”
“一年前死于心脏病。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很麻烦。我们还在设法解决房地产的归属问题。”他点了一支烟，摆在已塞得满满的烟灰缸边缘。
罗莎在她的笔记本上胡乱涂鸦，“奥莉芙知道她父亲已经过世了？”
他吃了一惊，“当然知道。”
“谁通知她的？你们公司显然没写信告诉她。”
他忽然用狐疑的眼光望着她，像个在草地上漫不经心地散步的人忽然看到了蛇。“我打电话到监狱，告诉监狱长。我想，由他当面告诉奥莉芙这种事，会让她好过些。”他心生警觉，“你言下之意，是一直没有人告诉她这个噩耗？”
“不是。我只是搞不懂，如果她父亲留下了遗产，为什么没有人与奥莉芙联系。受益人是谁？”
克鲁先生摇摇头，“那我不能透露。反正，当然不是奥莉芙。”
“为什么说当然？”
他不满地嗤之以鼻，“你认为呢，小姑娘？她杀了他妻子和小女儿，让那可怜的老人在那栋凶宅中孤苦伶仃地度过余生。那房子根本卖不出去。你知道他的生活变得多悲惨吗？他离群索居，不出门，也不见访客。后来是他家门口的牛奶一直没拿进屋，邻居才知道出事了。我刚才说过，他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他当然不会把钱留给奥莉芙。”
罗莎耸耸肩，“那他为什么出钱替她打官司？很不合情理，是不是？”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算想留给她也困难重重。奥莉芙弑母杀妹，不能因此得利，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
罗莎认同他的说法，“他的遗产多不多？”
“多得吓人。他炒股票进账极为可观。”他伸手到假发下搔头皮，满脸遗憾。“不知道是他运气好还是判断正确，在‘黑色星期一’股市大崩盘前，他的持股已经全部脱手。他的遗产估计值五十万英镑。”
“老天！”她沉默了片刻，“奥莉芙知道吗？”
“当然知道，要是她看了报纸的话。报上曾登过他的遗产总额，由于那件凶案的缘故，小报对后续消息也很感兴趣。”
“受益人已经办妥继承了吗？”
他眉头深锁，“我恐怕无权讨论这个问题。遗嘱上特别交代不得讨论。”
罗莎耸耸肩，用铅笔轻敲着牙齿，“‘黑色星期一’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凶案发生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你不认为有点蹊跷？”
“怎么说？”
“照理说，他在凶案后应该震惊得没心情去关心股票的涨跌。”
“正好相反，”克鲁先生反驳，“那件事让他必须设法找点事做，让自己有事忙活。他在凶案后已是半退休状态。或许当时他只关心财经新闻了。”他看看表，“时间紧迫。还有事吗？”
罗莎原本想问，如果罗伯·马丁在股票市场大有收获，他为什么选择住在一栋卖不出去的凶宅里？一个身价逾五十万英镑的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搬家，不用为那栋凶宅伤脑筋。那栋房子里有什么？他为什么宁可留在那里度过余生？她感受得到，克鲁先生对她不大友善，因此决定不作无谓的冒险。他的同情心显然偏向着父亲而不是女儿，不过他却是少数能为她提供资料的消息来源之一，她日后仍会有求于他的，“今天再问一两个问题就好。”她亲切地笑了笑，与他一样皮笑肉不笑。“我还在摸索，克鲁先生。老实说，我还不确定这件凶案能不能写成一本书。”这么说真是轻描淡写。她根本就是什么都不想写。她想写吗？
《女雕刻家》二（2）
他把指尖合拢竖起，满脸不耐烦，“如果你还记得，蕾伊小姐，这一点我在信中跟你提过了。”
她神色肃穆地点点头，拍他的马屁，“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不希望只用奥莉芙所犯下的恐怖案情来描写她的故事。不过你信中提到的一点很值得深入挖掘。你劝她以精神状况异常为由要求减刑。你建议她，如果这个策略奏效，她会被判杀人，然后接受无固定期限的监禁。你还估计，如果她接受精神治疗后表现良好，或许关个十至十五年就可以获释了。”
“没错，”他同意，“我认为这是很合理的估计。她大可不用被法官判处二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可是她拒绝你的建议。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的。她对必须和疯子关在一起有病态的恐惧，她也误解了‘无固定期限的监禁’的含意，她以为那是无期徒刑，我们费尽口舌，也没办法说服她。”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代表她提出无罪申诉？她搞不清你的提议，这表示她没办法为自己申诉。你一定认为她有机会辩护，否则不会提出这种建议。”
他冷笑，“我搞不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蕾伊小姐，不过你似乎认定我们对不起奥莉芙。”他在一张纸条上匆匆写了个姓名与地址。“我建议你在获得任何错误结论前，先与这个人谈谈。”他把纸条朝她弹过去，“他是我们原本打算请来替她辩护的律师，狄兹先生。不过她坚持己见，不肯答应，所以他后来没有出庭替她辩护。”
“可是，怎么会这样？她怎么能坚持己见？”她蹙眉，“如果我的口气听来像在鸡蛋里挑骨头，我觉得很抱歉，克鲁先生，请相信我，我并没有预设任何对你不利的立场。”她说的可是真心话？她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从一个困惑的旁观者的角度提出问题。如果这位狄兹先生有权对她的所谓‘精神状态’提出严重质疑，那么无论她是否要求法庭听她的辩解，他都理当坚持才对。如果她精神失常，就算她自认很正常，司法体系也责无旁贷，应当去鉴定其是否属实。”
他的气焰稍稍收敛了些，“你用的字眼非常情绪化，蕾伊小姐。问题不在于提出关于她精神失常的申诉，而在于因她精神失常所减轻的刑事责任。不过我了解你的意思。我是刻意用“她坚持己见”这些字眼的。事实上，在她出庭应讯前几星期，奥莉芙写了封信给内政部长，表示她想了解，依据英国法律，她是否有权提出有罪的申诉。她声称，冗长的辩论所带来的强烈压力对她毫无帮助，只会加深她父亲的痛苦。于是她的出庭日期顺延了，她被安排接受了几次精神状况的诊断，以了解她是否适合提出这种申诉，结果她被认定精神状况良好，有权自诉有罪。”
“老天！”罗莎紧绷着嘴唇，“老天！”她又叫了一声，“他们的认定有没有问题？”
“当然没问题。”他注意到自己随手摆弄着的那支烟已垂下一串烟灰，不耐烦地伸手把烟捻熄。“她很清楚会有什么结局。他们甚至告诉过她被判的徒刑可能有多重。她对坐牢也早有心理准备。出庭前她已被扣押了四个月。老实说，就算她愿意替自己辩解，还是于事无补。要求减轻刑责的证据太过薄弱。我怀疑我们能否说服陪审团的成员。”
“而你在信中说，你还深信她是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这又是为什么？”
他指了指桌上的档案夹。“我看过吉宛和琥珀两人的尸体，是在她们被从厨房移走前所拍的照片。那地方血肉模糊，简直像个屠宰场，我没见过这么恐怖的景象。我不相信一个精神状况正常的人会对别人这样残暴，更何况是对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他揉揉眼睛，“无论精神科医师怎么说，你也必须记住一点，蕾伊小姐，精神失常能否诊断得出来，至今仍无定论———奥莉芙是个危险的女人。我建议你和她相处时要格外谨慎。”
罗莎关掉她的录音机，伸手去拿公事包，“我想人是她杀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瞪着她，像是她说了什么脏话似的。“当然毋庸置疑，”他厉声反诘，“你在暗示什么？”
“我只是忽然想起，精神科医师诊断奥莉芙神智正常，而这件凶杀案又是泯灭人性的不正常行为，两者之间显然有矛盾，一个简单合理的解释就是，她并没有犯下这件案子，只是在替人顶罪。”她站起来，看到他紧绷的脸，耸了耸肩，“只是突发奇想罢了。我同意这不大合理，不过这案子中没有一件事是合理的。我是说，如果她真是精神失常的杀人犯，她就根本不会在乎她父亲是否会因审判而饱受煎熬。谢谢你提供宝贵的时间，克鲁先生。我自己出去。”
他伸手拉住她，“你读过她的自白书了吗，蕾伊小姐？”
“还没有。贵公司已经答应寄一份给我。”
他在档案夹中翻找了一阵子，拿出几张用订书针钉起来的文件。“这一份可以给你。”他告诉她，把文件摆在桌上。“我劝你在进一步追问前先读一读。我想这份文件可以说服你，就如同它说服了我，奥莉芙的案件的确罪证确凿。”
罗莎拿起那份文件，“你真的很不喜欢她，对吧？”
他眼神严峻，“我对她毫无感觉，没好感也不厌恶。我只是对让她继续苟活的这套社会制度提出质疑。她杀了人。别忘了这一点，蕾伊小姐。再会。”
《女雕刻家》二（3）
罗莎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才回到伦敦的住处，这期间，克鲁说的“她杀了人”盘踞了她的心思。她把这句话抽离出来，在脑海中放大，不断想着这句话。
稍后，等回家后蜷缩在椅子里，她才发觉刚才回家的这段路形同空白。她甚至想不起是怎么离开南安普敦这个不很熟悉的城市的。她或许也杀了人，开车撞死了他们，却丝毫未察觉是何时发生，或怎么发生的。她隔着客厅窗户望着对面沉郁的灰色大楼，认真地思索着“减轻刑责”这句话的本质。
奥莉芙·马丁自白书
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晚间九点三十分
列席者： 霍克斯里警官
瓦特警官
彼得·克鲁（法律顾问）
我叫奥莉芙·马丁。生于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住南安普敦市道林顿区列凡路二十二号。我在位于道林顿上街的社会福利处担任柜台人员。现年二十三岁。一直都住在家里。我与母亲及妹妹关系一向不睦。我与父亲相处融洽。我的体重将近一百二十公斤，母亲与妹妹总是因此讥笑我。她们给我取绰号叫肥姬。我对自己的身材被嘲笑很敏感。
我过生日时没有人替我庆祝，我觉得很不满。我母亲说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想庆祝就自己去张罗。我决定让她知道我可以自立。我安排今天不去上班，打算到伦敦去游览。在昨天我生日时，我没有为自己庆祝，以免她在晚上替我安排一场惊喜的庆祝会，在我妹妹七月过二十一岁生日时，她就是这么安排的。晚上，我们默默地看着电视。我就寝时觉得很气愤。父母送我一件粉红色套头运动衫当生日礼物，那根本就是在敷衍我，我也不喜欢那件衣服。我妹妹送我几双拖鞋，我倒很喜欢。
一早醒来，我对独自到伦敦游览还有点忧心忡忡。
我要求我妹妹琥珀打电话请假，陪我一起去。她在道林顿区的格里吉服饰店工作了一个月。我母亲知道后大为光火，不准她请假。我们在早餐时发生了口角，然后我父亲出门工作。他现年五十五岁，一星期工作三天，在一家货运公司担任记账员。他原本拥有自己的汽车修理厂，一九八五年他把修车厂卖了，因为他没有儿子继承衣钵。
他出门后，我们的争执越来越激烈，我母亲责怪我带坏了琥珀。她一直叫我肥姬，还嘲笑我那么懦弱，不敢自己一个人去伦敦。她说我一出生就令她很失望。她的大吼大叫令我头痛。我仍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