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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小舅子啊。你们这里的老爷们喜欢将大院造在码头边上吗？”背着包袱的韩半瓶昂着头，打量着码头周围一幢幢高大的建筑物。刚才在小舢板上时，他和老婆就已经仔细数了一遍。总共有十六幢这样的大宅子。每一栋虽然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却都又风格迥异。让人不禁好奇的想知道它们的主人究竟是是谁。
“姐夫，别叫我小舅子，叫我阿根就行。这是上海十六大行会的会馆。这个码头也叫十六铺！”严阿根说罢，一把将韩半瓶夫妇俩人的包袱抗在了自己身上。与他姐姐严氏泼辣而又喋喋不休的性格不同，严阿根是一个言语不多，性格腼腆的老实人。虽说进城作工也快五年了，却丝毫没有染上市井的刁滑习气。
“啥？会馆？乖乖，连商人的会馆都造得那么气派。你们县太爷的县衙一定比这些楼还要高大呢。”韩半瓶咋吧着嘴巴，连连惊叹道。依照中国的传统礼制，建筑的高度和规模都是有严格控制的。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的不同等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高层的民用住宅。更别说是商行的会馆了。但眼前的几幢会馆，明显已经违反了礼制限定的规模。这让头一次进城的韩半瓶惊讶不已。
“姐夫，这你可猜错了。县太爷的衙门可没咱们的会馆气派。”严阿根得意的说道。
“那咱们东家是哪儿一家行会的啊？”韩半瓶打量着问道。
“正对码头的那家就是。”严阿根伸了伸下巴说道。
“嚯，那可是整个码头上最大的一幢楼了。阿根啊，你们东家可真有本事。”一旁的严氏也跟着凑上前指指点点道。
“那是当然。整个码头上的货行、船行都归漕行管辖。我们东家杜大掌柜在行会里头人缘最好，他最讲义气。码头上的兄弟们一提起他，个个都会竖起大拇指。姐夫，你和我姐的住处也是东家找人安排的。就在漕盐弄，离码头近得很。到了那儿可别见生，凡是在码头上干活的，大多住在那里，都是自己人。等安顿完你和我姐后，我明天就带你去咱们的会馆登记。只要入了会馆的名册，就是行会的人了。”很少说话的严阿根只要一提起自己的东家和所属的行会，言词之间的自豪感顿时就表露无疑，话也比往常多了许多。
不过，行会对于刚从乡下出来的韩半瓶夫妇来说还是陌生了些。他们还不晓得这十六幢建筑物在这座城市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只见左顾右盼的韩半瓶又指着远处一幢木结构的楼阁，向小舅子问道：“那边那幢楼上，好像写着‘宁波会馆’吧。这也是行会？”
“唔，那是宁波人开的会馆，只收宁波人。咱们漕行可没这么多规矩，只要是在码头上讨生活的就可以加入行会。不管是搬货的苦力，还是记账的先生，只要是行会的人都以兄弟相称。” 严阿根一边介绍着一边带着韩半瓶夫妇穿入了码头拐角除处的一个小弄堂。弄堂的入口虽不起眼的，但里头却是别有洞天。两排砖木结构的三、四层楼房，夹出了一条三人来宽的街道。所有的窗户都没安玻璃，仅在木框上糊一层半透明的纸。晾着衣物、挂这咸菜的竹竿，横架在窗户口，像蛛网一般笼罩住了本就不大的天空。弥漫着炊烟的弄堂里，南腔北调此起彼伏。似乎比外头的码头还要热闹上百倍。
刚从乡下进城的韩半瓶夫妇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当下便分不清南北了。眼见姐夫和姐姐都傻站在了原地，严阿根赶忙催促他们道：“姐夫、姐，快进去吧。站在这里挡道。再走几步路就到你们的住处了。”
“嚯，这楼好高啊。阿根，你说我们能住这里？”严氏仰着头望着周围的房子，只觉得自己的脖子都酸了。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她除了宝塔外，还从未见过两层以上的房子呢。在一天之内能见到这么多高楼，在她看来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
“是啊。我们东家说了，姐夫能识文断字，是个读书人，不能怠慢了。瞧，这楼上最靠左边的那间房就是东家特地派给你们的。我们东家虽说不识字，可最佩服读书人了。”严阿根把包袱一放指着三楼的一个小窗口说道。
“住得那么高，怎么睡得着啊。”严氏张大着嘴巴惊讶道。其实，她心里早就巴不得立刻就飞上去看个究竟了。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住得高清静啊。别说废话了，先上去再说吧。”韩半瓶白了严氏一眼，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与小舅子一起把行礼搬上了狭窄的楼梯。刚才严阿根的话，让他又找到了作为读书人的优越感。虽然是同一群白丁苦力住在一起，但东家专门安排他住在楼上，可见对他这个书生还是挺重视的。有了信心的韩半瓶连对老婆说话的嗓门也比从前高了几分。
“头发长怎么了。皇帝也不是个女人。上去就上去。”严氏不甘示弱的反驳道。不过，她的口气完全没有了在乡下时的盛气凌人。毕竟这是在城里，而不是那个将自己丈夫当做笑话的乡下。
毫无疑问，比起韩半瓶夫妇在乡下的茅舍来，眼前的这个房间实在是小得可怜。但红砖瓦房以及外头那个不大的晒台，还是让他俩觉得住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于是在一番精心布置之后，韩半瓶夫妇总算是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落下了脚。正如严氏先前所言，这一夜她与丈夫都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住得高不适应的原因，而是出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展望。
虽然一夜都没睡踏实，但激昂的心情依旧让韩半瓶在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这一日，不但是他第一天上工的日子，更是他去行会登记的入册的重要日子。于是，穿上自己唯一一件像样的儒服，韩半瓶怀揣着忐忑的心情，随着小舅子踏入了漕行会馆的大门。
与中华帝国境内其他的移民城市一样，如今上海城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社会组织，既不是由血缘联系的宗族家庭，也不是由信仰牵引的宗教团体。而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行会。行会又称为“团行”，一般出现手工业和商业领域，是一种行业自律组织。早在唐朝中国就出现了手工业行会。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行会也有了比较广泛的发展。明朝中期以后，行会又被称为“会馆”、“公所”或“公会”等，有时也称为“帮”或“会”。作为帝国市镇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它一方面帮助各级政府向工商行业征收税款，另一方面也对城市工商业进行自主管理。
但与欧洲的行会相比，中国行会起步虽早，但发展却不快。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上，中国的行会都显得弱小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一般都由政府官营。作为民营手工业经济组织形式的手工业行会，面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没有完全的独立性，它们在经济领域的职能非常有限，不但只能管理一些民营手工业，而且还经常受到官府的许多干预。因此，就算是在明末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江南地区。中国的行会也始终停留在手工业行会的阶段，而不是像欧洲行会那般进一步发展出了商业行会。
这种停滞不前的情况，直到岭南众财阀的崛起，才被香江商会用武力所打破。同为商会出身的弘武女皇，比中国历朝任何一个君王都要重视工商业。宽松的经济政策，让行会、商会等工商业组织，得到了千年难遇的自由发展土壤。加之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本就起点高。仅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些民营行会就如雨后春笋一般，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一般来说，“商会”更多偏重于追求私利的商业活动，多是通过股份制组成的私人资本联盟。商会往往强调自由竞争，不愿再遵守旧行规行约，希望冲破束缚开拓新机会。以香江商会为代表的商会，就热衷于殖民扩张，不仅获得了帝国政府给予的特权，甚至还可以在海外代理政府进行战争。“行会”则以工业活动为主。主要负责制定行业经营规范，监督市场交易公平，协调工厂主与劳工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个时代的工业尚处在手工业阶段，熟练的工人对于市镇的工业发展至关重要。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来留住熟练的工人和打量的劳动力。各地的行会进城务工的劳工提供住所、安排工作。此外行会以传统的“忠义”为信仰，通过结拜异性兄弟来组织劳工。就像严阿根所说的那样，他们为行会做事，行会的成员兄弟相称。行会在维持着这个社会基层秩序同时，也在积攒着自己的力量。
由于韩半瓶读过书他的个人资料不用像其他人那般由行会的师爷代填。整个登记过程自然很快就结束了。眼见自己的姐夫已然成了行会的成员，严阿根很是高兴的凑上前去拍了拍韩半瓶的肩膀道：“好了，现在都是自家兄弟。我这就带你去船航见掌柜。等安排完你的差事，过两天行会就会挑一个黄道吉日，让你和其他几个新入会的兄弟烧黄纸正式入会。”
“怎么还要搞仪式啊。”韩半瓶一听还要烧黄纸，不由吓了一跳。但还未等他来得及问清楚，严阿根便拉着他走下了楼梯。两人这才刚要离开，却听楼梯口茶舍里的几个壮汉正扯着嗓门互相争执道：“两个要我选，我就选铁老大。这么多年从没见他做过一件不光彩的事。”
“我选杜掌柜。杜掌柜最为兄弟着想了，每次兄弟有难他都尽力为兄弟帮忙。出钱又出力，上次码头的田鸡仔被织锦行的货箱压断了脊梁。田鸡仔不是杜掌柜的伙计，只是住在漕盐弄。杜掌柜不但出面让织锦行赔了汤药费，还自己掏钱安置田鸡仔和她老婆回乡下。”
“是啊，杜掌柜，人缘不错，从不跟兄弟计较。我们漕盐弄的百十户人家都支持杜掌柜。”
“我看杜掌柜实力不够，他手下就只有码头的几家货行。哪儿比得上铁老大啊，苏州河那一片都是他的人。我们公平码头一致支持铁老大。”
眼那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不休。一旁听得一头雾水的韩半瓶，压低了声音好奇问道：“阿根啊，那些人在争什么呢？”
“在说选行会当家的事。”
“选当家？”
“是啊，咱们漕行的当家人是选出来的。不像隔壁的宁波会馆那样老子传儿子。他们说的杜掌柜就是咱们的东家。”
“嘿嘿，这还挺有意思的。那不是同咱们乡下选议员一样嘛。”韩半瓶刚想问小舅子会不会选他东家时。却听茶室里一个年纪稍长的老板出面打圆场道：“好了，都别争了。这届的当家人是谁，得楼上的老人家们说了算。”
第二部 27 推当家长辈行代议 和为贵可明让议席
老人家，顾名思义就是老者，有辈分的人。一个才刚刚兴起不到十年的城市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城市可以是新设的，行会可以是新建的。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矿业等等行业却是古已有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行业原本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产业。不过在中国历代君王们的眼中，任何可以谋利的产业都应该收归国有。从最初的盐、茶贸易，到后来的矿产漕运，几乎每一项高产值的产业都被烙上了“官营”的印记。都说中国封建王朝不重视发展工商业。这句话可真是太“冤枉”中国的皇帝与大臣们了。事实上，中国的封建王朝对于政府官营的工商产业向来都是扶持有加的。封建帝王们重点打击的一直都这些胆敢与官府抢生意的“民营行会”。为了保证官营的“国企”屹立不倒，封建统治者不惜动用手中的行政权，设立各种法规，甚至采取暴力的手段来抑制民营行会的发展。
这其中最为特殊的莫过于海外贸易领域。封建帝王们并不是傻子，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他们十分清楚。其实从唐朝起，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试图像控制陆上贸易一般，控制海上贸易。明永乐帝朱棣为此还派自己的贴身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打探财路。可明朝的朱皇帝们很快就发现海外贸易十分复杂，根本不可能像在陆地上那样用天朝的制度来掌控海上贸易。于是抱着“既然我不能独赚，那大家都别赚”的丑恶心态，“海禁”便随之被颁布了。自此唐宋元三代积累的市舶条法，到明代只剩下一片空白。
当然面对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财富，朱皇帝本身也不甘心就这么结束。聪明的朱头们又搬出了《朝贡贸易法》。允许周围的藩属国定期进贡以表达对中华上国的“仰慕之情”，顺便趁这个机会由官府出头搞搞互市。如此一来朝廷不就能独吞海外贸易的利润了嘛。正所谓“老天不许人太贪”，结果那些海外的蛮夷比朱头们还要聪明。以“上贡”为名，捧着大量草鞋竹席等“贡品”来中国，换回了天子赏赐的数倍于原价的白银丝绸。赔了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