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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实际情况，尼古拉斯！我所说的句句都是事实！”
“没有人说你说的不是事实，”德雷克扫了一眼刚刚赶到的几个人，压低声音说道，“我只是在跟你讨论你的论文的措辞，佩尔。”
埃纳森举起一张纸：“是啊，你只是建议某些措辞——”
“只是建议而已——”
“那是歪曲事实！”
“佩尔，尽管我对阁下推崇备至，但我认为你这是夸大——”
“我夸大事实？”埃纳森转向众人，念道，“这是他希望我说的话：全球变暖的威胁融化了世界上的冰川，冰岛也是如此。许多冰川正在急骤缩小，虽然与此相矛盾的是，有些却正在扩大。”但是气候变化出现极端情况时，其原因似乎都是由于……嗒嗒……嗒嗒……嗒嗒……他扔下那张纸。“这完全不是事实。”
“这只是你开头的一段。其余部分会详细解释的。”
“开头的段落都不真实。”
“当然真实。它指的是‘气候变化的极端情况，没有人可以反对这样模糊的措辞。’”
“最近出现的极我情况。但冰岛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那就拿掉‘最近’两个字。”
“这不恰当，”埃纳森说，“因为这一段的含义是我们正在观察二氧化碳、甲烷等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对全球变暖产生的影响。而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是局部的气候形态。冰岛的气候形态相当特殊，与全球气候形态不太可能有任何联系。”
“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开头这一段会被北冰洋的研究者边们看成一个天大的笑话。你认为本山或者斯古若松识不破个中玄机吗？希克斯，渡边，井坂村也不会识破？他们会嘲笑我没有原剐。他们会说我想当然。”
“但有一些别的考虑，”德雷克安慰道，“我们必须意识到提供虚假情报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受到工业界——石油业、汽车制造业的资助——他们会抓住报告中的冰川会扩大来反对全球变暖这一事实。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他们抓住其中一点，便可颠倒黑白。”
“怎样使用这些信息不是我关心的事情。我关心的是尽自己所能报告事实真相。”
“高尚之极，”德雷克说，“也许并不那么实用。”
“我知道。你们通过莫顿先生把资金带到这里来，我还没有忘记这一点吧。”
“不，不，佩尔，”德雷克急忙说，“请不要误解——”
“我太清楚了。他在这里干什么？”埃纳森狂怒道，“莫顿先生？你赞成德雷克先生让我做的事情吗？”
正在这时，莫顿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掩饰住自己脱身后的快慰，啪的一声将手机打开。“莫顿。喂，是，约翰。你在哪儿？温哥华？你那儿是几点钟？”他用手捂着话筒，“约翰·金，他在温哥华，丰业银行。”
埃文斯点点头，虽然他并不清楚约翰·金是谁。莫顿的资金运作相当复杂；他了解全世界的银行家们。莫顿转身，走到帐篷的另一端。
大家难堪地沉默着。埃纳森盯着地板，吸了一口气，余怒未消。那些金发女人佯装干活，慢吞吞地翻着手里的文件。德雷克两手插在衣袋里，两眼望着天花板。
这时，莫顿笑起来：“是吗，我没有听说过，”他说着，格格地笑起来。他向后看了一眼其余的人，又转过身去。
“一点也没有，”埃纳森淡淡地说，“我们彼此太了解了。如果你们不想再支持我们，那就请便吧。”
“没有人说不支持你们……”
“时间是检验的标准。”他说。
这时，只听莫顿说道：“什么？他们干了什么？存了什么？多少钱——？啊，约翰。筒直难以置信。”
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身走出帐篷。
埃文斯匆匆跟了出去。
现在天更亮了，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试图穿透低垂的云层。莫顿爬上斜坡时，还在电话里说个没完。他大声地说道，但说出来的话很快消失在风中，即使埃文斯跟在后面也听不见。
他们来到那辆“陆地巡洋舰”旁，莫顿低下身子，用它来躲避寒风。
“天啊，约翰，我在那儿有法定的债务吗，我的意思是——不，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组织？行星基金之友？”莫顿询问地看看埃文斯。埃文斯摇了摇头，大部分环保组织他都知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行星基金之友”。
“这个组织设在哪里？”莫顿说，“圣何塞？加利福尼亚？噢，天啊。哥斯达黎加那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了听得更清楚一些，他把握着手机的手做成环状置于耳背，“行星基金之友，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
埃文斯摇摇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莫顿说，“我的律师也没有听说过。我不记得——不，爱德，如果是二十五万美元的话，我会记得的。支票是哪里签发的？我知道了。我的名字在哪里？我明白了。好的，谢谢。对，我会的，再见。”他轻轻把手机关上。
他转向埃文斯。
“彼得，”他说，“拿个本子做记录。”
莫顿飞快地说着。埃文斯潦草地写着，尽力跟上他的速度。故事很复杂，他尽量完整准确地把它记录下来。
温哥华丰业银行的经理约翰·金接到一个名叫纳特·达蒙的顾客的电话，纳特是本地一名出租潜艇的商人。达蒙把卡尔加里一家名叫地震服务的公司开过来的支票存入银行时，发现这张支票的账户上没有钱。由于这是一张三十万美元的支票，达蒙很紧张，是谁开的这张支票，他要金查一查。
约翰·金在美国查这张支票是不舍法的，但开票银行在卡尔加里。他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工作。他了解到这家地震服务公司账号的地址其实是个邮政信箱。这个账户不很话跃，每隔几个星期会从同一个地方接受汇款：行星基金之友，地址是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
金给那儿打了一个电话。就在这时，他的屏幕上显示：支票上有钱了。金打电话问达蒙是不是要停止追查，达蒙说继续，查它个水落石出。
金与他在圣何塞卡塔戈农业信贷银行工作的米古·沙雷简短地谈了一下，沙雷说他收到过摩利业风力联合会通过大开曼岛的一家私人银行安斯巴赫（开曼）有限公司的一笔电子存款。他知道的就这些。
十分钟后，沙雷把电话打了回来，他说他在安斯巴赫查了一下，发现一笔电汇记录，是由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三天前付到摩利亚账户上的。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在“留言栏”内注明，这笔钱是“Ｇ·莫顿研究基金”。
约翰·金给他的温哥华顾客纳特·达蒙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这张支票是干什么的。达蒙说是租用一只可供两人乘坐的小型研究潜艇的费用。
金想这实在有趣，于是就给他的朋友乔治·莫顿打了个电话，准备跟他开个玩笑。并问他为什么要租潜艇。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莫顿对此一无所知。
埃文斯做完记录，说，“这是温哥华那家银行的经理告诉你的？”
“是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的。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因为这其中包含着很多信息。”埃文斯说。他对加拿大银行的规定一无所知，就更谈不上哥斯达黎加的了。但他认为莫顿所描述的银行间会自由地交换信息这一点不太可能。即使温哥华的那个经理所言不虚，那他也没有说出全部实情。埃文斯做了一个继续调查的记号。“你知道那个握有你二十五万美元支票的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吗？”
莫顿摇摇头：“从来没有听说过。”
“所以你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二十五万美元。”
莫顿摇摇头：“我把我上星期做的事情告诉你吧，”他说。“我给了尼古拉所·德雷克二十五万美元，以弥补他那个月经费上的不足。他告诉我，西雅图的一个主要赞助商出了问题，一个星期过去了，赞助还没有到。德雷克以前也要我帮过他一两次。”
“你认为这笔钱最终去了温哥华？”
莫顿点点头。
“你最好问问德雷克。”埃文斯说。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德雷克说，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哥斯达黎加？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我的天啊，我无法想像。”
埃文斯说：“你知道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吗？”
“知道，”德雷克说道。“他们很优秀。我们密切合作完成了一系列工程——沼泽地工程、尼洛尔的虎丘工程、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保护区。我能想到的惟一一件事情是，乔治的支票不知怎么错误地存入了另一个账户。要不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么回事。我必须给办公室打个电话。但加利福尼亚现在已经很晚了。只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说了。”
莫顿盯着德雷克，一言不发。
“乔治，”德雷克说，随即转向他，“我相信这一定会使你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即使这真的是一个错误——我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那这也是一笔处理不当的巨款。我觉得非常可怕。但错误已经发生了。特别是你像我们一样雇了那么多不付报酬的志愿人员。但你和我是多年的好友。我想让你知道，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当然，我会负责立刻找回这些钱。我向你保证，乔治。”
“谢谢。”莫顿说。
所有的人都上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
越野车在贫瘠的平原上颠簸前行。“他妈的，那些冰岛人顽固不化。”德雷克盯着窗外说道，“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固执的人了。”
“他从来就没有明白过你的意思？”埃文斯说。
“是的。”德雷克说。“我无法让他明白，科学家再也不能那样高傲了。他们不能说，‘我只关心研究，不关心研究出来的东西被如何使用。’这种说法已不合时宜，是不负责任的，即使在看似模糊不清的冰川地质领域，这样说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处在一场战争之中——一场信息与反信息的全球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有许多战场。报纸、电视、科学杂志、网页、会议、教室——甚至法庭，都是战场。”德雷克摇了摇头，“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财力上，我们都占优势。如今，环保是大卫挑战歌利亚，歌利亚就是安万特制药和阿尔卡特通讯，哈门那医疗电子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拜尔，壳牌和葛兰素威康——它们是全球性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是我们这颗行星的死敌，而佩尔·埃纳森跑到他的冰川上不负责任地说什么没有战争。”
彼得·埃文斯坐在德雷克身边，同情地点点头。虽然，事实上，德雷克说的很多话他都不敢苟同。这位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头头是个有名的夸大不实的人。德雷克有意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他名下的几家公司每年都向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大量捐款，公司的三个老总实际上都是德雷克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虽然这些公司参与进来的原因颇有争议，但现在的许多环保组织都是如此。
“嗯，”莫顿说，“也许佩尔以后会重新考虑的。”
“我表示怀疑，”德雷克郁郁地说道，“他生气了。我很抱歉，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我们要坚持下去，迎着困难干下去，打一场漂亮的战争。”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他妈的那些女孩子真漂亮，”莫顿说，“不是吗，彼得？”
“是，”埃文斯说，“很漂亮。”
埃文斯知道莫顿是想活跃车里的气氛。但德雷克宁愿不要这样的气氛。这位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头头愁眉苦脸地盯着单调的风景，对着远处的雪山悲哀地摇了摇头。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埃文斯与德雷克和莫顿旅行了许多次。通常，莫顿都能使他周围的人变得兴高采烈起来，包括阴沉烦躁的德雷克。
但最近德雷克变得前所未有的悲观。埃文斯第一次注意到这点是在几周前，他当时想德雷克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了，或者碰上了什么烦心的事情。但似乎不是。至少，人们什么也没有议论。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常常热闹非凡；他们搬进了贝弗利山一栋漂亮的新大楼里。集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正规划着各种场面的广告、新项目和研讨会，包括两个月后就要召开的“气候突变会议”。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或者，因为这些成功——德雷克似乎比从前更加痛苦。
莫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他是个律师，”他说，“你能指望些什么？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