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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至1941年，畑俊六回国连任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两届内阁的陆相。1941年又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身分再一次入侵中国，在中国犯下了新的更大的罪行。1944年，他调集五十万日军、十万匹战马、一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和250架飞机，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经过八个月的激战，击溃了国民党五六十万军队，占领了7个空军基地和36座机场，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三条铁路干线，攻取了洛阳、长沙、桂林和福州4个省及郑州等140个大小城市，从而打通了贯穿中国大陆的交通线。由于战功卓越，畑俊六晋升为陆军元帅，天皇亲授他一级“金鵄”勋章。而在这场战争中，几千万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仅江西萍乡一地，就有19000余人遭杀害，6000千余名妇女被侮辱，700余间房屋被毁，被劫米谷50000担、棉花9500担，被毁的家具价值47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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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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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嘴上不认罪，尽管心里不服输，但怎么也无法摆脱缠绕着他的恐惧。他毕竟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法庭进入量刑阶段后，美联社著名记者哈里斯进行了预测，他认为畑俊六罪恶深重，很可能与东条英机一道被判死刑。畑俊六闻知胆战心惊，整天提着脚走路。
法庭最后判处畑俊六无期徒刑，畑俊六闻之一愣。为时两年多的审判如同揭不开的穷阴，他的内心早已涝死了，霉变了。当他接到一缕活命的阳光时，反而感到万分惶惑。他甚至是兴奋地向法官深深鞠了一个大躬。
木村兵太郎和山下奉文都曾在华北战场与八路军交手，多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讨伐”和“扫荡”。由于是与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的人民军队较量，所以他们都显得愚笨无能，八路军想打他，他就损兵折将，落下一个打着绷带拐着腿的败相；八路军不想同他打，他也没什么办法，东追西扑，左冲右杀，徒然地被八路军牵着鼻子耍，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地站在一个没有对手的空地上，又喘又叫地拄着战刀生闷气。
1939年5月11日，木村兵太郎率兵八千，将罗荣桓的一一五师师部团团围定在山东泰肥山区的陆房小平原附近，激战一天没占到什么便宜，晚上歇歇。次日早晨，木村指挥强大的炮火向八路军阵地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而后像瞎子走路一样，一步一步惊惊战战地进入陆房，岂料罗荣桓的部队已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乘夜色走出包围圈。木村兵太郎只得扛上自己的1300具尸体衔辱而归。另有一次，木村兵太郎命令田敏江步兵大队进犯梁山根据地，结果被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包了饺子，包括田敏江大队长的600余人悉数当了肉馅。如此战绩，在木村来说是屡见不鲜的。
在这一点上，山下奉文同木村是酷似的一对。为了消灭八路军冀中抗日根据地，山下奉文调集华北方面军的大批人马，与八路军的一二0师扭上了。他发动声势浩大的五次围攻，八路军就像钻入牛魔王腹中的孙悟空，一会儿用金箍棒捅捅他的胃，在曹家庄等处消灭他四五百人；一会儿捅捅他的肝，在肃宁等地杀毙他900余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在他的腹内狠劲地搅，痛得他死去活来，满地打滚。最后山下奉文付出伤亡5500余人的惨重代价，躺倒在了病榻上，哼哼唧唧地养病了。
受伤的野兽并不会改变它凶残的兽性。他们孤注一掷，在作战中违反国际法，大量使用毒气，变本加厉地对根据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野蛮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血腥惨案，拼命地往自己的罪行簿上加码。
木村兵太郎与山下奉文后来又分别在泰国、缅甸和新加坡犯下新的罪行。
在修筑泰缅铁路中，木村兵太郎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强逼着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盟军战俘筑路。在原始森林中极其险恶的条件下，这些战俘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砍树、拖树、挖土和开凿岩石，谁如果不堪劳累，蹲下来打个瞌睡，就会被强迫在头上顶块石头或一桶土，眼睛朝着太阳罚站一小时；谁要是逃跑被抓住，不是被砍头、绞杀，就是吊在树上渴死或让蚂蚁咬死。泰缅铁路每修筑四米就有一条人命做了路基，总共折磨死了十万多战俘和劳工。此后，木村兵次郎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期间，用同样的方法抓劳工修筑战略工程，仅为在缅甸修建一条战备铁路，就送掉泰国与缅甸二十五万劳工的生命。木村兵太郎由此赢得了一个溢着杀气的诨号：“缅甸屠夫”。
山下奉文也因血洗新加坡突现了日本“三千年炽热的历史”，落得一个“马来之虎”的诨号。
木村兵太郎于缅甸被英军拘捕，用专机押解东京，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接到执行书的那天，他表现出昂头赴死的气概，他请教诲师花山信胜转告他的夫人说：“此次之事乃前世姻缘，应该想开。自己作为长久和平的一块基石，是欢欢喜喜离开人世的。超脱了死，便是永远的生。”
山下奉文是在菲律宾被俘的，他参加投降仪式颇富戏剧性。当他带着他的参谋长武藤章走进会场时，一下呆住了。他看到了曾被他俘虏的英军将领帕西瓦尔。几年前他曾让帕西瓦尔颇为难堪地陷入他的圈套。当时山下奉文对新加坡久攻不下，便下令炮兵集中火力轰炸市内居民区，并切断水源，施展恐诈的奸计，使市民和守城英军产生恐怖心理。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守城司令帕西瓦尔便打着白旗到山下奉文指定的地点进行投降谈判。帕西瓦尔有些犹豫，想拖延时间，想提出一些条件。
山下奉文骄横而坚决，他大声吼道：“投降还是不投降，你只有这两种选择。如果回答是‘不’，我将按计划进行夜袭！”
帕西瓦尔只得用卑弱的声音回答“是的，投降”。于是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帕西尔事后才知道，当时山下奉文只有15000人，而他却拥有70000余人的兵力。帕西瓦尔被送往日本，关进了集中营。
麦克阿瑟有时也玩点儿幽默。他把帕西瓦尔和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将军温赖特解救出来，特意派专机把他们送到菲律宾，接受山下奉文的投降，让山下奉文受昔日败将的胯下之辱。山下奉文做梦也想不到，这回该轮到他在投降书上签字了。“我当时真想自杀！”事后他对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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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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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和英国政府的要求，美军在马尼拉设立了军事法庭，将山下奉文作为乙级战犯进行公审。检察官指出他犯有多次指挥部队在中国农村进行报复性大屠杀等123项战争罪行。
法庭庭长雷诺鲁兹少将问道：“你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山下奉文像炸弹一样地回答：“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山下奉文请求让他的参谋长武藤章和参谋副长宇都宫作他的助理辩护人，检察官予以驳回：“检察官不承认被告提出的两个人是什么参谋长、副参谋长。山下拥有参谋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山下奉文以绞刑，于1946年2月23日在马尼拉市南郊罗斯·巴尼约斯刑场执行。临死之前，山下奉文满腔仇恨的意志狂呼：“让我到地狱当阎罗王去吧！”
血洗香港的刽子手酒井隆于1945年9月被中国政府抓获。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检察官以在入侵香港时“唆纵部属违反人道以及违反国际条约与惯例实施种种暴行”等罪状，对他进行起诉。
检察官丁承纲问道：“攻香港时，众多中英人民被杀害，你知道吗？”
酒井隆甚至都没有犹豫，他回答：“据我所知，绝对没有这样的事。被炮火误伤大概会有的。我一贯要求部属在作战中不可伤害民众。”
1941年的香港，民间流传起一个不吉利的谶诗：“鲤鱼有日翻洋海，百载繁华一梦消”。港英政府却以其中立地位抚慰自己。香港仍沉溺于赛马、高尔夫球、舞会的酒精烟氛之中。
日军几乎与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向香港发起了进攻。一团团火焰在地面爆炸；雪花般的传单自天空飘落，带来了圣诞节的消息：“投降吧孩子，你可以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圣诞晚餐啦。”驻港英军司令莫尔特和港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乘小艇渡海来到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向酒井隆中将称臣。酒井隆宣布日军“大放假”。
黑色的圣诞晚宴来临了。
防守香港西半部的英军，由于被日军切断了与总部的联系，依仗坚固的斯坦利堡阵地，继续抵抗日军的进攻达数小时之久。酒井隆的进攻接连受挫，就采取与山下奉文同样的恐诈手段，胁迫英军投降。他指挥兽兵在斯坦利堡围墙外的圣斯蒂芬学院，极其残暴地杀死了在那里的170名伤员及手无寸铁的俘虏，并歼杀了七名女护士。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法庭上作证时回忆说：酒井隆命令将俘虏当作人质，两三人一批推到室外，砍去他们的手指，割掉耳朵、鼻子和舌头，挖出眼珠。酒井隆故意放掉几个，让他们去英军阵地述说目睹的惨状，进行恐吓。四名中国女护士与三名英国女护士均遭强奸，其中一名英国女护士被绑在尸体上遭轮奸。最后她们也全部死于刺刀下。
英军投降了。他们一走出斯坦利堡，就被酒井隆驱赶到屠杀现场，去享受“热气腾腾的圣诞晚餐”。
烧杀淫掠像台风一样地狂烈。
所有抗日人员都被当成练刺杀的活靶子。国民党交通部驻港官员全部遇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内侄孙伯年因汉奸出卖被俘，兽军逼他投降遭拒绝，割掉他的舌头仍没得逞，于是兽军给他打了一剂毒针，使他全身浮肿而死。深水涉元洲街一位妇女背着小儿子上街买菜，回来时遇到戒严，面对自己的家门不敢过街回家；她的另一个儿子从家门口向她跑来，枪声顿起，母子三人当即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事件在香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深更半夜，浑身发散着酒气的兽兵三五成群地寻找“花姑娘”，他们晃动着手电筒，沿街敲门怪叫。大街小巷上、民宅里和楼梯上，到处可见到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女尸。影星梅绮和林妹妹的悲惨遭遇足以传达出当时的恐怖气氛。兽军攻占香港时，曾以《驸马艳史》等影片驰名的梅绮正好与享有“华南影帝”之誉的张瑛喜结连理，兽兵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衣裤，在她的新婚夫婿眼前强奸了她，受辱的阴影从此断送了他们的爱情与幸福。另一位擅演反派角色的影星林妹妹为了躲避兽兵的奸淫，带着一群年轻姑娘藏于一个地下室中，不料被兽兵发现，她挺身而出与兽兵周旋，掩护姑娘们逃走，自己惨遭厄运。
兽军有计划地强占饭店、住宅、商店、企业，想占什么地方，只需把一块上书“军搜集部管理”的木牌往那儿一挂，就换了主儿。至于搜括的古董、图书等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码头船坞附近堆了一地的麻袋和木箱，等待着运往日本本土。为了全面地掠夺，兽军没收了14家银行，并宣布日军使用的“军用手票”为合法货币，强令用港币兑换，“藏有港币者杀”。据不完全统计，兽军在占领香港的44个月中，掠夺的物资达10亿日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亿港元；发行的军票达20亿日元。苦难的香港被洗劫一空，富翁变穷，穷人更是被逼上了绝路。香港人口从160多万锐减为1945年的60万！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呀，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这是“雨巷诗人”戴望舒因抗日罪名被俘入狱后写下的诗，他抒发了心中深深的忧愤，也抒发了他的爱国友人们的忧愤。作家萧红、诗人林庚白、剧作家麦啸霞、报人李健儿、教育家钟荣光等知识分子，先后都在这场战火中含冤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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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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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13日，南京雨花台击毙酒井隆的一声枪响，告慰了死难者的在天之灵。日本驻香港第一任总督、曾肆虐华北的矶谷廉介中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二任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在广州行辕军事法庭被处决。田中久一在临死前不住地狂啸：“且看十年之后，谁执亚洲牛耳！”
戴望舒与田中久一的声音共铸成黄钟大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