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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里，杨淑慧为了保住丈夫的性命，可算是费尽了心力。她四面奔走，八方求援，找遍了国民党实力人物和军统头子；还曾破费金条，托庞炳勋、孙殿英这些投敌将领，给周佛海出具“于抗日有功”的证明。事情毫无转机。
按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抗告被驳回24小时后，罪犯即可被拖出去执行。就在这个时候，杨淑慧拿出了最后的一招，果然使情势发生逆转。
杨淑慧找到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机要秘书陈方，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佛海真有个三长两短，也别怪我杨淑慧不仁不义！”
陈方连忙问：“你是什么意思？”
杨淑慧说：“蒋先生曾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信上有这样的话：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了‘知名不具’四个字，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佛海认识他的笔迹。我给这封信拍了照，原信送至香港银行的保险柜封存。如果佛海真的被枪毙了，就不要怪我撕破脸皮了。我要将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就会看清蒋先生的政治道德和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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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奸被钉上耻辱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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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劝住了杨淑慧。大年初一，陈方上门给蒋介石拜年，说及此事。蒋闭目沉吟好久，才点了一下脑袋，嘱文官处行文司法院，答呈国府，给周佛海减刑。
经数度公文来往，由陈布雷和陈方再三润色的《准将周佛海之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以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义下达。
与其说救了周佛海一命，不如说让他多受了几天罪。一年之后，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日夜伏在床褥上哼哼，哀叹自己“还是死了好”。2月28日，周佛海在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中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口鼻流血而亡。一说周佛海为人毒杀。
大王死，朝臣灭。夹在陈公博与周佛海的死期之间，乱枪响处，竖起了一根根焦黄的竹杆，挑着孤零零的招魂幡。
褚民谊是个风流丑角，当上大官后，凭着一时的冲动，常在大众广庭之间踢毽子。有一年开全国运动会，华南选派的一名游泳女选手漂亮而风骚，俗称“美人鱼”，撩得褚民谊按捺不住，竟将自己收拾得油头粉面，为“美人鱼”坐的马车执鞭拉缰，游览南京名胜。1942年出任汪伪驻日大使，日方大灌迷魂汤，组织了50万人到神户码头迎接，他整日拱着手四出拜会，还拜晤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紧跟着陈公博，一枪从他的背部打入，这个太极拳高手在地上翻腾着打了最后一出太极拳，仰天摊手，做了最后的收势。
帆布行军床把王揖唐抬到法庭公审。听到审判官的声音好生耳熟，他睁眼一看，立马从帆布床上挣扎着坐起来，喝斥道：“何承焯，你这个小汉奸！哪有小汉奸审问大汉奸之理？”几句话轰跑了主审法官。延宕了些时日，他被用竹编躺椅抬到监狱后院，声泪俱下地大呼着“求蒋主席开恩啊！”连中七粒冰冷的子弹。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梁鸿志口念“年到六十四，行步移法场”，脑后枪响，两颗门牙从他口中弹出。王克敏在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而亡，齐燮元在此被枪毙。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先后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伏法。丁默邨在苏州狮子口下地狱。杨揆一、胡毓坤、姜西国、姚锡九等军事汉奸饮弹雨花台，错落着栽倒在荒草乱石之中。受庇护者如伪天津市长温世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这一伙丑类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耻万年。
*第十章重塑生命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南满抗日义勇军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义勇军转移后，日军包围了村镇。兽兵端着刺刀，“呀呀”地嚎叫着，挨门挨户地把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一个不剩地赶到村外的山坡上。全村的三千人聚齐了，汽车上的兽兵揭去了蒙着六挺机枪的黑布。霎那间由人头组成的黑土地低下去一大截，血雾升腾，蒙住了灰色的天空。 兽兵们扑了上去，粗重的皮鞋下溅起血水。一把亮晃晃的刺刀划破了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小小的大刀匪！死啦死啦的！”接着，兽兵将六七百栋房子泼上汽油全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在四周拉上了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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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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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沈阳太原1950——1956
孙明斋的脑子里燃烧着家乡山东海阳县的熊熊大火。日军举着火把、端着刺刀横冲直撞；他家的房子在烟火中倒塌了；一只狼狗把他舅舅扑倒在地，咬断了他的气管，又撕碎了尸体；邻里一位抗日战士的母亲被刺刀捅死，心脏被兽兵挖出来吃掉他站在这人间地狱的边缘，眼中满含仇恨的泪水，双拳越攥越紧，一扭身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武装队伍。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要完成好任务！”声音仿佛很遥远。孙明斋点点头。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把他送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返回的路上，他努力回忆着汪部长的话。汪部长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有一批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将移交我国。中央决定成立抚顺战犯管理所，部里派你去担任所长。想着想着，熊熊大火又在脑子里燃烧起来。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哈巴罗夫斯克俘虏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战犯来到一个四周都是农田的小火车站，登上了用运粮货车改装的囚车。火车开动了，战犯们都拥到了两个带铁栏杆的小窗前。火车是在向西开。原来不是遣返回国，而是被解往中国。像土耳其蒸汽浴室一样闷热的车箱里汗水汹涌。
火车穿过一个短短的隧洞，驶入中国的边防小镇绥芬河车站。车站一旁的小山上有一片茂密的小橡树林，寂静中传来蝈蝈的鸣叫声。战犯在这里换乘了中国的旅客列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这里转车，被押解回国。四天后的傍晚，列车在旧抚顺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停了下来。
战犯们走过一扇巨大的铁门，进入一个四周围着5米高墙的院子。大村忍在跨进大门时，目光正巧与孙明斋相遇合。他连忙垂下了脑袋。他原是这座前伪满监狱的典狱长，熟悉这里的牢房、刑讯室、绞刑室和杀人场。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里外各三层，叫做“镇静室”，当年那些顽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关在里面，连坐都坐不起来，活活地被闷死、饿死、折磨死。阴飕飕的一股凉气顺着大村忍的脊椎骨直灌到脚跟。头戴战斗帽、佩带着中将军衔的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噘起仁丹胡朝大村忍轻蔑地嗤了一鼻，昂着挺胸地超了过去。
大村忍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过了全面整修：新建了礼堂、医院、澡堂等娱乐、卫生场所，监房中都安装了暖气等生活设施。所方给战犯发了新衣裤，还发给他们已经有几年没有使用过的牙刷。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传统和方式，对战犯开始了繁重的改造工作。
也许是粉刷工人的疏忽，监房的墙壁上残留着中国人用血写的遗书和口号，还有一幅笔迹粗硬的画：一个怒目圆睁的抗日战士高举大刀向惊恐的小鬼子砍去。有的战犯在院子里捡到了报纸，《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等标题燃烧着仇恨与怒火。绝望的情绪像寒冷的季节一样袭击着战犯们的灵肉。暖气锅炉房在他们的眼中成了焚尸房，医务所成了细菌实验室。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生病时，疑心病号饭是杀头前的“送命宴”，盯着碗里的鱼，抹着眼泪自哀自叹道：“败战之将不如兵，盘中之鱼随便夹呀！”
胆小的像风前的烛火在颤抖。禀有武士道精神的战犯开始用各种形式进行对抗：他们故意多打饭菜倒进厕所，把所谓粗劣的饭食保留下来，说是要向联合国控告；向他们广播时事，他们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绝收听，发的报纸也不看；他们照例向皇宫“遥拜”，吃饭前为天皇祈祷；有一次搞空防演习，有的战犯欣喜若狂，幻想着美国飞机来搭救他们；他们还大声唱起渲叙军国主义精神的歌曲，看管人员进行约束，他们就用日语谩骂看管人员。藤田茂的部下被关押的最多，他在战犯中有相当的号召力。他恶狠狠地叫嚷：“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关押我们是违反国际法的！”他的喽罗们便跟着闹事。
一天早上，日军特务科长岛村三郎扶着走廊的铁栏杆唱道：“看哪，南海连接着自由的天空”
看守长詹华忠走过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什么？大家现在正在学习。”
岛村三岛粗声粗气地顶撞道：“今天是星期日，为什么不能唱歌？”
詹华忠驳斥道：“你这样会妨碍大家学习！你为什么不学习？”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各监房的战犯们从门洞里伸出了脑袋。
“你这个蠢货！”岛村三郎骂了一句，便跑到监房角上的厕所里解开裤子蹲了下来，口里还在不住地叫嚷；“人家蹲厕所，你跟着叫唤什么？这就是共产党的礼节吗？”
詹华忠气得脸色发紫。他一把从匣子里拔出手枪，又跺脚将枪插了回去。
詹华忠气冲冲地撞进孙明斋的办公室，把手枪使劲往桌上．一搁，硬声硬气地说：“我请求调离！这帮狗娘养的，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今天不老实还不准揍他，老子手里的枪干什么用！”
孙明斋递给这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一颗烟。他能体会到詹忠华的心情，这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对一些战犯的表现，管教干部们议论纷纷，主张尽快杀了他们。医务人员认为自己是在“给恶狼治伤”；炊事员说；“整天给仇敌做饭，难道我比他们的罪还大？”米不淘净，菜不洗尽，做好了用脚往监房门口一推，“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爱吃不吃”；理发工人理起头来三分钟一个，“瞧你那模样，神气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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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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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全所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会议室里。气氛是灼烫而紊乱的。经过孙明斋和副所长曲初的努力，大家逐渐冷静下来。孙明斋说：“野兽不可能驯服人，而人却能驯服野兽。既然是这样，就有理由肯定：我们共产党人有足够的力量把恶人改造成新人。”孙明斋传达了周总理和东北公安部领导同志的指示，他说：“周总理说了，过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总理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甚至是牺牲一些自己的感情。这样做就如同跟日本鬼子拼刺刀，谁如果怕小鬼子，谁可以打报告调工作。”
听说是打鬼子，一个个的眼睛里都放出了亮光。“噗”，有人还真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磨拳擦掌摆出了架式。
从精神上消灭日本法西斯。大伙研究了教育改造的方案，制定了争取、分化、瓦解、孤立的斗争艺术。
管理所把100人的校官分为两组：态度比较积极的50人为一组，比较顽固的为另一组。“进步组”的战犯住在靠里面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住在临门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天天聚在一起玩用纸做的麻将和围棋，一边闹哄哄地玩，一边借题发挥地发牢骚。“进步组”每天都在认真学习，讨论。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我用这只手曾杀害过中国人民，可是今天，中国人民却使我由鬼变成了真正的人。”
“我们接受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认罪服法。”
晚上，他们以祈祷般的感情唱起了在西伯利亚学会的进步歌曲：
“烧光的痕迹，
烧光的痕迹，
在烧光的痕迹上，飘扬着红旗”
这像是手挽着手唱出来的高昂歌曲。这边的歌声还没落，那边就有人撕扯着嗓门唱道：“烧光的大粪，烧光的大粪，在烧光的大粪上飘扬起红旗。”
“顽固组”的战犯们放肆地大笑。他们觉得还不过瘾，四个监房便串通起来，主动发起进攻。晚饭后，“顽固组”四个监房的战犯此起彼伏地唱起了日本歌曲。这间监房里传出了《义太夫节》：
“去年秋天得的病”
那个监房里唱起了《浪花节》：
“这小子不死，也治不好病”
四个监房的战犯一边像发疯一样地狂呼乱吼，一边有节奏地拼命拍掌、敲打床板，狂乱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监狱。
校官、将官、尉官，那些顽固的家伙气焰极其嚣张，他们挥舞着拳头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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