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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从小民的角度而言这是好事，对于国家发展来说则未必有利。虽然朱慈烺也可以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提出这个问题，但如果没有前瞻性的指导，未来的阻力就会更大。付出的代价也必然更大。
现在必须趁着北方宗族势力的空前削弱，把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个平衡点。
朱慈烺走到笼着黄纱的金柱旁，靠着柱子缓缓滑了下去，直到地砖上传来的凉气让他精神一振。
从腰带上取下玉钩，朱慈烺在地上写了个“人”字，画了个圈，又写下“家”字。这应该是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单位。
“家”就像是一颗种子，冒出芽，萌芽长成主干，这就是出于嫡系的“大宗”。主干继续生长，冒出许多枝桠，这便是庶出的“小宗”。大宗小宗构成了整个树型结构，这便是“宗”。当这“宗”有子弟外出，就如树上掉落下来的种子，在另外一处生根，发芽，再长出主干、枝桠，与原来的那颗树遥相呼应由此便有了族。
当这些宗族因为共同的文化认同交织生长，一起开发脚下的土地，捍卫族群尊严，传承亘古以来的价值观——这就是民族。
朱慈烺朝后靠了靠，仰起头，目光中焦点涣散。
只要有人成家，势必就会成为宗族。别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前世的红色贵族不也如此么？
朱慈烺轻轻摇了摇头：除非有个更强大的信念占据百姓的信仰空间，让他们相信爹亲娘亲都不如皇帝亲，天大地大都不如皇室的恩情大，立志做个舍小家为大家，脱离低级习俗，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整个国家的人。
上下五千年，这种狂热的状态只存在过三十年，而且崩塌之后带来的副作用似乎更大，颇有些饮鸩止渴的感觉。别的不说，朱慈烺并不希望自己的遗体被长久封存不得下葬。
而且以明朝的宣传能力和手段，要做到这样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其难度还是先考虑一下火星探索计划吧。
既然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宗族。如何做才能既保证国家对人民具有控制力，又不至于制定出毁家灭门的恶法呢？
首先是思想方面，忠臣与孝子之间的平衡。魏晋时候，天下只有孝子，没有忠臣，故而有五胡乱华。北伐难酬。那时候的门阀与如今的宗族名异而实同，只是更加强大，直接控制了军国大权罢了。
朱慈烺又想到前世某个时期，天下都是忠臣——或者叫主人翁，只知国家需要就上山下乡、奔赴殊域。他们的确以自己的牺牲，为整个民族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过当信仰崩塌之后，正是这些人反转最大，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牺牲，认为被权贵阶级欺骗和出卖。彻底投入利己主义的窠臼。
这正好是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后来从隋唐起强调的“在家事亲，在朝忠君”可以说是一种缓冲和折衷。不过眼下的大明更注重“孝”，而“忠”的方面有所欠缺，这就需要人为给一些动力。
其次在于国家动员方面。
宗族的形成以北宋为分水岭，又有两种形态。
在先秦两汉时代，天子分封藩国形成宗族，其大宗对小宗的财产有直接控制权。这点到了明朝仍旧一样。分封的诸藩王可能因为犯罪或无子而被除国，田土收归国有。
后世熟悉的庶民宗族却诞生在北宋之后。因为范仲淹、张载、程颐等人的推动。庶民被允许立祠堂，以便“敬宗收族”。这几乎可以算是一场革命，打破了士大夫立庙的特权，也有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精神核心。
有了这样的核心之后，庶民就从单纯依附于地主豪强，转而依附于自己的宗族。这时候的宗族就像后世的工会。看似没有主宰宗人生命、财产的权力，却又极具凝聚力。
延续到了明代，乡官的职役制度更加明显，宗族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基层舆论上远远压过朝廷王法。
比如募兵。在新设立的流民村落中。募兵明显要轻松得多。而在有宗族影响的地方，族中老人出于劳动力缺失的考虑，往往会对此抱有抵触。正是这些老人说一句“别去”，很多人都打消了入伍的意愿。
在现在的甲级行政区域，宗族势力奄奄一息，影响力极小，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能量。就是知县下乡问政，老人、农老办事，也都会对大些的家庭另眼相待。
因此在南方宗族势力更大的地方，整个家族抗税抗租，乃至暴力抗官，时有耳闻。
最后则是土地问题。
宗族本身不是大地主，族中的土地只有宗人捐献的义田、祭田。义田用于照顾族中贫穷子弟，为他们交付读书用的束脩，往往只有诗礼之族才有。祭田则必然是每家都有，其产出用于家族祠堂祭祀。因为这是族人捐献，所以劳动力也有宗人义务承担，收成和使用也受众人监督。
宗族对土地的约束性在于本宗族人私有的土地不会外流。
寡妇可以改嫁，但只能带走自己的嫁妆。夫家的土地必然要留给子嗣，这是宗族对宗人的保护。如果没有子嗣，族中则会过继一个符合辈分的族人给他，继承这块土地。
公开的说辞当然是家族实力不至于削弱，避免了外姓人的侵夺。
可朝廷也是外姓人啊！
这些土地一直被一家一族控制，不恢复“无主地”的属性，朝廷何时才能收回来？总不能出台“遗产税”吧？那是对三千年来“子承父业”的传统进行否定，还不如撕破脸去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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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佰十章 宣威布德民大悦（十一）
“皇爷”随侍在崇祯身边的王承恩低声唤道。
崇祯抬了抬手，止住了王承恩说话。他从窗外望进去，正好能看到朱慈烺的半个身子，如同顽童一般靠在柱上，手拿玉钩在地上写写画画。一不小心，崇祯差点撞到冰凉的玻璃上。
这是宫中新换的一批玻璃窗。
第一批窗玻璃给了内阁；第二批给了父母和伯母；第二批换了奉先殿和太庙。
——果然是个重社稷，有孝心，却不会说出口的木讷孩子。
崇祯心中涌过一阵热流：皇太子刚毅木讷，即便以古君子的标准来要求他，也是个仁者啊！
“咳咳。”崇祯终于觉得有点冷了，又见朱慈烺有站起来的动作，索性推门而入，干咳一声表明身份。
朱慈烺没想到崇祯这么晚会来奉先殿，脑中先过了一遍自己是否有失礼的地方，然后才想起来向父皇行礼。
“你在写些什么？”崇祯看了一眼地砖，上面干干净净，什么都看不出来。
朱慈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难道直言说自己在打算对社会根基下手么？
“儿臣在考虑江南的事。”朱慈烺换了个角度，也不算欺瞒道。
“江南遭灾了么？”崇祯有些提心吊胆。
朱慈烺微微摇头，问道：“父皇，您有时是否觉得政令无法通达到乡间？”
崇祯喉头滚动，干笑两声，突然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一遍很难说是否在调上的歌声唱罢，崇祯笑问道：“小时候听过吧？”
——这个调子的《击壤歌》还是第一次听到。
朱慈烺点了点头。
“百姓耕作食用，怡然自得，此乃天下大治之胜景。太祖高皇帝不许县官、胥吏下乡。只许甲户、粮长收税，正是为了保民啊。”崇祯解答道，目光不由自主飘向朱元璋的神位，又有些心虚。
“那皇权就不用深入乡间了？”朱慈烺不敢相信崇祯竟然直接就要放弃如此重要的控制力。
“乡间自有老人、族长之伦维护风纪，派官下去徒然扰民。”崇祯道：“只要百姓按时缴纳粮税，服徭役。朝廷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们。如今你免了徭役与这两年的粮税，这就很好，让百姓在乡间好生休养。”
“父皇，那农田水利，修桥铺路，赡养孤寡这些事谁来干？”
“自有乡里宗族去办呀。若非大工程，朝廷宁可不做，以免越做越错。”崇祯长叹一口气：“朝廷大把银子花下去，反倒惹得百姓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这又何苦？”
“父皇”朱慈烺已经有些无语了：“为何会这样呢？”
“因为贪墨之吏。”崇祯以为皇太子真不知道，耐心道：“人心隔肚皮，你看着他们各个斯文儒雅，真的贪虐聚敛起来却不顾百姓死活。我家虽是天家，太祖时候就告诫后世子孙，绝不能轻信官吏。我听说你选用的法官也是刚上任不久便贪渎枉法，好像还抓出来不少吧。”
“是。是儿臣有意为之。”朱慈烺道。
“哦？故意用贪官污吏？”崇祯被儿子的答复吓了一跳：“怎有这等用人之法？”
“一者是给那些读过书的人机会，只要他们能够自律自新。执行朝廷法度，过去的事也就既往不咎了。正可以重新做人，有个官身也好光宗耀祖。”朱慈烺道：“这些人中只要真有一两个干净的，也不枉儿臣一番苦心。”
“其次呢？”
“再有便是让都察院的御史们交投名状。”朱慈烺随口道：“官场陋规横行，必是从风宪败坏开始。趁着现在风宪新立，让他们多杀点人。吃到杀人的甜头，日后就收不住手了。真有人想收手，其他官员等闲也不敢信他们，自然两方隔阂，孳生情弊之事就少了许多。”
“第三嘛。杀鸡儆猴之类的事儿臣不屑做。要杀就直接杀猴子，只要杀完了这一批，日后法官还有几个敢伸手的？”朱慈烺道
这是借刀杀人、欲擒故纵、隔岸观火、上屋抽梯崇祯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奇谋迭出”。
“随手拈来的小动作，不值一提。”朱慈烺笑了笑，重凝重道：“父皇，儿臣要去一趟中都，看看有什么法子在不扰民的情形下，将乡村农民都管起来。”
崇祯不解道：“这等费力不讨好的事，何必去做？难道你要在每村派官？国家如何承担如此之大的开销。”
“总有办法。”朱慈烺道。
崇祯见朱慈烺如此坚持，又问了些税制和纸币发行的事，默许了朱慈烺前往凤阳的想法。
朱慈烺之所以选在凤阳而不是南京，正是打算由简入难。凤阳本不是富庶之地，又常受黄淮水患的滋扰，近百年来没有出过真正的豪强大族。朱慈烺打算从北京走陆路南下，正可以沿途考察北方宗族势力，并且视察民生恢复情况。
随着消息的传发，都察院又因此发起了沿途州县官吏清查运动；吏部也提前派人进行考成，算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朱慈烺没有耽搁，既然决定要走，当天晚上通知了陆素瑶，让她安排人手先行南下，准备行辕。至于巡陵的圣旨也是立等可取，并不耽搁时间。萧陌亲自带领第一师侍卫南下，京畿外围防御圈交给了第三师和骑兵师。
锦衣卫任务最重，徐惇当夜就赶往塞外，布置针对蒙满鞑虏的情报警戒线，以免太子前脚走他们后脚来。一方面又要派出随同朱慈烺南下的南镇抚司的大汉将军，非但要样子好看，还得能保护得了太子的安危。他一直想将闵子若的贴身侍卫队收入锦衣卫中，但皇太子对此并不看好。
东厂自然也不能落在人后，更是全体发动，将皇太子途径的所有驿站、村落都放在了监控之中。
第三天，朱慈烺准备出发的当天，陆素瑶拿到通政司转进来的《家国天下四方之一元法》，这封题目大得吓人的奏疏里封皮上贴着内阁的票拟，写得倒是简单，只有几个关键词：宗法、乡约、国法、四夷法。最后注明是来自大理寺。
陆素瑶只看到“宗法”两个字，就想起了皇太子殿下那一篇“宗”字小楷，心中一动，将这奏疏放在了最上面。
朱慈烺看到这奏疏的时候还以为是李明睿有了想法，展开一看却是个叫冯元辉的大理寺寺丞所呈。
从行文上看，这个寺丞读书不多，一个简单的典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偏自己啰嗦一堆，又是“甲乙”又是“假设”。
不过细细看下去，朱慈烺的眉头却展开了。
虽然文辞不佳，但是这寺丞对于宗族、宗法却的确有着不浅的认识和思考。在这个时代，能够认识到宗族对国法抵触的人绝对不多，即便是李明睿，对此认识也没他深入。更何况这个冯元辉还能将这种抵触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认为约束子弟固守农耕，对当前的大明并不利。
大明已经到了需要更多人口参与自由流动，成为雇佣工人的阶段。
这个论断比朱慈烺大胆得多，因为不轻动宗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流民的无节制产生，薄弱的大明工商业能否消化得了那么多人口。在没有经过经济普查之前，朱慈烺并不敢轻易靠脑补来做出定论。
“让这个人来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