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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同志，吃午饭的时间到了。”米哈依尔说。
缪勒尔突然问道：“第二期学员是谁推荐的？这个人是不是国际情报组织中的人？”
米哈依尔答道：“是哈尔滨国际情报组织负责人杨树田介绍来的。”
“杨树田！”缪勒尔问道，“他为什么不来莫斯科受训。要知道这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校长同志，据悉，他们已在赶往莫斯科的路上”，米哈依尔说道：“不久，您就会见到这位卓越的中国情报战士。”
“我很想见到此人。”缪勒尔严肃地说道。
与此同时，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奥特波尔的山路上，正艰难跋涉着三名中国人。
为首的是位身材不高，但却很结实的男人。他身穿皮衣，头戴貂皮帽，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国际情报组织哈尔滨负责人杨奠坤（杨树田）。紧随他身后两名情报组织成员，身材略高一些、穿狗皮大衣的名叫张逸仙。
踏着厚厚的积雪，三人来到一处苏联边防军的哨所前。
“不准动，举起手来！”苏军哨兵大声喝道。
杨奠坤立刻上前，用熟练的俄语说道：“我们是自己人，我要求见舒拉上尉。”
哨兵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此事。不久，他走了过来，友好地示意跟他走。
三人被带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内，里面烧着大铁炉（用汽油桶改装的），非常温暖。一个中士进来，给他们端来一盆菜汤和几块黑面包。大概是饿了的缘故，三个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中士则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没见舒拉上尉来。于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来。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两名苏联军官走了进来，三人从梦中惊醒。
其中一名军官冲他们喊了一句：“米赫伊鲁！”
这是联络暗号，杨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鲁。”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名军官说道：“我是舒拉上尉，负责送你们去莫斯科。”
杨奠坤马上说：“舒拉上尉，我看这里没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来。”
舒拉上尉点点头，“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带来几匹军马，送你们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带着一个士兵牵着马来接他们。不过只有两匹，而且也不是军马。
他们三个人只好替换着骑马，赶了大约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车，到了奥洛维亚那亚，住进了当地驻军的招待所里。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有暖气、热水、浴室、卧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来了两位佩戴大尉、少校军衔的军人。
少校和气地说：“你们好，中国同志。在这里休息的好么？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阵，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铜制大茶壶）跟前，打开水龙头给他们泡了几杯热茶。
杨奠坤三人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浓浓的战友情意。
几天过后，大尉送来了一封介绍信和两个证明文件，又每人发了500卢布，两套军服，把他们送上火车，沿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莫斯科进发。
经过15个昼夜的旅程颠簸，火车终于平安抵达莫斯科。三人在苏军总参情报部一位将军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杨奠坤三人走到临街的阳台上，观看下面的街道。只见工人、学生穿着制服，打着红旗、标语、唱着歌前进。大家都被这欢乐的游行队伍感染了，不住在阳台上冲街上的队伍招手致意。
这时，一辆汽车停到楼下。房东老太太告诉大家，有人来接他们了。
几个人告别房东，坐上汽车，向莫斯科市郊驶去。
大约行驶了20公里，便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这时，杨奠坤才发现这里各国的学员都有，德国人、波兰人、蒙古人、中国人。
在办公室里，校长缪勒尔亲切接见了大家。
缪勒尔拉住杨奠坤的手说：“杨，我很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你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员，如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杨奠坤用俄语回答：“校长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请上级在这里考验我吧！”
缪勒尔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会在这里得到锻炼的。”停了停他又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尔德尔。”
当天，杨奠坤等人吃饭、洗澡、换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称作“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和杨奠坤同住一个寝室。
第三期训练班共有12人，除杨奠坤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马克斯”的中国人，原名叫阎荆璞，营口人，曾当过卡车司机。另一个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学校开课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杰男；另一位叫“普尔斯”，原名张明礼，他俩都是皮鞋工人。时间长了，大家才了解到，校长缪勒尔是位老共产党员，1917年就参加革命，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不时要发作。他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夫人是学校的厨房经理，照顾学校学员的饮食。他们的儿子叫鲁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便同学员们一起玩，和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这几天没有开课，杨奠坤等三人都在学校里休息。一天，缪勒尔来到宿舍看望他们。
“瓦尔德尔，现在生活习惯了吧？”缪勒尔问。
杨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们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了。”
这时，有人敲门，杨奠坤立即把门打开，只见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苏联人，问有没有烟。
缪勒尔不高兴地将那人轰走，然后对杨奠坤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就开门让他进来。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极大危险。”
这时大家才感受到学校的特殊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接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听。
一星期后，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六个月零十八天。学习的课目有：秘密工作学，包括通讯传达法、药品贮藏法、情报员联络、侦察技术；政治学，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燃烧化学；爆破学；射击；格斗；车辆驾驶。除政治和秘密工作课程外，其他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杨奠坤经过一段观察发现，学校的校长缪勒尔只是负责学员的学习和训练，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来自总参情报部的少将——学校总监杜曼宁，他是专门负责学员的派遣工作的。杜曼宁不定期地来学校视察，他每次来学校后，都会有学员离开学校。
细心的杨奠坤还发现，学校二楼尽头的一个宿舍里住着几名女学员，她们很少露面，上课也不和男学员在一起，由一名女红军大尉专门负责他们的训练。杨奠坤印象里有一个女学员叫汉布尔格，还有一个叫罗莎，两人个子都不高，约有30多岁。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神秘，杨奠坤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天，缪勒尔单独将杨奠坤叫到了办公室。一见面，缪勒尔就开口问道：“下午你们还有什么课程？”
“是政治课，校长同志。”杨奠坤答道。
“不要上了，”缪勒尔习惯性地把手一挥，“你马上跟我走，去见一位重要人物。”
下午1时，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将缪勒尔和杨奠坤接走。轿车仿佛是故意在街上兜圈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停在了阿尔巴特街一幢灰色的大楼前。听缪勒尔说，这便是“格柏乌”（苏军情报部）的总部，苏军全军最高情报指挥中心。
通过戒备森严的岗哨，缪勒尔带杨奠坤来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先在门外的休息室等候。不久，一位少校出来说：“将军同志，请你们进去。”两人起身走进办公室。
杨奠坤随缪勒尔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位身穿将军制服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的后面，真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别尔津同志，”缪勒尔恭敬地说，“我将学员瓦尔德尔带来了，请你指示。”
“缪勒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返回你的岗位上去。”别尔津礼貌地说。
缪勒尔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
杨奠坤着实有些吃惊。因为，眼前坐着的这位将军，便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部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原名帕维奇·伊万诺维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领导苏联情报机关已经有很多年了。
别尔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杨奠坤的面前，两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说，“好样的，瓦尔德尔听说你非常能干，为我们在中国东北打开了局面。可你应该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来，咱们谈一谈。”别尔津回到座位上，直截了当地问：“你对日本怎么看？”
杨奠坤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脑子开始飞快地旋转。日本是俄国的宿敌，也是中国的宿敌。现在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决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
杨奠坤回答别尔津说：“我认为，日本是中国和苏联最大的敌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称霸亚洲，其中也包括苏联的远东地区。”
别尔津同意杨奠坤的看法，他补充说道：“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掌握潜在之敌人的计划，打入他们的组织，侦察他们的行动这将是我们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贡献。识破敌人的阴谋就等于粉碎他们的侵略计划，至少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消除战争的威胁，这是当务之急。你说对吗？”
“正是这样！”杨奠坤高声说：“部长同志，我愿意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好，这就是把你叫来的原因，”别尔津说，“来，咱们研究研究。”
别尔津走到书柜边，打开一个小保险柜，拿出一本棕色硬皮夹子，翻了一下，打开递给杨奠坤，“你看看吧，请用俄文读出声来。”
杨奠坤接过皮夹子，发现别尔津翻开的那页，是份中文的抄件，于是他用俄文念道：“《帝国对苏俄之积极根本政策》：惟欲保证帝国在东亚的利益，必须解决俄国问题，在满洲国建立起绝对安全之地带，并夺得出海口。这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东部地区应在日本帝国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这就够了，”别尔津打断他的话。杨奠坤急忙将皮夹子递给别尔津。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打算。”别尔津说，“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迅速在满洲国建立庞大的情报组织，搜集日本军队，主要是关东军的战略情报。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别尔津习惯地用一只拳头击着另一只手掌心，站在杨奠坤面前，补充道：“干我们这一行，既要足智多谋、英勇绝伦、履险如夷，又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们的辩证法，懂吧？”
这之后，杨奠坤又和别尔津多次会面，渐渐了解了这个神秘的人物。
扬·别尔津整整比杨奠坤大22岁，是一位阅历甚广、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面貌年轻性格开朗豁达的“老人”。早在16岁那年，当时名叫彼得·丘济斯的他，就饱尝了哥萨克大兵步枪通条的抽打，同宪兵搏斗时三处负伤，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已煎熬得满头白发。当他从遥远的雅库特逃出来，在一天深夜偷偷回家时，母亲竟不敢认他。他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现在我就叫别尔津，扬·别尔津了。当年的小彼得已不复存在。他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销声匿迹了妈妈，你看，我用了父亲的名字。我不会让他的名字蒙受耻辱，永远不会”
别尔津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在1917年的二月、七月和十月革命中，扬·别尔津都坚守革命岗位，他同士官生打过仗，参加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来参加了拉脱维亚起义这些都是有一次别尔津在闲谈中告诉杨奠坤的。
“这就是我一头白发的由来！宪兵和警察使我变聪明了。我上了6年学，蹲过差不多6年监狱。幸好我从苦役中逃出来，才得以提前毕业”
在杨奠坤和别尔津累了时，扬·别尔津就提议下盘棋，清醒一下头脑。他们喝一杯浓茶，又接着研究。研究出了什么呢？那就是一项针对日本侵略军的绝密计划——“戈比旦行动”。
别尔津总是对杨奠坤说：“瓦尔德尔，你知道我要给你讲什么吗？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认为敌人都是呆头呆脑的傻瓜，要把他们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