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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承武立刻将钞票塞回张逸仙的手里，“张先生，你这是干么？我跟省三是好朋友，所以才帮你的忙，怎么能收你的钱，赶快拿回去。”
张逸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心底里感谢这位正直、善良、富有正义感的小学校长。
2月初，许承武给张逸仙出具了“担保证明”，连同张逸仙家乡打来的电报一同报到县公署。很快张逸仙的“出国”申请就被批准了。当许承武将“出国证”亲手交给张逸仙时，张逸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
关于许承武笔者作了考证，他1910年生于北京密云，毕业于肇东师范，长期在呼兰东沈家小学当校长，表面上和日伪来往很近，其实暗中做了不少保护抗日骨干的活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由于一位苏军情报员在东沈家躲藏过，呼兰日军一个中队包围了东沈家村，并将几门迫击炮架在村口，要血洗该村。关键时刻，许承武用流利的日语和日军中队长交涉，最终令日军撤军。解放后，尽管许承武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但始终未加重用，反而降至为小学教员，1978年病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许承武的妻弟罗明哲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哈尔滨第一任教育局长。侄女婿藏宗盛是四野的营长，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省军区顾问。
在一个清冷的早晨，张逸仙悄悄离开了战斗了近二十年的热土，踏上了归乡的征程。
第4节 杨奠坤：神秘的瓦尔德尔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第3战区部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由此展开。10月底，日军从国内和华北战场抽调至上海的兵力已达20万人。11月9日，在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后，第3战区军队撤离防区，上海失陷。
12月5日，外滩公园内，走过来一位身穿风衣的年轻人，他手拿一份报纸，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一会儿，一位身体魁梧的外国人走过来，两个相视一笑，握了握手，向公园深处走去。
原来，这是共产国际中国第二情报组的两位负责人——伊万诺夫和杨奠坤在接头。
杨奠坤有些焦急地说：“伊万诺夫同志，由于淞沪战争的爆发，南北交通中断，我与我的助手张逸仙失去了联络。”
伊万诺夫笑了笑说：“我们的联系怎么能中断呢？要知道这是一条真正的秘密战线。”他小声地告诉杨奠坤：“聪明能干的古斯达夫装配了一部收发报机，我们已经恢复了同他们的联系。”
杨奠坤不由感到一阵欣慰。张逸仙果然不简单，在艰苦的条件下竟能自制电台恢复通讯。
杨奠坤问道：“那我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伊万诺夫说道：“发展组织，扩大侦察范围。”
杨奠坤从外滩公园回到自己的秘密住所，法租界环龙路117号的一幢小楼上。
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杨奠坤坐到桌前，拿出密写药水开始向关外的几处联络点书写秘密指令。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为什么习惯于拿枪的手却拿起了笔，为什么习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如今却躲在这里书写情报？杨奠坤闭上了眼睛，仿佛这26年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杨奠坤，1911年9月28日，出生在黑龙江阿城县农村一个农民家庭，他11岁进本村私塾学习。1926年夏考入哈尔滨市第二中学，逾二年，又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行政区第一中学读高中。1929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满洲特委工作。1932年进入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军委工作。1932年春，被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逮捕，任凭敌人如何逼问，也没泄露组织机密，关押两个星期后获释。出狱后，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向他布置任务，希望他到吉林的磐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杨奠坤到磐石时，将中心县委的小武装“打狗队”加以改编，缴获了地主“大排队”的二十多支枪，将队伍发展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做了斧头镰刀的红旗，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并利用原有“反日会”农民群众组织，扩大抗日宣传，组织中朝农民联合反日斗争，队伍很快到二百多人，青年纷纷要求参军，他们惩办地主豪绅，没收地主的粮食，震动了整个磐石地区。
“工农反日游击队”的行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日寇以一个中队和两个连的伪军向磐石根据地进攻。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形，对敌人的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杨奠坤腿部多处负伤，无法行动，而部队又要转移行军，因此县委决定送他回哈尔滨养伤。而杨奠绅的工作，由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杨靖宇（当时叫张贯一）到磐石来接替他。
杨奠坤在哈尔滨就认识杨靖宇，当时，杨靖宇任全满反日党团书记领导哈尔滨工人群众的反日斗争。杨奠坤和他同在满洲省委工作，彼此在战斗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32年7月，杨奠坤回哈尔滨养伤，10月，准备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代表的名义去磐石工作的杨靖宇来看望杨奠坤。
杨靖宇拉住杨奠绅的手说：“君武（杨奠坤当时的名字），你们在磐石搞的不错嘛，连哈尔滨人都知道磐石有个游击队，领头的叫杨矮子，副手是个朝鲜人，叫李红光。你们可是大大的有名呀！”
杨奠坤从病床上坐起来，“老张，你的担子也不轻，磐石那里情况复杂，我们那支游击队里什么人都有，工人、农民、山林队如果不加以整顿会出大问题的。”
“这个我考虑到了，”杨靖宇说：“我到那里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好，争取把它变成我党在南满的一支劲旅。”停了停，杨靖宇又忽然说：“你在那里名气大，听说群众都亲切地喊你杨司令，干脆，我也改个姓，今后就叫杨靖宇了，你看怎么样？”
杨奠坤笑了。他改什么姓都无所谓，反正他的真实姓名叫马尚德。：“姓杨就姓杨吧，你长我六岁，咱们就算做亲哥俩吧。”停了停他又说，“杨靖宇，好名字，我想这一定会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的！”
果然，杨靖宇不负众望，很快整顿了那支部队，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
1932年冬，杨奠坤伤愈后，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和王东周（绰号“皮鞋王”）同志一起，负责国际反帝情报组织的工作，从此杨奠坤开始了秘密战线上的特殊战斗。
1938年初，杨奠坤来到原来在哈一中的老师罗稷南的家中。罗的原名叫陈小航，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弟弟陈绍韩曾是华尔顿手下的情报员，1935年被敌人杀害。杨奠坤希望罗老师能给他介绍一些进步青年，送到苏联去学习。罗稷南给他介绍了三个年轻人，日后都成了共和国的栋梁之才。
1938年3月11日，在大光明咖啡馆，伊万诺夫与杨奠坤再次见面。
伊万诺夫说道：“瓦尔德尔，现在我把一个关系转给你。明天，你到南京路中国银行门前和一位姓金的朝鲜人接头。”
杨奠坤问道：“这个人是归我直接领导吗？”
伊万诺夫笑了笑，“不仅这个人归你领导，他的组织也归你领导。”
杨奠坤的手下又有了自己的同志，他不再是孤军作战了。
3月12日，杨奠坤在南京路中国银行的门口佯装换外汇的样子和老金接头。然后，两人来到附近的街心公园长椅上坐下。
“老杨，认识你很高兴。从今以后我们就在你的领导下工作了。”老金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
杨奠坤注视着老金，他理解这些亡国亡家的朝鲜同志，在东北的抗日联军中有大批朝鲜同志和中国战友一起抗击日寇，中朝两国人民早已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杨奠坤在磐石搞队伍的那个搭档李红光就是朝鲜族人。
“老金，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杨奠坤问道。
“五六个人吧，”老金说，“其中还有个日本人。”
“不错嘛，连日本人也能争取过来。”杨奠坤又问，“老金，在上海还有别的朝鲜地下组织？。”
老金说：“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三派在上海都有组织。”
“好家伙，你们朝鲜人有这么多党派，”杨奠坤好奇地问：“这些组织有统一领导吗？”
老金叹了一口气，说：“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金九先生，曾努力促成三派的团结，去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正要在长沙举行三党合并大会时，朝鲜革命党成员李云焕狙击金九，致使合党运动失败。”
杨奠坤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问：“老金，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
老金笑了笑：“我哪派也不是，我是名国际情报战士，难道你不清楚吗？”
杨奠坤听罢笑了，他感觉到眼前这位朝鲜同志非常的可爱。
1938年7月23日，日军华中派遣军主力师团进攻武汉三镇，中国第5战区、第9战区军队奉命抵抗，拉开武汉保卫战的序幕。
这时，伊万诺夫交给杨奠坤一个任务，让他火速赶往武汉，找苏联大使馆武官沙赫夫，取回一批秘密文件。
当时武汉正处于激战中，执行这项任务无疑要冒很大风险。杨奠坤为能便于活动，带上老金同去，因为老金的日语很流利，可以扮作日本侨民通过敌人占领区。
一路上，二人所经之处，到处是日本军队，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烧杀抢掠，到处也充满着反日抗日的怒火。老金扮作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职员，一路上叽哩咕噜地，果然蒙过许多日本宪兵、特务。有时，日本军队还专门派几名士兵护送他们。8月上旬，日军由九江西犯，在瑞昌登陆，杨奠坤三人只好绕道北渡长江，溯江而上，乘船进入汉口。当找到汉口苏联大使馆临时住处时，却听那里的中国房东说，大使馆早已迁往重庆，杨奠坤不觉感到懊丧。
这时，那位房主拿出一封信说：“大使馆有位将军临行前把这封信交给我，说如果有人来找他可以将这封信给来人。”
杨奠坤如获至宝，急忙接过那封信拆开，信是用俄文写的，大意是：使馆已撤离，如有人找大使馆联络事宜，可到汉口玉带门车站附近的伊莲娜咖啡馆联系。
杨奠坤和老金急忙赶往“伊莲娜咖啡馆”，咖啡馆的主人伊莲娜是一位漂亮的俄国妇女。她听二人说明来意后，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让到里面的小客厅。
两杯浓香的德国咖啡摆在二人面前，伊莲娜坐在他们的对面，打量许久，忽然开口问道：“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11日攻占的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吗？”
杨奠坤知道她在对暗号，立刻用流利的俄语回答道：“不，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22日攻占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的。”接着杨奠坤反问道：“我想请教，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学生吗？”
“恰恰相反，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老师。”伊莲娜说完站起身来，“我是10号情报员，欢迎你们来到汉口情报站。”
杨奠坤友好地握了握伊莲娜的手。
伊莲娜从沙发座垫下面取出个大方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这是沙赫夫将军搜集日军的重要情报，它包含着将军同志的心血，希望你们能安全地将它交给上级。”
“放心吧，伊莲娜同志，我们会用生命来捍卫它的。”杨奠坤和老金接过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
杨奠坤和老金重新踏上返回上海的征程。
一路上杨奠坤始终为那包文件发愁。这兵荒马乱的，万一让日本宪兵查出这批文件，可怎么办？最后还是老金想了个办法。他将战场上一具日军通讯兵遗体上的图囊打开，取出一个日军军用封套，上面印有日军军旗和“绝密”等字样，把那些文件统统装进了军用封套中。路上遇到日本宪兵队的盘查，一看到印有“绝密”字样的大口袋时，就急忙免检放行。就这样，二人顺利地返回上海，将文件交给了伊万诺夫。
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杨奠坤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一进屋就倒在床上，闭上双眼，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他刚从伊万诺夫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苏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卓越的反间谍专家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被秘密处决了。
杨奠坤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个忠诚的苏维埃战士，红色政权的保卫者，怎么一下子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可信赖的上级，同时，也为苏维埃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这时，杨奠坤才明白，为什么“戈比旦计划”迟迟没有实施。随着别尔津的被捕，一个规模庞大的侦察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万诺夫约杨奠坤来到外白渡桥，他们一起眺望黄浦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