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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米申便以德国专家要检验武器性能为名，提走了两万支步枪和上千箱的子弹，直接送上一艘德国货轮驶离上海码头。轮船行到九江时，佐尔格早已派克劳森等人化装成西门子公司的人，租用二十几辆美国道奇卡车将货卸下来装上卡车运走。很快游击队通过秘密交通线，用车拉、马驮、人扛等各种方法，将武器运到了中央苏区。
在停靠码头等待卸货的一个星期内，就丢失了两万支步枪，相当于国民党围剿部队武器的十分之一，令国民党当局异常震惊。
尽管国民党当局拼命追查，但也找不到线索。原因很简单，这个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外国人，追查起来自然碍手碍脚。倒霉的陈少堂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军事法庭，而霍恩哈特也被提前解职回国。当然，他的兜里已装满了一万美元的钞票。至于米申，他是以白俄分子面目出现的，就更无从寻找此人了。
在佐尔格的情报系统中，堪称中枢部分的应该是克劳森和他的电台。
克劳森在组装、调试、校准他的收发报机和试用他新买的一部频幅很宽的短波无线电收音机时，发现在上海及上海周围的上空布满了无线电信号。
作为海军无线电收发员，对此应该习以为常。但克劳森来到上海时，每天在39—60的短波频率上所听到的事，甚至可以令每一个职业发报员感到吃惊。无线电台有公用的和民用的，有官方的和业余的，另外还有公开的和带密码进行联络的无线电通讯。发报机的频率信号仅在几毫米宽的刻度上相邻，各种强度的无线电发射相互重迭，而且常常影响对方。尽管如此，业余的与受过训练的无线电发报员、官方的发报员与其他无线电台、还有那些他熟悉的呼叫方式以及各国不同的无线电发报网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尽管情报小组最初的任务并不包括搞无线电侦查，他们缺少这方面的技术设备，尤其是没有充足的时间。但克劳森一直没有放弃。
1930 年春，佐尔格说：“我们应该想办法从空中截取情报。”他的意思是在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在自己的范围内附带地窃听那些对情报小组有用的情报。克劳森马上做出热情的响应。佐尔格决定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情报一定是先译成密码，然后再发出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把密码搞到手，尤其是国民党军队情报部的密码。”
仅仅两个月后，佐尔格就在南京打听到，随着军队的强化建设，自1929年底以来，编码也做了根本的改变。另外，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讯军官施特尔茨纳也来到蒋介石的侍从室，并且在军统局二处活动。佐尔格打听到施特尔茨纳住在杭州，便特意去了杭州几次，结果每次都是一无所获。施特尔茨纳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对自己那个座落在国民党通讯总部旁的住宅采取绝对的保护措施。住宅四周布满了牵着狗巡逻的国民党兵，窗户上也钉了铁条。他拒不接见任何陌生人的来访。另外，据他户外的地面无线装置判断，他自己很可能也搞了一部私人无线电报机。克劳森建议佐尔格，把这件事同机智勇敢的章文先商谈一下，或许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可以帮助情报小组。佐尔格拒绝了克劳森的建议，说：“我们绝不能去冒这个风险。这件事是很棘手的，对方只要稍微怀疑密码受损，就会很快更改整个密码，我们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不过，章文先到底是机智勇敢的谍报员，几天以后，他向佐尔格报告了对方的“弱点”。施特尔茨纳与一位中国富商的女儿结了婚。她既想永远地得到他，又担心会失去他，所以千方百计地设法提高自身的地位。在家里，她是唯一被允许去所有房间的人，包括施特尔茨纳那间“神圣不可侵犯”的办公室，因为施特尔茨纳信不过他雇用的所有男女佣人，然而对他的妻子，却是十分放心的。他相信，她绝对不敢过问他工作上的事情，而且她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技术训练，她只能结结巴巴的讲几句英语和德语，整天只想着穿着打扮，洒昂贵的法国香水。每逢丈夫出差去南京时，她便同母亲一起去上海采购物品。然而，在价格飞涨的年代，就连收入不菲的军事顾问施特尔茨纳也承受不起这么大的花销。强烈的虚荣心和贪欲促使这位施太太同意了情报人员提出的建议，拍摄她丈夫办公室的文件以换取昂贵的法国香水。
问题是，她不会使用现代化的微型照相机，可情报小组又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训练她如何使用。这时，情报小组中一个叫约翰的小伙子出马了。他献出自己的一架莱卡照相机，对其进行了改装。他固定好所需的光圈和曝光时间，用根栓着铅块的线测定好相机与所拍物体的最佳距离。这样，章文先的助手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教会了施太太照相：把纸面放在落地灯或台灯的下面，用铅块压住，然后把线拉直，拿稳相机，慢慢地按下相机的快门，照完一张马上卷一下胶卷。换胶卷也并不复杂。这一套照相方法学会之后，施太太把照相机和十卷胶卷同她采购的物品以及情报小组预付她的报酬（几瓶名贵的法国香水）悄悄地拿回家，放在了她的衣箱里。
情报小组都在焦急等待她的进展。终于有一天，约翰把施太太送来的胶卷冲洗了出来。大家从定影盘里一张一张地把照片取出。照片上有德文、英文和中文，有各种数字和符号，还有私人信件和复制的指令，简直就是个大杂烩。还有许多被弄破了或是照偏了的照片。当然不能要求施太太系统地、一页一页有条不紊地进行拍摄，因为她毕竟是个外行。
克劳森、佐尔格和约翰根据语种粗略分类，而后由佐尔格看英文资料、克劳森看德文、把中文的留给常同志看。不管怎样，这个窃取国民党核心部门密码的计划初见成效。
有意思的是，施太太是个很聪明的人，在一个月以后便会熟练地使用照相机，而且根据联络员教会她的常见德文缩写句式，竟能辨别出文件的种类来。这样，初期那种大杂烩的局面逐渐减少，代之的是越来越专业的文件。不过同时，施太太的价码也在提高，从最初的香水到后来的名贵时装，以至最后的现金，情报小组都尽量满足了她的要求。
就这样，情报小组掌握了国民党南京总司令部及其下属各师、旅部进行无线电通话的密码。
三个月后，施太太从浙江最后一次将材料送来时，附带也把莱卡照相机带来了。她说要随她的丈夫去武汉，这种事情不再做了。
令人惊奇的是，施太太送来的最后一批资料中，意外地拍摄到一本附有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进行联络的公务电话号码和私人电话号码。根据这个材料，佐尔格向莫斯科中央总部列出了一张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名单和职务表，并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佐尔格还在名单上标明了兵种的分类及所在军队的工作使命。
1931年夏，中国政局风云变幻，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佐尔格找到方文严肃地说：“过去一年多来，我们是赤手空拳深入敌人心脏里去。现在敌人逼到了我们头上来了，我们急需防御的武器，我们应即刻买十支手枪，越快越好。这一紧急任务，我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交给你，必须完成。”
方文接到这一新的紧急任务后，立即去找神通广大的蔡老板——蔡叔厚同志。
在“绍敦电机公司”，方文见到了蔡叔厚，直截了当地把买十支手枪的任务提出来。
蔡叔厚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这倒让方文有些吃惊，因为买枪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买卖。方文忍不住追问他到哪里去买枪。蔡叔厚告诉他，电器公司经常和外国洋行打交道，外国商人大多兼营军火生意，因为这生意能赚大钱。
方文提醒他，外国人卖军火没人敢管，但中国人做这种事是不允许的，搞不好会吃官司的。
蔡叔厚笑着说：“没事。租界里的军阀富户都有保镖，都有枪，我只说我也做这个生意，代有钱人买几支武器防身不就行了么？放心，三天后到我这里取货。货款等买货后再交也不晚，我和几个外国佬有商业信用，这点小生意，相互信得过。”
三天后，蔡叔厚通知方文取货。在“绍敦电机公司”一间隐秘的货仓中，蔡叔厚打开一只箱子，里面放着十支用油纸包了的驳壳枪。
方文虽然对武器不太在行，但还是一眼认出，这种驳壳枪是德国制造的速射手枪，因这种枪有快慢机，装弹量大（20发），简直就像一挺小机枪，中国军队的军官及土匪、保镖都爱使种武器。南方人叫它驳壳枪，北方人叫它盒子炮。
方文将货款如数交给蔡叔厚，然后将“货物”装上佐尔格借来的德国使馆轿车，绝尘而去。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具体人员为：
情报小组负责人：佐尔格（苏联）
谍报员：约翰（波兰）
报务员：塞帕·魏腾加尔（德国）
马克斯·克劳森（德国）
情报员：克拉斯·塞尔曼（爱沙尼亚）
柳芭·伊凡诺夫（苏联）
安娜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德国）
尾崎秀实 （日本）
方文 （中国）
常同志 （中国）
佐尔格核心小组的一半人马，后来都成了佐尔格在日本“拉姆扎”小组的成员。通过在中国情报工作的锻练，他们都成长为坚强的红色国际特工。
第6节 佐尔格最后的杰作
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世界上崛起。
——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在离开中国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营救牛兰夫妇。要想了解“牛兰夫妇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1927年4月，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60多人，劫去大批文件；天津法租界苏联几家商行被搜查；苏联驻上海领署被万国商团包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连串突发事件，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共产国际联络部、远东局等机构则因在中国的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各方检讨之后，决定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牛兰夫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的。
西方学者认为，牛兰事件之所以扑朔迷离，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弄不清牛兰夫妇的真实姓名。牛兰有十几个化名，“牛兰”则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0岁时便失去父母，独立谋生求学，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中，牛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牛兰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肃反委员会）。此后先后到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共产国际选定牛兰作为派往中国的特使，指示他以私人身份经欧洲赴上海，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当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联络渠道，在上海租界区内活动，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到1929年，牛兰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次年，他的妻子达吉亚娜·玛依先克也带着2岁的儿子吉米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牛兰夫妇在华期间，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区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工作：接收中转信件，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联学习开会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据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他相关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资金雄厚，在生意圈内口碑颇佳。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自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
牛兰夫妇是经验丰富的特工，来到上海后，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