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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摇头。
“傻孩子。”爸爸叹了一口气，吩咐司机：“去傅医生家。”
子弹穿过了右侧腹，爸爸镇定地撕开我的衬衣，包扎伤口。
或许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血， 也许是因为矢血过多，我终于不支，倒在爸爸怀里。
（六）
“你为什么不阻止肖南？你明明知道Doctor King 已经被监视了。”
“我不知道苏区来接货的人就是肖南， 我只是怀疑，所以才不许他出门。” 父亲坐在我的病床前，叹了口气，“即便我告诉肖南， 他也不会听我的劝告。”
“你可以派人保护他！你已经是师长了不是吗？”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自己的幼稚。
“我不能在肖南的事里插手太深。”
“为什么？ 就因为他不再承认你这个父亲？”
“阿同！” 父亲皱起了眉头，“你不明白， 和我们李家的一切关联都有可能成为肖南的致命伤。政治，比革命更可怕。”
“我不信！”我愤愤地扭过脸去。在那一瞬间， 我如此厌恶父亲的脸， 厌恶他和我相似的五官， 厌恶他忧郁的眼神， 厌恶他黄呢的军装。那时候，在我的眼里，
这个国民党师长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借口，每一道皱纹都是因为虚伪和冷酷。
我从此开始厌恶北平。每一段灰色的城墙， 每一声鸽哨，街上行色匆匆的行人和士兵，甚至家里郁郁寡欢的母亲， 都变成了一把钝锯上的齿， 缓缓锉着我的神经。
两个月后， 我不告而别。
我不知道去哪里， 最后选择了上海， 我需要的不过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一群陌生的人。
我在长乐门，一家高级舞厅里找到了乐师的职位。因为我可以吹萨克斯管并兼作钢琴师，所以老板对我相当好，在楼上租给了我一间房作为宿舍。提琴手小健成了我的邻居。小健长的人高马大，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我们两个单身汉很快成了好朋友。
长乐门是个夜夜笙歌的地方，每一个人都看着很快乐， 我也很快乐。
那一年里，我只学会了一样东西——喝酒，几乎赚来的所有的钱都倒进了长乐门的吧台里。每当不该我班的时候，
我就坐在明亮的橘色吧台前，一杯接一杯地喝。我不介意是白酒还是红酒，根本就尝不出差别，所以调酒师递过来什么我就喝什么。经理也不来管我，因为我的酒品很好，
喝醉了就安静地坐在吧台前发呆。 这时候总有男男女女上来跟我搭讪，从打招呼到开门见山地调情， 我只是傻乎乎地看着他们，
看到他们沮丧的放弃。也有个别赖着不走的，这时候身材高大的小健就会挤上前来，把我扶回楼上的住处。
喝醉的夜晚，我不会梦见肖南浑身浴血的样子。
有一天，从宿醉中醒来，我习惯地揉揉疼得欲裂的头，拿了衣服去外面的公共浴室洗澡。大中午的，浴室没有人，洗了澡，心情好了很多。回到房间，
阿健在屋里，小桌上摆了两盒馄炖。
我几乎不记得我曾经做过饭，有时去楼下的小摊子上吃些馄炖，有时买吧台的甜点，结果来上海不几个月就得了胃病。这大约是上天惩罚我的荒唐，饿急了的时候就会犯病，疼得我满床打滚。有两次被阿健看见，
他就把我的薪水要去了，每天自己买饭的时候也给我带上一份。
我拿了筷子，高高兴兴坐下来，准备开吃。抬头看见阿健脸色不好， 便知趣地放下筷子。
“你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吗？”
“不记得。”
“两个美国军官在那儿纠缠到半夜，我把你拎上来的时候，他们差点跟我打起来。”
“又不是我的错。”
“不会喝酒别喝。 要不喝完趴那儿睡觉，别老睁着一双招魂眼勾引别人。”
我看着阿健。
“你知道吗？ 老板为什么不管你喝酒，你都快成长乐门的一块招牌了。隔三岔五坐在那儿， 招蜂引蝶。”
“你胡说什么？我又没跟别人说话？！”
“你长得很漂亮，你知道吧。”
“知道。”
阿健无奈地叹口气，“你坐在那儿，两个大眼睛雾蒙蒙的，亮晶晶的，
小鹿一样，童叟无欺。谁都看得出来你喝醉了，不仅女人来跟你热乎，好那一样的男人也会怎不住的。”
“好在你醉了就不说话，任谁哄都不动一动，除了答应让我带你上楼。” 说着，阿健又笑了，“那帮家伙肯定嫉妒死我了。”
“谢谢你，”我心头一热，“阿健，我答应你，以后回屋里再喝。”
“为什么非喝不可？”阿健凝眉看我，“你真是不象个喝酒的人。”
“可以吃饭了吗？”我茬开他。
“——，” 小健知趣地不说话了。
屋里静下来，我和小健埋头吃饭。
我心下愧疚，却又不知如何重开话题。正踌躇间，传来敲门声，我感激地去开门。
“绮真！” 门口站着的女孩让我呆住了，“怎么是你？”
“李同，真的是你！” 绮真看起来很开心，“昨天我和人来跳舞， 看见好象是你在吧台那儿坐着。”
我有些尴尬，绮真一定看到那荒唐一幕所以才没有过来打招呼。
我侧身让她进来，她穿了镂空的藕色开司米披肩，罩着浅蓝色的丝质旗袍，站在屋里，惊讶的打量着极其简陋的房间。她阔小姐的气势让阿健有些手足无措，绮真大方地跟他打招呼。我让她在床头坐下。
“你怎么在上海？”我们俩几乎同时问，问完都笑起来。
“我们全家都已经搬到上海来了。走之前，我去找过你，伯母都告诉我了。”
“喔。”
“伯母看起来很伤心。”
“你们为什么来上海？” 阿健在这里， 我也不想谈北平。
“你知道，北方不安宁， 日本人都驻在北平城外了。 上海有租界，纺纱生意也好作。”
“嗯。”
“这儿是家里的地址，一定要来。”绮真突然微笑着改用英语：“I get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your
brother。 ”
说罢她起身告辞，我等不及便借口送她，随绮真一起下楼。
正是冬季，披着大衣，我和绮真走在上海灰扑扑的里弄里。
“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前些日子有人来我家，说是核实我哥的背景。”
“为什么？”
“好象是团职以上的共党都要有档案，要历史清白。”绮真停下，转身看着我，“他们还询问了肖南的事，我妈只说是我哥在圣心中学的同学，没有提你们李家的名字。”
“为什么？ 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个革命者，即便是委员长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 我愤愤不平。
绮真温柔地看着我，“李同， 还是小心为妙。”
回到宿舍， 阿健正有一百个问题等着我。
“李同，你怎么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小姐？她是谁？你们很熟的样子！你也会说英语吗？ 在那里学的？”
我把他硬是推出门去。“我的馄炖！，” 他拍着门大叫，“嘿，我不问了，李同， 让我吃饭！我还没吃完呢！”
我躺在床上， 心乱如麻。
长乐门的醉生梦死日复一日，就在我以为自己会醉死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的时候， 我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
（七）
我重新回到了北平。
在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没有平静的空间。
共党正在延安休整，国民政府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双方都不断在痛骂对方无耻匪类。新一轮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
我决定去陕北找肖南。无论是妈妈的哀求，还是爸爸的怒气， 都不能让我打消念头。十八岁的我，冷酷而执著。
在去太原的火车上认识了两个革命青年， 我们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才到陕北。 他们在延安皆有旧识，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盘查，
就有人给我分配了任务。 因为音乐特长， 我被编进了野战军文工团。这正合我意，文工团不参加战斗，
配备少量武器，不属于固定编制，轮流为各个驻防部队演出。
或许在演出中， 肖南会看到我。
我喜欢我的新工作。 开始的时候， 文工团黄团长不以为意地打量我的萨克斯管， 我于是吹奏了一曲《兰花花》，
那支在黄土高原上人尽皆知的信天游。萨克斯收敛的忧伤音色折服了大家，陕北出身的女团员杏子跟着哼唱起来。 杏子的声音婉转高亢， 我用乐声衬着她，
让她的歌声如同被清风稳稳托住的羽毛，自由自在地在黄土高坡上回响。
接下来，这个曲子被定为团里的固定曲目。
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周文远（肖南的化名），只好被动地等着。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是一无所获。
不久， 我们来到了十二师三团的驻地叶集镇。叶集是个小镇，离枣园不过五里之遥，刚刚闹过土地革命，
所以街上走来走去的农民大多看着喜气洋洋，但偶然也有个别满脸晦暗惊慌不安的老头， 同志指给我看，说那就是被镇压的地主。我同情地看着，
突然想起来肖南的爷爷，一个在沈阳郊外的大地主。爸爸曾经告诉我，在得知肖冠东死讯的时候，那个老人痛不欲生。
表演地点在小学校里，战士们兴致勃勃席地坐了黑压压一片，团领导坐在前排。当我和杏子表演完的时候，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接下来是短剧《举起你的鞭子》，
我和杏子鞠躬下台。
走到后台，杏子喜气洋洋地递给我一杯水，我笑着接过来，边走边喝。突然间，两个战士迎面而来，表情严肃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你就是李同吗？”
“是的，”我心中暗自打鼓，是肖南的人吗？
“跟我们来一趟。”他们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向后拧去，搪瓷缸子掉在地上，水撒了一地。我惊讶地忘记了挣扎。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
“我们怀疑你是奸细。”他们已经利落地把我双手反绑了起来。毛绳嵌进我的手腕，辣辣得疼。
他们架着我，不顾周围惊讶的眼睛，把我推进了小学校后院一间破败的空屋。
我错愕地望着坐在桌前的两个人。一个是团政委，另一个长着国字脸，我似曾相识。
他们让我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
团政委用指节敲着桌子， 眼神犀利地看我。气氛压抑得折磨人。
“你就是李同？”
“是的。”我尽量让声音显得平静。
“参加革命多久了？”
“一个半月。”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
“我从小就向往革命。”
“是吗？” 团政委脸上没有表情。
“你认得这位同志吗？黄中非同志，曾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我仔细看看国字脸，摇摇头。
“那，你熟悉长乐门吗？”
我心中猛跳一下，荒唐的日子总会留下痕迹。在记忆中搜索，国字脸似乎曾经出现在舞池里。
“是的， 我曾经在那里当乐手。”
“那你认识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政吗？”
我心底一阵凉意。
“我跟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对不起，爸爸。
“是吗？”国字脸开口，声音铿锵如金属撞击，刺我的耳。
“可是，就在三个月前，我亲眼看到在霞飞路上，贵少爷和李政坐着汽车，是去火车站？”
“——”
“你是说，你是个进步青年？“
“是的。”
“那你告诉我， 你曾经参加过什么进步活动？”
“我，”我犹疑了片刻，确定不会连累到肖南：“我认识北京大学的张文华。当过《赤月》杂志的联络员。”
政委和国字脸低声商量。
“你是说北大原共产主义小组的张文华？ 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1932年的夏天。 他在吗？ 他会认得我的。”
政委的眼神有些阴冷：“张文华同志已经牺牲了。 就在1932年的夏天。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以后，我被我父亲软禁了。”
“是吗？可是你难道都没有打听一下同志的下落？”
我不说话了。
“ 在长乐门那一年里， 我可从没想过你会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