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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大户人家都有家庙，里面供着“宅仙”这宅仙是各种各样，根据各地风俗不同，供什么东西的都有，有供五通神的，也有供奉金珠宝玉的，而张家供的是一只“铜猫”是件灵验异常的古物。但没想到的是，张葫芦在搬家的时候，竟把家中供养的“宅仙”给遗失了，结果难免有祸事找上门来，家道渐渐衰落。
有句老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当初北平城里最大的是“盛源当铺”东家姓穆，为人贪得无厌，与官府多有勾结，把同开当铺的张葫芦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而且他还无意中得知，张家地窖里藏有许多罕见的古董，都是从古墓山陵或皇宫内苑里盗取出来的稀世奇珍，便起心要谋占这份产业，千方百计害掉了张家好几条人命，两家为此结了很深的梁子。
那时的张葫芦年轻气盛，受欺不过时，竟找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作起了“暗行人”潜入穆宅，杀了仇家老少十一口，统统割下人头，又顺路把警察局长的脑袋也给剁了下来。随即施展祖传绝技蝎子倒爬城，将这一十二颗血淋淋的首级，拴成一串，全部悬挂在了城楼子的檐角上。最后张葫芦还觉得不解恨，一把火烧毁了“盛源当铺”总号，才肯罢手。
这回案子作得太大了，天底下再无容身之所。按以往的绿林惯例，在惹下如此大祸之后，也只有远走高飞，才能躲得过海捕通缉。那时仅有的几条出路，无非就是“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张葫芦不得不舍了家产，背着老娘来到山东地面上，漂洋过海逃到关外，从此隐姓埋名，改用了母亲的姓氏，是复姓“司马”同时为求生计，仍旧重操祖业，上山做了“马达子”后来到了东北实行土改，民主联军剿匪的时候，张葫芦和他的弟兄们弃械投降，被部队收编，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跟着大军自北而南，入关后直取两广。
这其间哪怕没有功劳，也有十分的苦劳，但因为张葫芦出身绿林，底子不清，在军中始终得不到重用，解放后被安排到长沙工作，并且安家落户，娶妻结婚，1953年得了个儿子。可张葫芦对旧事从不敢提，惟恐说出来牵连甚大，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给儿子起名时，户口本上写的是“司马灰”因为绿林中人，大多是作触犯官禁的举动，常年在刀尖子上打滚，说不定哪天就把身家性命赔进去了，对能够推测吉凶祸福的“金点先生”格外信服，所以张葫芦特意从老家请人来给儿子批了八字，按早年间的说法，命是死的，运却是活的，人的名字是一个人的终生代号，必须要合着命里格局，才能够助涨运势，其后代虽然是隐姓埋名，那也得有些讲究才对。
时下虽然是新社会了，但张葫芦毕竟出身草莽，观念比较陈旧，对这路会算命的金点先生格外信服，而且这种信服是根深蒂固、渗入骨髓之中的，怎么改朝换代也难转变，只见那老先生摇头晃脑地掐指算了半天，最后算出这孩子的八字属土，是个“土命”按照八门命格来讲，这“中央戊己土”刚好列在第八，若以动物八仙的排位顺序，第八家恰是灰家，也就是老鼠。以前戏班子里都供“灰八爷”为的是防止耗子把箱中道具服饰啃坏了，民间俗传“灰八爷属土”所以得叫“司马灰”张葫芦乍舌不下，他说“司马灰”这名字倒是响亮，但别人初闻此名，必然会以为司马灰的“灰”字，用的是“光辉显赫、辉煌灿烂”之辉，谁也想不到竟是以“灰暗、灰烬、骨灰”的灰字为名，这个灰字可……可真是取得太有门道了，但盼他将来能有一番作为才好。
张葫芦毕竟出身于绿林旧姓，总觉得新式学校里教的东西没多大用处，也不想让祖宗的手段失传，于是几年后就把司马灰送到北京，跟着本家一位隐居在京的“文武先生”学艺，从此下苦功，起五更、爬半夜，熬过两灯油，颇得了些真实传授，直到他十三岁时师傅去世，葬在京郊白马山，这才算告一段落。
在《谜踪之国——考古工作者的诡异经历》第一部里，是说的是司马灰年轻时，跟随一支境外探险队，从原始丛林中死里逃生的经过。有道是“人无头不走，话无头不通”至于司马灰是怎么混进考古队的，必须从此说起，就权且充为开场的引子，做个得胜头回。
第一卷 黑屋憋宝 第一话 黑屋
正如司马灰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倒霉——是一种永远都不会错过的运气。”
十五岁那年，司马灰的父母都被打成了右派，先后在学习班里因病去逝，走得匆忙，甚至连句话也没来得及交代。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告诉司马灰应该去哪上学、到哪里吃饭，也没人理会他是死是活，等到把家中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从里到外再也一无所有，才知道今后只能靠自己了。他为了找条活路，只好跑到以前连做梦也梦不到的“黑屋”去谋生。
“黑屋”并不是一间黑色的房屋，而是远郊一个小镇的别名，镇子恰好位于两片秃山夹裆，风不调雨不顺，人穷地瘦，非常偏僻。战争时期，这里曾经遭受过飞机轰炸，随后又发生了一场大火，房倒屋塌，遍地狼籍，浓烈的硝烟把残垣断壁都熏黑了，所以当地人以“黑屋”相称。
直至十年动乱，“黑屋”地区也未得到重建，这么多年以来，从没有任何正式居民回来居住。但是由于黑屋废墟当中有条铁路贯穿，每天都有数趟运送货物的火车经过，所以吃铁道的人多来投奔此处，久而久之，就逐渐演变成了社会底层人口的聚集之地。
当然这里边免不了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其中包括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四处流浪的拾荒者、从乡下跑到城市里的农民、在铁道上捡煤渣的、在江边码头上抗大包的、卖烤甘薯的”甚至还有“受不了在边远地区插队之苦，私自逃回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黑屋”里结成帮派，大多依靠掏窑挖洞，以及在黑市上做些小买卖为生，没有正经职业，当然其中也不乏拧门撬锁、扒火车的贼偷，更有“平地抠饼、抄手拿佣”的地痞无赖。
在“黑屋”地区出没之辈，几乎都是被排斥在社会体系以外的人，政府不让做的事情他们全做，但是外界正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却始终与此地绝缘，就连帖大字报的都不到这里来。每当有外人来驱赶搜查之时，黑屋帮便一哄而散，等到风声过去了，便又会重新聚集。各方势力都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只要别捅出大漏子来，谁又会去理会这些被抛弃在城市边缘的“社会渣子”司马灰所在的团伙里，都是一群年龄在十四五岁左右的半大孩子，其中有男有女，他们大部分都是父母受到冲击的右派子女，当兵插队都还不够年龄，在社会上东游西荡，即没工作也没学上，更找不到亲戚朋友可以投奔，真可以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仗母娘见了踹三脚，连狗都嫌。”
这群半大的孩子，虽然有些人可以领到生活费，但那点钱根本不敷使用，求生的本能迫使他们组成团伙杀向社会，因为时下流行的口号是“毛泽东思想如同春风吹遍大地”故此号称“春风战斗团”并且都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地发了誓：“今后要团结起来，同甘共苦干革命”事实上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明目张胆地到处捣乱、惹祸，搅得一个地方上鸡犬不宁，城里的革命群众见了他们，没有一个不相骂的。
“春风战斗团”的性质，有几分近似于历史上盘据在英国雾都伦敦的“童党”成员年龄普遍偏低，并且都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质。最后这伙“春风战斗团”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于是便成群结队地流蹿到“黑屋”附近，先后与地痞们打了几场群架，虽然吃了不小的亏，但所谓“不打不成交”最后双方竟奇迹般地达成了谅解和共识，经过反复谈判磋商，终于明确划分出各自的地盘，混乱的局面暂时稳定了下来。
司马灰在“春风战斗团”中，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名叫罗大海，也是一身英武气质，其父罗万山在是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法院工作的干部，后来由于工作调动，举家从东北迁到湖南，砸烂工检法的时候，罗万山被押去蹲了牛棚。剩下罗大海举目无亲，只得混迹街头，这小子仗着体格魁梧，相貌堂堂，身高和体力都超出同龄人许多，又爱管闲事，专要打抱不平，所以在同伙中很有号召力。只是他小时候在东北把嘴冻坏了，造成说起话来口齿不太清楚，可偏偏话多，因此上得了个绰号“罗大舌头”由于司马灰自幼拜过“文武先生”学了些绿林本事在身，他不仅身手敏捷利落，胆色出众，而且能言善道，又懂得解放前那套江湖辞令，知道“行帮各派，义气为先”占据在黑屋地区的市井之徒中，有不少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只有司马灰才能与他们搭得上话。所以司马灰和罗大海就成了“春风团”的首领，带领着数以百计的少年男女，整天在废墟铁道旁呼啸来去，席卷城郊，犹如一股骤起的飓风。
“春风团”虽然与“黑屋帮”商量好了以铁道为界，互不相侵，但罗大海等人的生存问题，并未就此得以解决，他们自居身份，绝不甘心去铁路上拾煤渣，或是从事下等的体力劳动。幸好司马灰心眼多，脑子来得快，还是由他想了个点子，他让众人将家里剩下的家式都搬回来，纳入棚屋临建，以此作为活动的据点，并且让年纪小的孩子们利用家庭背景之便，回到各自所属的机关食堂“顺手牵羊”这是个苦肉计，即使被人发现了也不要紧，因为派出去的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工作人员又大都与其父母是相识的同事，谁也不能忍心去抓他们，多半还会把自己打来的饭菜分给这些小孩。
如此试了几天，各个食堂果然都肯把剩饭留给这些孩子，司马灰见此计可行，就在破墙根里搭了几个炉灶，并偷来几口大锅，食物不够的时候就再加些烂菜叶子，干的上屉蒸，稀的下锅煮，混成大杂烩，因为里边包括了诸多食堂不同口味的残羹剩饭，炖热了之后倒也香气四溢，所以美其名日“六国饭店”不过司马灰等人可不想吃这种东西，而是转卖给铁道另一边的“黑屋帮”那些人都是常年累月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肚子里没什么油水，而且这辈子从来就没吃过机关大院食堂，看见“六国饭店”的锅子里食物丰富，漂着一层油花，远比自己的伙食强过许多，便肯纷纷掏腰包买上一大碗，连干带稀吃得就别提有多香了，没钱的则用东西作为交换，司马灰发明的“六国饭店”每天都要卖个锅底朝天，供不应求。
他们的这一举动，极大缓解了铁道分界线两侧的相互敌视情绪，而且也得以获取利润囤积物资，维持自己这伙人的生活所需。
如此过完了整个春天，白昼越来越长，转眼间就进入了酷暑季节。这些日子以来，始终没有降雨，骄阳似火，风干物燥。快到中午的时候，也是黑屋地区一天里最清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去干活挣饭了，只有几个女孩子，在忙碌着拾柴烧水，准备煮些昨天的剩饭，给留下来的人吃。
当天早上，罗大海在野地中布下绳套，套到了一头拱地乱撞的半大野猪，带回黑屋里宰了，开膛扒皮，收拾了下水，全都血淋淋地用钩子钓住，剁下来的猪头顺手扔在了木板子上，准备晚上烧锅肉给大伙改善伙食，等中午忙活完了，就坐在木棚前的青石板上歇息乘凉。
这会儿“罗大舌头”早已热得汗流浃背，但仍然歪扣着一顶抢来的破军帽舍不得摘下来，嘴里叼着跟烟卷，一边抽烟一边对司马灰夸夸其谈，话题无非就是等他爹官复原职重新参加工作之后，他是要如何收拾当初给他老罗家帖大字报的那些杂碎。
司马灰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经历的坎坷已不算少，使得他对社会的逆反心理格外严重，对此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只是顺口答音，跟罗大海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
正这时，就见由打路口走来一个老头。司马灰耳目敏锐，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躲不开他，稍加打量，就觉得来人有些古怪。
再仔细一看，只见那老头是个拾破烂的打扮，显得土里土气，而且十分面生，应该是从黑屋废墟外面来的，看样子大约有五十多岁的年纪，小个儿不高，生得贼眉鼠眼，嘴边留着狗油胡，脖子上挂了串打狗饼，头上顶着八块瓦的一顶破帽子，手里拎把粪叉子，肩上还背了个鼓鼓囊囊的麻布大口袋，身穿老皮袄，前襟系着一排疙瘩栓，长裤子长袄，脚蹬一双踢死牛的厚底黑布鞋，鞋口露着白袜边。眼下正是下骄阳似火的三伏天，看他这身不知冷热的打扮也是反常。
那拾荒的老头，两眼贼溜溜地在街上东瞧西看，等走到司马灰所在的木棚前，忽然停下了脚步，假意蹲下来提鞋，同时伸头探脑地向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