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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路易叔叔被第一区的圣诞舞会迷得神魂颠倒时，父亲早已远走他乡了。在一八九三年，当芝加哥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召开的时候，安娜·黑勒的生意也随之红火起来，她也因此欺骗更多的姑娘上了贼船，并持续不断地使用她的“大棒政策”。棍棒既对姑娘们用，也对我的父亲使用。当时，梅毒已经开始侵入安娜姑妈的大脑了，这也许是她行为变态的原因所在。在他的姑妈毫无人性地虐待一名年轻女孩之后，父亲岩石般静默的轻蔑终于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安娜拎着一把菜刀冲向了父亲，他肩膀上留下的伤疤有五英寸那么长。过了许久，安娜姑妈才找医生来为父亲疗伤，后来父亲就搭上了开往南部的货车。
在第一一五大街附近，父亲被赶下了火车，成了附近普曼工厂的一名工人。一年之后，他参与罢工，并由于他的强硬立场使得他在罢工结束以后丢掉了饭碗。
这段经历由此成为爸爸工会工作的起点，他在靠近怀斯特区的希伯来工人工会中工作过，又在靠近北部的沃布里兹工会里干过，后来成了一名工会的组织者。他换过很多家工厂，无论在哪里，他总是工会活动和罢工运动中的骨干分子。
路易叔叔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现在他已经是“道维斯银行”的信托部主管了，这家著名的银行是由担任过柯立芝时期副总统的查理·盖茨·道维斯一手创建的，它的正式名称是“伊利诺斯州中央信托公司”，这是芝加哥银行的翘楚之一。安娜姑妈在路易叔叔从西北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死于精神病院，所以路易叔叔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不必经历白手起家的艰难历程了。尽管这笔钱是来自于下贱的妓院和卖身的妓女，路易叔叔还是借此摇身一变，把自己污秽的过去留在了身后。
因而我父亲和叔叔之间的会面总是充满了火药味儿，一个是前途无量的年轻银行职员，一个是致力于工会组织的激进工人，通常他们的会面是以父亲高喊口号，叔叔沉默不语而告终。叔叔惯常以一言不发的方式表现他对父亲言行的蔑视态度，他认为自己根本无须屈尊回答父亲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这一默不做声的反抗方式一向是父亲的专长。父亲除了参与工会活动以外，一直是一个能克制自己脾气的人，就好像是在饥荒年代吃到了一块根本无法下咽的肉却又不得不把它硬咽下去一样。可是对叔叔，父亲总是大吼大叫，发泄自己的怒气。没过多久，他们两个就不再碰面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圈子里的人。
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父亲坠入了情网。尽管他没有受过像路易叔叔那样的正规教育，可他开始自学。在工会组织引导他阅读有关历史和经济方面的著述以前，他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许这就是父亲自负和自卑双重性格的来源所在，所有自学成才的人都有一种不安定的自负情绪。不管怎么说，正是他在纽伯利图书馆里自修课程使他结识了珍妮特·诺兰，另一位自修课程却不自负的姑娘。她是一个长着一头红发，体格孱弱的漂亮女孩。实际上，正是由于她不时发作的病症使她不得不从学校退学，开始自学。我一直不清楚她的病症根源究竟在哪儿，后来我逐渐推断出可能是心脏病。她的脆弱体质更加重了父亲对她的爱恋，因为大仲马和狄更斯一直是父亲最喜爱的两个作家。后来，父亲曾向我表白，他一直以为《茶花女》和《三个火枪手》同出自于大仲马的笔下，过了许多年他才知道，原来大仲马和小仲马是两个不同的作家。
就在珍妮特和父亲决定去法庭公证结婚后不久，父亲就独自一人上了法庭，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工会工作经常使他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一次他是因一起纺织厂的罢工事件而被捕，并被判在布德雷尔监狱关押一个月。
布德雷尔监狱是一所人间地狱。在沙石结构的牢房里既没有供暖设备，也没有洗漱设备，只在壁面斑驳的墙角处有一个五加仑大的破桶以及两个土墩儿垒起来的床铺，上面有着破旧的草垫子和比糯米纸还薄的毯子。牢房里充斥着恶臭味，没有水，每天清晨六点钟，囚犯们排着队在公共水池旁用凉水洗漱，另一个囚犯还得把装有秽物的破桶拎到化粪池倒掉，然后再用化学药品刷干净。犯人们每周一次集体沐浴，在经历了一周的石灰坑中的工作以后，这样的一次洗浴是很及时的。父亲在石灰坑中的采石场工作，负责将大块的石灰石凿成小块。
父亲习惯了艰苦生活，安娜姑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父亲一直十分健康，他和我体型差不多，身高大约六英尺，体重在七十至八十公斤左右。尽管如此，一个月的监狱生涯还是对他的健康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在他被放出来以后，大约瘦了二十斤左右。监狱的一日三餐十分恶劣，早餐是面包片，午餐是面包和稀汤，晚餐还是面包片和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豌豆和牛肉“粒儿”以及其它一些难以识别的混合物。所有的伙食量都极少，父亲和他的狱友就靠着每天三片面包度日。奇怪的是，父亲总是说那是他吃过的烤得最松脆的面包。由于在采石场工作吸入过量的粉尘，父亲总是咳嗽，不过他始终为自己道义上的胜利引以为傲，深为自己能成为工会“殉道者”而自豪。
不过珍妮特并不像父亲那样热衷此道，她也没有看出此事的深远意义所在。她为父亲被从监狱放出来以后的身体状况担心，同时她也不想再忍受为父亲清洗和包扎由罢工纠纷带来的创伤时的忧心冲忡和切肤心痛。在父亲入狱以前，他已经向她求婚了，正式向珍妮特的父母请求他们将女儿嫁给他，珍妮特答应考虑父亲的求婚。现在她说只要父亲答应她一件事，她就会嫁给他。
于是父亲离开了工会。
父亲很熟悉迈斯威尔街，他以前曾在那儿讲授政治和工会方面的课程。他不想为资本家的公司工作，比如说银行这类的地方，他把这样的地方留给了他的弟弟路易；而且他也不能再到工厂去工作，芝加哥大部分工厂都将他的名字列上了黑名单，而那些还没将他的名字列上黑名单的工厂很可能重新燃起使父亲对工会工作的热情。所以父亲在迈斯威尔街上摆了一个小书摊，出售新书和旧书，主要是一些通俗小说，此外还有一些文教用品——钢笔、铅笔、本子——以吸引那些小孩子，他们可是父亲最好的顾客。尽管小孩子的家长和对政治敏感的珍妮特对父亲书摊上那些巴法罗·比尔和尼克·卡特一类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书很不满意，父亲还是我行我素。好在迈斯威尔街的宽松氛围使这些政论书不会为父亲惹来麻烦。
迈斯威尔大街位于卢普西南一英里处，是方圆一平方英里犹太人聚居区的中心，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地区。一八七一年的一场大火，据说起火的原因是奥·利尔里先生的一头奶牛踢翻了一盏灯。在那场大火中，迈斯威尔街幸免于难。在火灾之后，流离失所的大批难民潮水般地涌入了迈斯威尔大街，这里的人口密度激增并由此引来了大批商贩，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推着两轮车的犹太人。没过多久，街面上就挤满了留着胡子的犹太长者，他们的长袍下摆在满是尘埃的木质人行道上擦来擦去，在日光的曝晒下，他们黑色的帽子褪成了灰色，他们整日叫卖着各种小商品：鞋子、水果、大蒜、铁壶、平底锅、调料等等。
当我父亲在那里摆摊卖书的时候，迈斯威尔大街已经成了芝加哥的集贸中心，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来这里买东西。小商贩的遮雨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以至于走在中间狭窄的过道中就如同穿行在黑暗的隧道中一样，所以，两侧的商贩都挂有照明灯以便让那些买东西的人看清他们要买的东西——不过那些灯的亮度很差，以防顾客发现卖主的货物是露出脚趾的袜子、用过的牙刷以及次品衬衫，还有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具有迈斯威尔街特色的商品。我也说不清迈斯威尔街的特色是什么，不过我很清楚它的味道：煎洋葱的味道，甚至连垃圾箱中焚烧垃圾的味道也遮不住这股特殊的气味。伴着煎洋葱气味的是从热狗上袅袅升起的热气，洋葱火腿，再配以新鲜的小圆面包，这足以使迈斯威尔街的生活氛围如同天堂。
父亲和他的新娘搬进了位于十二道街和杰菲逊街之间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位于一幢典型的迈斯威尔街楼房里：三层的隔板楼房、沥青房顶、外楼梯。在每幢楼里大约有九套公寓和八十名居住者，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能住着十二个人。黑勒一家，独自住在他们的小屋里，和其他二、三十名住户共用一个厕所，每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
我可以想象父亲过的是怎样一种让人窒息的沉寂生活，工会生活曾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精力，而现在那些都成了陈年旧事。在他摆书摊的地方，资本主义的铜臭气味甚至比他深恶痛绝的银行还要浓烈。像爸爸那样一个阅读广博而又富于才智的人，绝不可能体味不出这其中的反讽意味，所以他的全部生活重心都在他挚爱的珍妮特身上，再就是对家庭前景的憧憬。
可是妈妈的体质仍旧十分孱弱，在一九○五年为了我的降生，她几乎连命都搭了进去。一名从迈斯威尔药房赶来的助产士救了我们俩的性命，后来，那名助产士又以策略性的话语对父亲委婉地建议内森·塞缨尔·黑勒最好是他们惟一的孩子。
然而，那时候有好几个孩子的大家庭才是理想的模式，结果几年以后，妈妈死于流产。在助产士赶到以前，妈妈就在爸爸那双满是鲜血的臂膀中阖上了双眼。我想我可能是当时就站在旁边，目睹了这一情景，或者是爸爸以低沉暗哑的嗓音逼真地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不管怎么样，我时常回想起这一幕。妈妈在一九○八年逝世的时候，我还不足三岁。
爸爸从不表现出他的悲恸，这不像他那强悍的性格，我甚至都不记得看见他啜泣过，可是失去妈妈是对他的沉重打击。如果当时爸爸有足可以信赖的亲人可以依靠的话，那么我很可能会被一个姨妈或是其他什么人给收养了。我后来才知道，路易叔叔和妈妈的姐妹以及一个兄弟都曾提出要收养我，可是爸爸将他们一一回绝了。妈妈死后，我成了他的全部，是妈妈惟一留给他的纪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亲密无间，尽管我从六岁起就开始在书摊帮忙，我和爸爸还是鲜有共同之处。我们两个惟一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喜欢看书，不过我看书只是为了消遣，根本无法和爸爸相比。十岁时，我就开始看有关内克·卡特的侦探故事和硬皮本的福尔摩斯探案集，随着岁月的推移，我想当名侦探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社区的环境越来越差了。在迈斯威尔街做生意的确有利可图，可是在那里生活就像生活在恶梦中一样。我们住的那幢公寓挤满了一百三十个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贫民窟，邻居们都在虎视眈眈地，用艳羡的目光看待我们这一对单租一室的父子。迈斯威尔街附近有很多血汗工厂，这很可能重新燃起爸爸血液中的工会情结，而且这里疾病横行——在妈妈因流产而去世的时候，街上流感肆虐，爸爸一直认为正是这夺去了她的生命，也许这么想能让他觉得好过一些。四周还无时无刻不充斥着垃圾箱、厕所和马厩的臭味。更让爸爸不安的是，我就读的那所威尔士学校时常发生械斗事件，尽管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不被卷入其中，但是还是经常目睹男孩们用刀或枪进行血腥打斗，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七、八岁的孩子，再大一些的孩子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当我在威尔士学校平安地度过两年之后，爸爸宣布我们要搬家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可是，他说他也不清楚，但反正我们得搬家了。
早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爸爸不是一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出售通俗小说和文具可以提供一日三餐的稳定收入，不过却存不下什么钱，而且当爸爸过度劳累的时候，他的头就会疼——一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做“周期性偏头痛”，这时候他的书摊就得关上几天。当然他的偏头痛是在妈妈去世以后才得的。
尽管爸爸百般不情愿，可是他最后还是去找了路易叔叔。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去了路易叔叔位于湖畔林肯公园高层住宅楼里的家。路易叔叔现在已经是道维斯银行的副经理助理了，一名富有而又成功的商人，简而言之，正巧是爸爸的对立面。当爸爸向路易叔叔请求贷款的时候，他的弟弟回答道：“为什么不去银行呢？为什么要到我的家里来？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