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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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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精神相悖的事,亵渎了法规的尊严……” 
  为此,迟若岩不停地召开整顿会议,不时地向上级领导汇报检讨,还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另一方面为了扭转局面挽回影响,迟若岩极力讨好马向东,求他为自来水总公司说好话,并能在万豪酒店竣工大会上,为自来水总公司重树形象。马向东告诉他,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必须去找慕绥新,如果慕绥新肯为他正名,那就万事大吉了。没有办法,迟若岩只得硬着头皮去见慕绥新。 
  6月里炎热的一天,通过慕绥新秘书的安排,迟若岩好不容易走进慕绥新的办公室,当面作了详细解释,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认罪”表态。此后,他又到慕绥新家中,恳请市长能在适当场合,给自来水总公司说句好话。迟若岩后来说,这次见面前后不到5分钟,谈话的气氛非常不好,慕市长当时板着脸什么也没说,迟若岩小心的送上两万美元,便非常尴尬的退了出来。事实上,慕绥新以后也没为自来水总公司说过什么好话。 
  而经过此次挫折,迟若岩深感已无法继续在自来水总公司干下去了,无论如何他都得走人了。 
  早在“万豪事件”之前,春风得意的迟若岩感到自来水总公司已经搞得不错了,他曾找马向东表示想要换个职位再谋进步。马向东欣然允诺,并向慕绥新推荐迟若岩到沈阳的一个区当区长。当时慕绥新对迟若岩的能力也颇认可,尽管慕绥新私下一直认为迟若岩是马向东圈子里的人。然而“万豪事件”之后,市委没有通过马向东的建议,迟若岩知道“症结”在慕绥新那里。他对马向东说:“马市长,这个事儿你不用再跟老慕谈了,我直接跟他讲吧。” 
  1998年底,迟若岩听到要调他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消息,便急切去找马向东。马向东告诉迟若岩已经知道这一任命,但表示爱莫能助,并对他说副秘书长这一职位,会耽误他的发展。迟若岩已经别无选择,为了日后的前途着想,为了取得慕绥新的信任,迟若岩不得不向慕绥新“投资”,迟若岩后来供诉,到1999年5月,得知慕绥新在医院治病,他拿了3万美元去看望慕绥新,前前后后一共给了慕绥新6万美元。1999年6月,迟若岩还是被正式任命为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这只是马向东与慕绥新实力较量中的一例,还有那个宁先杰,当了很长时间建委副主任,找他想当建委主任,马向东也曾满口答应,结果他与慕绥新一说,慕绥新坚决不同意。还是宁先杰聪明,看出了门道,主动向慕绥新靠拢,主动讨好慕绥新,主动给慕绥新送钱,没出一年,他真的当上建委主任了。 
  这时候马向东已经看明白了,如果再与慕绥新较劲下去,他不仅没有一点胜算的希望,还会成为血本全无的孤家寡人。其政治命运就更不好说了。于是,当他一听说某直辖市市长要调走时,为了表现出更大的“忠心”和“热心”,带上礼品积极地到北京活动,让慕绥新到那个直辖市当市长。 
  事实上,与其说是为了慕大哥延长政治生命,倒不如说他也包藏祸心,那就是他打不倒慕绥新,还不如把慕绥新高高抬走,进而实现自己当一把手的愿望。后来尽管他没有活动成功,慕绥新在这件事上心里还是比较感激他的。但这时的慕绥新,已经自持政绩市长的头衔居功自傲,把一切都不看在眼里,自然对于马向东的表现也不会让步,他更加大肆张扬,更加无所顾忌,就像大闹天空的“孙猴子”,早忘了头上那个“金箍咒”,把一个干部起码的“度”抛到脑后。当然,他的危险和危机也逼近了。   
  “强龙”与“地头蛇”(9)   
  当慕绥新知道公安局长杨加林打黑,传出刘涌说他受贿;当慕绥新知道马向东在监狱里,亲自指挥“打慕保马”的那一刻,内心复杂极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岂能不知道在这些特殊时期,任何一个举动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阴谋!绝对是个有计划的阴谋!他往北京打了一个电话,没有找到那位应该找到的大领导,更愈益感到自己的判断非常准确。 
  其实,自打他当上沈阳市市长以来,在“三讲”中,全市上下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已经满天飞了,什么他支持老婆贪赃枉法,贪婪无度;什么纵容子女在沈阳包打天下,搜刮民财;甚至把他过去多少年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捡起来…… 
  那时,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时至今日,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把这两个消息一发布,无疑,等于抛出了一颗很有爆炸力的政治炸弹,还会波及其他,引发连锁反应。 
  他也知道中央对待自己培养的高级干部,是非常爱护的,是轻易不会“两规”的。而一旦高级干部被“两规”,就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法网的。因此,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非常想知道中纪委对他的看法。 
  他知道自己肯定有问题,他也知道中央对他有看法,否则,就不会把他弄到这里来了。但是,他也知道中央不希望他这样的干部犯错误,如果要得到上级的保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大前提: 他的问题不能太严重,或者说他被查出来的问题,不足以治罪。为此,他感到大事不好时,已经把能引起不良反映的问题,都处理得一干二净了。他已经与他最贴心的人们订了攻守同盟。是的,他是收了许多钱,也给不少人办过事。但是,收了钱没有办事的,或者没有办成事的,他都通过秘书,把钱清清楚楚地送了回去。一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不欠人家人情;二是为了防止对方怨恨,凑热闹在这节骨眼举报他;三是为了平安度过这道人生难关,保住他的乌纱帽。剩下的钱物,他认为都是应该收的,不收怎么能体现出他是市长?不办事要你市长干什么? 
  尽管如此,他还是沉不住气,心里还是觉得不托底。就像放到天上的风筝突然断了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因此,他在医院急于想知道中纪委究竟掌握他多少情况?是什么态度?有个什么结论?因为这每一道门坎,都决定着他的命运。决定着他是通向天堂,还是通向地狱? 
  开始时,他还胸有成竹满不在乎。他知道他有三张“挡箭牌”。在他的周围已经筑成了铜墙铁壁,风雨不漏。而且他这三方面都“呱呱叫”: 他是全国有名的政绩市长,上有领导赏识他,下有群众拥护他。 
  大概也正是这些政绩,才使他平时目中无人,无所顾忌,没有一点防范意识。结果应验了那句老话,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过,他还不害怕,他还可以一推六二五,还可以把他的问题推到社会风气上去,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法不责众嘛!所以,现在有人告他,反映他的问题,他并不十分紧张,现在想干事的干部,有几个不触犯人们利益的?有几个不挨告的?只要没有确凿证据,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自己能说清楚也就完了。 
  无疑,上边的态度明确了,他也左右不了了,下边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要自己坚守住岗位,把问题承认的最少,他坚信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他从来没有被“两规”过,不知道中央掌握多少情况,才对高级干部“两规”?他更闹不清“两规”应该享受什么“待遇”?能不能“治病救人”了?他没有想到刘丽英发下话来:“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而且,他被“两规”后,主要是治病,很长时间了没有人急着找他谈话,似乎就是先治疗。这样一来,每天住在高级病房里,专案组为他找来高级的医生看病,高级的护理人员陪护,开出高级的进口西药。其实,久病成良医,他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了解,他知道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什么阶段,需要吃什么药?他没有想到医护人员对他的病,也比过去更认真了,更没有想到专案组的人员,对他的病也非常清清楚楚,甚至都能说出那些很拗口的外国药名。他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了,确切地说有些感动,甚至有点躺不住了,治不下去了。他常常陷入一种“静坐月明中,孤吟破清冷,隔溪老鹤来,踏碎梅花影”的孤独困境中。   
  “强龙”与“地头蛇”(10)   
  然而,慕绥新此时的孤独是常人难以猜度的。他的孤独决不是为了家庭琐事,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因为他曾经代表过一座城市,那是一种信仰的结合,他曾为此而自豪,也为此而孤独过。尽管那时也很少有人能理解那种孤独,尽管那种孤独与今天的孤独不能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不同。那种孤独充满了希望,今天的孤独不仅没有希望,甚至连他的对手们也不理解他,说他今天这种难以忍受的孤独,脚上泡是他自己走的。是呀!如果他当初不固执,接过马向东伸过来的“橄榄枝”,主动承担了那12万美元的责任,也许这个震惊中外的腐败事件就掩盖下来了,他照样还可以指点江山。他嘴上也这么说,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中纪委决不是仅仅根据马向东的举报,才下决心的。 
  孤独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痛苦,不管怎样强烈的恐怖,只要和大家在一起就能忍受,但是孤独等于死。忍受孤寂或许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贫困不过是降低人的身份,但是孤寂就会破坏人的性格。他被“两规”以来,就觉得自己像个被陷入沼泽地的老虎,一天比一天更深邃地往冰冷阴暗的漩涡里坠落,找不到它的边缘,看不到它的止境,或许进来了根本就没有终极。他孤独的一个人,眼前没有一根稻草可以借助,他想绝对没有人走过同样黑暗的道路,这里或许就是他的人生。有时,他也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声音,看见隐隐约约一些人探问病情,也有人主动伸出手来,但是他从来不能准确地判断,那只手为什么伸出来,是不是他所需要的那只手?是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又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直不敢去对接那只手。 
  他也知道专案组这么做是为了更好的办案,并不是奉了谁的旨意。专案组的人在保护他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政治生命,这也是在体验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他心里非常清楚,不管怎么说,这种关心是要他付出代价的,决不是放过他,而是要抓住他。那么,首先必须要保护好他的生命。但是他还是不理解,因为对待他这样一个罪人,用不着这么精心照料呀!用不着这么重视呀!尽管他知道这是在打“感情牌”,他还是被感动了。也许他看到这么些人围着他转不容易,尤其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组织医生会诊,参加治疗方案研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研究了一套又一套方案,直至所有的人都满意为止。 
  高傲和屈辱是一对难分难舍的兄弟。如果想形容那一刻慕绥新的真情实感,我看用清朝诗人张骞的诗,是最好的写意“孤楼独坐夜寒天,检点冬裘付使传,若把心肠较寒暖,心肠暖过百重棉”。 
  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觉得他的身体状况,完全能应付谈话的需要,做好了随时随地谈话的准备,可以说是翘首以待了。可是专案组还是说,不行!他们说必须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得陪护人员的同意。在一切征求完意见后,专案组的人们还是反复推敲,反复研究,并设计出好几种谈话时出现问题的应变办法。他们的这种耐心,都超出了慕绥新的耐心。其实,专案组的人员心里非常清楚,他的病在科学上讲,并不影响谈话,他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谈话,只是谈话什么时候开始,要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分寸。这样一来才能水到渠成。 
  其实,此处无声胜有声。专案组围绕慕绥新的一切举动,都是在与慕绥新对阵,在短兵相接,就像蒸包子没到火候不能揭开锅一样,对于他这个主战场的司令官“围而不打”,是没到火候。必须在他的周围加柴加火,围绕他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多角落的面上斗争。 
  主战场很重要,他可以影响面上的斗争,或使之削弱,或激起更疯狂的反扑。当然面上的斗争也不能轻视,它可以影响到主战场,或使你无功而返,或使你化干戈为玉帛。 
  因此,“10·18”专案组负责人韩勇,要求与慕绥新谈话的姜德志、专案组负责全面的侯尚升,必须是钢琴大师,能在一架钢琴上弹出一曲惊天动地的交响乐来。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奢望与慕绥新一次谈话便出现“竹筒倒豆子”的神奇效果。   
  “强龙”与“地头蛇”(11)   
  果然不出所料,腐败的势力不是孤立的。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已经做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受到感动之后,不仅感到了党的温暖,也感到了党的强大。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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