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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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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萨达姆的一名保镖,急匆匆用车将我接到总统府,萨达姆正在神色不安地等着我,他说他的脚趾疼得厉害———其实我不用检查就知道原因了,他的鞋子太小了。” 
  萨达姆的虚荣心,与慕绥新的表现又是何等相似? 
  世有莫盛之福,也有莫痛之祸。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慕绥新在反思时说:“这是一笔债,简单地说对送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债。你收了人家的钱,关系就要进一层,就要为人家办事。另外,在情和理之间,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笔债,这个债使自己内心深处有压力,不管现在和过去我都承认有压力,都是不正当的。可是,那外部的力量太强大了,而我本身受到的监督太微弱了,再加上我本身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过程中,要求自己比较松。作为一个党员,他一定要在组织之中,如果不在组织之中,他就变成了党内个体户,没有了监督和约束。不接受监督的党员是没有力量的党员,没有战斗力。这是我的体会。” 
  事后,慕绥新也曾对记者说:“我没有脸再见沈阳的父老乡亲,我不敢看那些曾经对我无比信任的目光,那目光就像一把锐利的剑刺痛了我的心,因为我曾经在他们面前发过誓,做一个好市长,为人民多办实事。当好人民的服务员,我没有做到,成了人民的大老板,成了腐败分子,变成了一个贪官。” 
  是呀!他在人生最后的岁月,终于醒悟了,他不是老大!也不是大老板,他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中,一个“高级打工仔”,他没有权力疯狂地贪欲,因为归根结底,人民才是老板。他不仅是欠下了人民一笔债,也欠下了我们伟大的国家一笔债,更欠下我们追求光明的一笔债。   
  反腐败是“衰败”,还是“兴旺”(1)   
  山雨欲来风满楼。揪出大贪官马向东,揪出了“政绩市长”慕绥新,相继牵出了沈阳许多高官,尤其是代表沈阳的权力机构“一府两院”的主要领导,几乎“全军覆灭”。一时间震惊中外,众说纷纭。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饱受苦难的沈阳老百姓,并没有出现那种人们想象中的吃惊、愤怒,或欢欣鼓舞,鞭炮齐鸣,而是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是麻木了?是理智了?还是无可奈何? 
  而象征着沈阳最高权力机关的那幢褐色大楼更是变得静悄悄的,昔日那些指点江山的官员们,一夜之间变得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但在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似乎都变得非常守纪律,三缄其口。 
  但沈阳各阶层的人物,都没有停止活动,只是不在公共场合“表演”了。于是,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这么三条: 其一,中纪委小题大做,把沈阳干部、大款都抓起来,影响了沈阳整体的形象?其二,中纪委工作组采取“高压政策”,把大款都吓跑了,跑出去100多有名有姓的大企业家,沈阳的经济将来怎么办?其三,中纪委把沈阳弄得“洪洞县里”没好人,谁还敢到沈阳做生意,最后谁来负这个责任?谁来收拾这个乱摊子? 
  这些说法来势凶猛,是伴随着“慕马大案”的深入、沈阳专案组把“慕马大案”的大本营最后确定在沈洲路武警总队招待所、真正对“慕马大案”展开总决战时开始的。 
  由于“慕马大案”中,“慕老大”和“马二爷”,在沈阳经营了多年,他们就像两只大蜘蛛,编织了纵横交错的两张大网。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有共同利益;有各自成体系的现状,又相互交叉的关系。因此,专案组面对的是涉及面越来越广,战线越拉越长;牵扯的人越来越多的复杂局面。伴随着被“两规”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排除马向东干扰办案,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两路,成立“11·15”专案组,把马向东交给了江苏省纪委。 
  而沈阳专门办理慕绥新大案的专案组,为了抵御各种说客、电话、各式登门拜访人员的干扰,不得不三迁“根据地”,最后把“大本营”拉到武警总队招待所。 
  那是相对独立的大楼,除了一楼是大厅外,从二楼到五楼有100多个房间,干脆不对外营业了,由专案组全部包下。尽管如此,房间还是显得紧张。而办案人员根据工作的需要,由当初的10多人,不得不从各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抽调精兵强将,总数高达1500人。正常情况下,这里的办案人员也有300人,分成12个专案组,针对不同的“两规”对象,同时发起了一场斗智斗勇、艰难困苦的攻坚战。因为专案组非常清楚,如果不拿下这些人,拿出确凿的证据,就无法给慕马大案准确定案,就无法使受冤枉的干部尽快解脱;如果不把跑出去的商业人士请回来,就会给沈阳经济造成损害,就无法平息各种谣言;如果不拿下慕绥新,就会贻害无穷,就无法给沈阳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于是,这里变成了人生的另一个大舞台、角斗场。在这个舞台上,人们看到了那些被“两规”的官员、大款们的另一副面孔,有的表现得十分镇静,有的表现得十分焦躁,但是大多数一到这里就蒙了,只要能保住自己,不管对谁都一阵乱咬。于是,这个受传讯、被“两规”的队伍,伴随着他们的互咬越来越大,最多时竟高达数百人…… 
  面对情绪各异、千状百态、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人物,以及他们每天提出的那些永远无法满足的要求,怎样才能在案情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怎样才能在困难阻力面前,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而是积极主动地出击?怎样才能把马桶倒进臭水沟“同流合污”中,让那些表现较好的干部、大款们,尽快解脱出来? 
  韩勇和侯尚升知道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公生明、偏生暗。这里没有什么诀窍可挖,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来自任何地方的压力干扰,老老实实地按照中纪委的总体部署,通过周密策划、精心组织、因人施策、集思广益、选准突破口,正确地运用办案策略与手段,用最有效的办法,最快的速度,最准确的证据,把他们的一个个问题都搞清楚,使慕马大案快速突破,变成一个铁案。这些都使专案组负责人不敢有一点疏忽,韩勇、侯尚升他们每天都在不断地研究,每天都在不断地实践,每天也都在不断地总结。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韩勇就不用说了,他是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他一步步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小法官到地市级检察长、省检察院检察长,无疑是中纪委信任的专家型指挥员。韩勇虽然年富力强(才46岁),可是面对惊心动魄的反腐败斗争,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他坚持党性原则、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以至日夜操劳,胆结石发炎了也不离开指挥岗位,最后疼得直打滚。被强制送到医院。他在医院里感觉稍稍缓解一下,就回到岗位上继续指挥。这样,他先后病倒两次,都是住几天院,就偷偷溜出来。甚至他母亲病重,做大手术,他都没有回去。因为他不敢有一点怠慢?   
  反腐败是“衰败”,还是“兴旺”(2)   
  而作为一线总指挥的“主要助手”沈阳办案组组长侯尚升比慕绥新小5岁,他1948年10月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偏僻贫苦的农村家庭,兄妹6人排行老四。由于生活在三面环山的大山沟里,几乎与世隔绝,祖辈世代没有文化。他告诉我,他一生有四次重大转折,他最看重的是第一次转折,提供这次转折的是他的父亲一个不可思议的农民,也许他是给富人赶大车的车老板,有机会走出山村,到过铁岭市、抚顺市,开阔了眼界;也许他天天听评书、二人转,见多识广,天南海北知道很多: 按现在的话说,他有“超前意识”,他觉得他的家不能窝在穷山沟里,便勇敢地砸锅卖铁,把家搬到了大甸子镇上。尽管那个小镇也是农村,但毕竟比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开阔得多,他们兄妹6人终于相继走出大山,实现了人生的伟大跨越。自打他们上学开始,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他们兄弟一直享受政府助学金和免费照顾,所以侯尚升这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内心非常感激党和政府;1963年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64年成为全公社最年轻的团支部书记,1965年其所在团支部被评为省“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先进集体”,同年入党,并经过选举担任了大队会计。1966年又调到供销合作社当记账员,成为国家干部,后又任镇供销社革委会主任。他的第三次转折是1968年当兵,到长春空军七航校,他一步一个脚印,先后在空七校担任过二团二中队机械师、副指导员、空七校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二团军需给养股副政指、二中队指导员、二团飞行二大队政委、空军七航校政治部组织干事、空军七航校学员大队政委、空军七航校司令部直工科科长。他的第四次转折是1992年转业,当时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是下海经商,许多人都去开公司挣大钱,他却义无反顾地报考了省纪委。当时家里人强烈反对,告诉他那是清水衙门,不是有句俗话叫“防火防盗防纪检”,那是费力不讨好得罪人的角色。可是老侯认为这是他的长项,谈话、调查、宣传、写材料、把握党的政策,他手到擒来,干别的才是浪费资源。于是,他参加了考试,果然他考第一。到部队一考核,他的优点更多了,不仅思想作风正派、品德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善于处理各种矛盾,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特别是爱动脑筋、爱学习,有较强的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已有200多篇文章见诸报刊,5篇征文还在省及全国获奖,又曾4次荣立3等功。他根正苗红,毫无困难就进了省纪委案件室。他先后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大案,如通化市委副书记受贿案,硬把市委副书记拉下马,判了11年;吉林市信托投资公司非法融资17亿案,把副市长、副总经理判了刑。长期的农村与部队政治干部生涯养成了他正直、谨慎、富有责任感的性格;纪委工作又使他不爱应酬、不爱喝酒、不爱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 
  而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的“右臂”大连办案组组长姜德志以及他的“铁搭档”李国栋(四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别看他们年龄不大,一个1954年出生,一个1956年出生,可在反腐败一线战斗经历上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他们两人,一个直率、倔强,敢打敢拼、敢想敢干,认准了一条理,坚决走到底;一个胆大、心细,沉着老练、步步为营,不管遇到什么阻力,从不叫苦,都会想方设法解决,因此,他俩的组合最适于打攻坚战,适于攻破任何艰难险阻。在省内的大小战斗就不说了,在全国闻名的成克杰特大腐败案中,他们俩就是主要办案人。 
  专案组同志都为了早一点攻下慕绥新这个堡垒,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牺牲。 
  因为他们知道,专案组即使拿到了贾桂娥的口供、平晓芳的口供、慕绥新的口供,只能说露出了一线曙光,还不能算最后一锤定音。他们要到各地找有关当事人取证,取证后,再找慕绥新谈,互相验证。如有不准确的,还要继续验证,反反复复,必须准确。即使到了这时,他们还是不敢松一口气,因为还要转交给司法部门,司法部门根据中纪委提供的证据,最后还得转换成法律的认定,才能进行法律判决。   
  反腐败是“衰败”,还是“兴旺”(3)   
  比方最简单的到外边找人取证吧,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活。找不找得到人是个问题,找到人见不见你还是个问题,见你说不说具体情况更是个问题。但是侯尚升总会有办法,最后与那些被取证的人关系处得非常好,这里边有个策略问题,那就是反腐败不能戴着有色眼镜,不能打击一大片,不能一锅面烂到底。尤其是沈阳这样的“重灾区”,更要掌握好政策和策略,掌握好分寸,要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否则,将寸步难行,还办什么案?沈阳市原国税局局长赵士春 
  况且,对立面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其成员一个个都曾在沈阳是位高权重、指点江山有头有脸的人物。这里除了慕绥新和马向东,涉及到违法乱纪的还有沈阳市中级法院院长贾永祥、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市法院副院长焦玫瑰、市法院副院长梁福全、市法院副院长苑育良、市检察院院长刘实、市政府秘书长董镇广、市国税局局长赵士春、市规划局局长李德森、市地税局局长李天心、市电信局局长邵文章、市烟草局局长周伟、市物价局局长王秀珍,以及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任凡等106件严重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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