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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民主、不讲组织原则。据沈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迎初介绍，慕是个典型的“三不讲”干部，2000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自己不学，就靠个庞大的陪读班子，他在党校院里住，这班人就在党校外租两套房子，替他“捉刀”，连学习都造假。
二是提拔起来的干部，要真正“管”起来。辽宁省委老书记郭峰说，对于慕绥新省委是敢用了，而没有管，甚至说基本没有管。记者了解到，慕到沈阳后位高权重，天马行空，根本不把市委放在眼里，市委开常委会他经常借故不到会，有时有不同意见，在会上就拍桌子发脾气，最后发展到市政府基本不在市委的领导制约之下。慕绥新随心所欲、其前妻办公司，搞投资、插手沈阳市市政工程，其女儿大办广告公司，变相捞钱洗钱。省委在听群众反映之后，先后几次找他谈话，他仍然瞒天过海，当面撒谎。
三是一些党员不讲实话。谁都知道慕绥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谁都不说。据郭峰介绍，1994年省委准备提拔慕当省长助理，当时省委组织部组成4人考核小组，找一些厅局长了解情况。当时谈话的同志90％说的都是慕的好话，谈的都是慕的优点，考核组最后的考核结论是慕有才能、有魄力、敢闯敢干，可以重用。这次考核对慕以后的被重用起了关键作用，但现在看来考核的结果并不真实。
慕绥新“落马”后，一些当初在考核慕时谈过话的人说：“上面就是要重用他，大家心照不宣，还能说啥？”原省劳动局长董旭说，弄不好你这边刚说的话，马上就反映到被考核人那里，所以大家只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
历史在这里沉思（5）
四是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要处理好党委与人大的关系。两次参加选举，两次没有被通过的慕绥新丝毫未受影响，每次都在落选后，照升不误。曾做过多年组织人事工作的省委委员刘连生说，既然两次都没选上就说明有问题，至少威信不高，老百姓不认可，但是为什么非提不可呢？原省体改委主任张堤说，主要原因还是慕是组织内定的副市长、副省长，没选上也得用。
五是后备干部有没有终身制的问题。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有效的淘汰机制，拉帮结伙，培植亲信的现象经常出现。刘连生说，现在干部一旦被纳入组织视野，除非出大事出意外，否则就得一路升上去。一些干部说，慕绥新1987年还是个县长，到1993年短短的6年，没有什么政绩，就连升四级当副省长，从升迁的轨迹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被特殊“培养”的人物，否则慕绥新绝不会升得这么快？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8月5日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上批示： 锦涛、健行、庆红同志： 对慕绥新的问题，可否作点专题研究，我一直主张案子要查，但更重要的要从中总结教训，以儆效尤。
8月7日，中办主任曾庆红批示： 可否，由中纪委、中组部和辽宁省委（包括沈阳市委）组织专人，遵江总书记批示剖析慕绥新问题总结教训，以儆效尤。妥否，请锦涛、健行同志批示。8月7日胡锦涛批示： 赞成。8月7日尉健行批示： 同意庆红意见。
中国这么多高级领导人，在同一天时间内，针对同一个人的问题，作出了一致意见的批示，这在国内并不多见。由此可见，中央对待惩治腐败的决心以及重在总结教训，以儆效尤的决心。
2002年除夕之夜的钟声敲响时，慕绥新已病入膏肓，食道里长满了癌细胞，只能吃流食，平晓芳见他太可怜，就捏了几个饺子煮熟端给他。好久没有闻到饭香的慕绥新，一口把饺子吞下去，结果饺子卡在嗓子眼，脸立刻憋得青紫。平晓芳来不及喊护士，便用手把饺子从嘴里抠出来。平晓芳难过地哭了。然而，就在这时，慕绥新写了《我的罪行与反思》。尊敬的丽英书记并呈中纪委、党中央：
今年3月21日，刘丽英书记代表中纪委，对我宣布了实行立案调查和“两规”措施，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巨大的压力。当时，我也曾闪现过诸如“生理上患了癌症，政治上又被宣判了死刑”的消极情绪。但是，在中纪委办案人员的帮助启发下，在因党多年教育而产生的对党的深厚感情和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基础上，经过必须直面人生的痛苦思想斗争，特别是丽英书记宣布对我要“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这使我非常感动，从而下决心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向党表达一份真诚。
我的罪行事实的基本情况是： 自1994年担任辽宁省建设厅厅长期间起，至2000年12月辞去沈阳市市长职务止，尤其是1997年至2000年这4年在沈阳任职期间，共收受各类人员送钱、送物合计千万余元（因对部分物品估计不准，自己只能拢出个大数），涉及人员180余人，这些钱物基本上是借春节、出国出境、党校学习、有病住院，或者在办公室汇报工作之机送我的，大多数在此之前都在诸如工程项目、优惠政策、财政拨款的审批以及协调贷款、干部使用等方面求我帮过忙。前妻贾桂娥打着我的旗号参与经济活动，大肆敛财，女儿、女婿打着我的招牌，违纪违法办公司方面，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教训作为反面教材，为党分忧，警示后人。
回顾反思，我正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脱离了正确轨道，从而跌入罪恶深渊。
一、 不讲政治原则，放弃思想改造
权力对公众而言，既可造福百姓，也可祸害事业。对个人而言，既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也可腐化堕落，遗臭万年！我却忘记了自己在就任沈阳市市长的人代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我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使自己变成了“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老百姓办事，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结果经济工作没有抓上去，却抓出了我这个腐败分子！因此，不听党的话，不讲政治原则，放弃思想改造，这是我走向反面的根本政治原因，也是我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
历史在这里沉思（6）
二、 私心膨胀、贪欲不止
刚做领导干部时，自己还比较谨慎，但随着职务的不断上升，追求生活享受，追求生活现代化，追求生活质量等错误思想也在急剧发展，使我最初接收同志的礼物觉得理亏、心虚，到一次接收十万美元而心安理得，从一个6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工厂接受再教育的穷工人，到现在身价千万的腐败分子，在回顾反思这些变化时，确实有些后怕甚至心惊肉跳！
我本人经常以特殊党员自居，基本脱离组织生活和组织监督，即使有也是形式，这是我离经叛道、蜕化变质的重要组织原因。
关于我本人的问题，辽宁省委闻世震书记在沈阳市“三讲”期间，曾找我谈过，要求我讲清家属参加经济活动和孩子办企业问题。中纪委刘丽英副书记在2000年12月19日，在沈阳找我谈话时提醒我。但是，我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放弃了接受组织监督的机会，就在中纪委对我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各种礼金、贿赂100余万元！这些事实说明，我犯错误很重要的原因是摆脱组织监督的结果。
三、 “人情往来”掩盖着权钱交易
在我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类各级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类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受之。在这次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大多数人送钱送物都和我用职权为他们单位或个人办事有关，即在进行权钱交易。我真诚地希望全党同志能从我的反思中吸取教训，不走弯路，为党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
最后，我真诚地感谢中纪委专案组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
祝愿亲爱的党永远朝气蓬勃，人民的伟大事业如日中天！2002年3月2日，慕绥新走了，虽然这一天早晚会来，但平晓芳还是无法承受这天塌下来般的打击。她发疯般地奔跑着、哭着，腿一发软，摔断了脚踝骨，顿时昏死过去。
慕绥新走了，但是他在临走之前为所有的党员干部留下了忏悔录和反思。他能够在癌症晚期，癌细胞爬满呼吸道，连喘气都困难，甚至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比较深刻地挖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我相信他的忏悔和反思是认真、真诚的。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深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除了发展别无选择。政治不发展，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不改善，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提高，改革就会遇到阻力。文化不发展，改革就没有动力；社会不发展，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不会改观。于是，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进行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政治变革，真正打响了反腐败“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伟大战役；真正把经济政策的新重点放在社会领域里；真正地把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作为党的治国安民的首要宗旨，使各个领域都体现了一往无前的新气象。比如外交部门的工作重心从维护国家利益到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利益；司法机关的工作重心从打击犯罪转移到保护公民的合法人权；而新闻媒体比任何时候，都敢于打击丑恶，宏扬正义。尤其是在彻底整治腐败方面，我们各级政府第一次从上到下地依靠体制惩治腐败。比如深圳市为了杜绝干部的59岁现象，出台了给予干部退休金100万的重要举措，使干部解除了后顾之忧。再比如中共中央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这不仅是党从源头抓起，实现党内民主化的新标志，是发展建设党内民主的重要保证，也是民主监督、民主治腐败的里程碑。而《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不仅约束权力，推动管理模式变化，无疑，也将对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其中最明显的是反腐战略也将发生重大的三个转移。那就是伴随着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与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防腐体系的健全，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以2004年为标志，中国反腐斗争，在战略上将出现三大动向。
历史在这里沉思（7）
其一，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自打我们提出反腐斗争那天起，就喊“标本兼治”的口号，实际上执行的是治标为主。一些地方社会风气没有好转，一些部门和行业案件并没有减少。其实要转向主动进攻，就必须抓大放小，必须在腐败极易多发、高发的权力、资金、物质的密集领域，进行大兵团合成作战。要转向主动进攻，就必须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变手工业作坊式办案查处监督行为为集约式领域查处的制度监督。
其二，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史上，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但是在实践中，解放后相当长时间内是靠“运动反腐”。“十六大”提出了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际上就是向制度反腐迈进。
其三，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在宏观上各级纪委几乎无从监督同级党委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在中观上，各级纪委机构几乎无不在人财物权力上，受制于同级党委；在微观上，各级纪委书记几乎无人按“党内五项监督制度”，向上级纪委报告同级党委违法乱纪的行为。
同时有三项重大的举动，标志着反腐的攻坚战打响了。
其一，针对当前因为官员责任感差，不断出现重大事故，要标本兼治，就必须引入和执行一整套针对官员的问责制度，而这已开始。
第一个撞上枪口的是防治“非典”的特殊时期，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他们试图掩盖非典疫情而被解除职务。这是中国首次因为工作表现差而解除高官职务的。
２００４年4月14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相当于部长级别）马富才，因为去年12月重庆发生井喷事故，造成234人死亡而引咎辞职。
２００４年4月15日，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因为2月5日北京密云县发生的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而引咎辞职；
２００４年4月17日，吉林省第二大城市吉林市的市长刚占标因为市里一家百货商店发生的特大火灾事故而引咎辞职；
２００４年4月29日，浙江省海宁市市长张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