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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贼船的解文秀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只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借全体犯人打扫卫生之机，把手机悄悄塞给马向东，让其在一间空房子里与章亚非通话，而他在一边望风守候、站岗放哨。
当然他的“尽职尽责”没有白忙活，他又得到了章亚非的9000元、4条中华烟、两瓶茅台酒、3套西服、一个进口剃须刀和一瓶法国香水。
解警官哪里知道，当他沉浸在收受别人财物的欢乐之中时，已经为自己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
马向东不愧为马向东，他真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通天本领。自他在监狱里亲自出马指挥，外边的形势立即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在他被关了不到17个月后，基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最后只剩下他和“左膀右臂”私分那12万美元的事无法交代。运筹帷幄的马向东并没有害怕，编筐窝篓全在收口，在他心里已经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与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大哥慕绥新了，这是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一件事，所以他把这事放在最后办。尽管他那时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已经证实慕绥新在他的问题上不够意思，但他还是决定“先礼后兵”。
于是，马向东打电话吩咐妻子章亚非立即去找大哥慕绥新，就说： 向东托梦了，只有慕大哥能救他。其实马向东、章亚非让慕绥新做的事很简单，只要他上下嘴唇一动承认知道那12万美元的事，马向东立即就会解除牢狱之灾。换句话说，只要慕绥新承认知道这件事，那就不是马向东自己给自己发奖金了，实际上等于市长代表市政府给马向东及哥们发奖金了。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中纪委再想抓马向东，有了这个铁证，还不得乖乖地放出“马二爷”么？
尽管马向东知道他与慕绥新不太和谐，但是表面并没有闹翻。他相信慕绥新的聪明，会把这里的“成败利害”看清楚；他更相信慕绥新胆子大，办这点事是“小菜一碟”。章亚非也见过几次慕绥新，也非常相信慕绥新会答应的，因为比慕绥新还大的顶头上司——省长张国光已经告诉她向慕绥新“过话”了。马向东毕竟是慕绥新提拔的，两个人有着许多的共同利益，马向东干的事，慕绥新最清楚；而慕绥新的事，马向东也掌握。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慕绥新应该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了。
其实，章亚非不找慕绥新，慕绥新也从马向东1999年7月2日被“两规”那天起，就一直在考虑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对待马向东他才对自己有利。
“两规”马向东那天晚上8点，中央纪委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事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并要求市政府晚上8点通知马向东开会。
那一刻，慕绥新表面上很平静，内心却翻江倒海。是兔死狐悲？还是同命相怜？他一时无法说清楚，因为马向东毕竟是他的副手，当年辽宁省委已经确定常务副市长人选不是马向东，就是他坚持让马向东出任常务副市长的，并让他掌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经济部门；他还在公开场合多次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尽管后来他们因为利益发生了矛盾，权力的碰撞产生了分歧，他对马向东极为不满，甚至不惜削减他的权力，不让马向东再管财政与城建，可是这些又有谁知道呢？
“慕老大”落网之谜（19）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那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他脑子正乱乱的，马向东已经站到他的面前。他没有像过去那样直视马向东，而是眼睛一闪便滑向别处，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无能为力了。马向东将先路过他的秘书处，进小会议室，见中央纪委的同志，再进大会议室见省纪委的同志，然后就会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
他几乎没有看到马向东什么表情，只听见马向东被带出去时，嘴里嘟囔一句：“我没有问题，我不害怕……”
马向东不害怕，可他的心却哆嗦一下： 中纪委是否也发现了他的问题？马向东会不会把他卖了出去？
但是，随着马向东被“两规”的时间推移而没有什么动静，他的自信心又逐渐恢复了，特别是省长张国光和他谈心之后，他认为党是信任他的，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头脑清醒地与马向东划清界限，决不能再与马向东搅在一起。
他当然知道马向东的一些问题，尽管知道得隐隐约约，并不那么确切，但是他头脑中却清醒地感到马向东犯的是死罪。后来他听说马向东通过“活动”，三下五去二，已经把累累罪行摘得一干二净，司法部门能够认定的就这4万美元了，甚至司法机关已经内定判个几年就出来了，他心里曾为此暗暗高兴。他认为马向东是个聪明人，他应该明白他的案子在中纪委都插手的情况下，有这个结果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马向东应该满足了。再说他蹲几年又不会“伤筋动骨”，他那么有钱怕什么？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章亚非找上门来求他帮忙，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正是他向党中央表示忠诚的大好时机，他必须与中纪委保持一致。他坚信中纪委抓了两年，惊天动地的大案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最后连这4万美元都定不下来，那怎样向沈阳人民交代？
他说，这件事我很难做，关于那12万美元的事，不是有人举报马向东，是中纪委亲自查出来的，也是马向东在里边交代的。再说这12万美元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我怎么帮他？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他失算了！
果然，当章亚非把慕绥新的态度告诉马向东后，正做梦等着出狱的马向东被激怒了。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他立即指示章亚非兵分四路，把矛头一齐对准慕绥新。一路是找老领导张国光对慕绥新施压；一路是布置章亚非四处串联，写信上告慕绥新；一路是找大记者为他喊冤叫屈；一路是继续找司法权威人士为他解开4万美元问题的“死结”。甚至还大造舆论： 刘丽英包庇慕绥新。
一时间，中纪委专案组收到许多关于慕绥新的举报信，主要反映他以权谋私、纵容家属经商、生活奢靡、拉帮结派、一手遮天、独断专行等五方面的问题。于是，慕绥新的问题也浮出水面。
由于在查办马向东案的过程中，群众举报越来越多，专案组已经初步掌握慕绥新也有重大的违纪违法行为，而沈阳市公安局又破获了以沈阳嘉阳集团刘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案件又涉及慕绥新受贿等问题，这无疑给解决慕绥新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尤其在章亚非被“两规”后，专案人员发现了她疯狂地上蹿下跳，阻挠干扰办案的证据，这些证据充分说明她已经神通广大到“通天入地”，因而使马向东能够在狱中亲自指挥“保马打慕”的战役。这使中央纪委领导不得不果断决策，下决心集中解决沈阳以慕绥新、马向东为首的腐败集团。
2000年10月18日，中纪委领导主持召开了“慕马案件”汇报会，并在会上决定成立由中央纪委刘丽英为组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辽宁省纪委参与，并从吉林、广东省抽调办案骨干而组成的“10·18”专案组。11月13日，刘丽英来到沈阳，明着是对沈阳公安机关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所取得的胜利给予肯定和支持，实际上暗里是坐镇沈阳，对慕绥新等“一府两院”的有关问题展开全面调查。
“慕老大”落网之谜（20）
查办慕绥新案件谈何容易？专案组经过认真地综合分析，得出五个“不利”的结论： 一、 作为一个开明、开放的市长，慕绥新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上边有领导替他说话，认为他是干事业的人，下边有群众拥戴他，说他是好市长；二、 马向东在监狱坐镇指挥打响了一场“打慕保马”的战役，派人到处散发拼凑而成的夸大慕绥新问题的举报信，甚至还诬告中纪委领导和办案人员，使调查慕案的环境非常复杂；三、 由于马向东案拖得太长，使慕绥新有充分的时间摸清中纪委动向，已经与妻子、身边的工作人员订立了攻守同盟，销毁了证据，转移了财产；四、 慕绥新自恃劳苦功高而专横跋扈、目无组织、目无法纪，自称是党内“个体户”，他一定不会老老实实地配合；五、 慕绥新已经身患癌症，弄不好他破罐子破摔，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案件调查会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
为此，中纪委领导决定暂时不动慕绥新，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获取确凿证据上，概括为八个字就是“低调稳妥、重在取证”。的确“10·18”专案组在查办慕绥新案件的过程中，牢牢地把握了“先外后内、先下后上”的办案思路，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智斗，更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慕绥新表面上不惊不慌，抱着三张显赫的金牌： 政绩市长、人民满意的好市长、联合国人居奖获得者，以逸代劳。
专案组则不动声色，预备关起门打狗，只是现在火候没到，还没有到揭开锅的时候。其实，专案组也悄悄地出了三张牌，为的使“慕马案件”达到“由外向内、剥茧抽丝、层层推进”的理想效果。
2000年11月16日，当中纪委领导刘丽英代表中纪委找慕绥新谈话时，慕绥新按捺不住了：“刘书记，组织不信任，马向东诬告陷害，现在我被免职了，正好你们中纪委来了，给我个说法吧！”
刘丽英气得拍了桌子：“好！好！你要什么说法，将来组织会给你个说法的。”
中纪委专案组仿佛看到深水里这条“愤怒的大鳄鱼”摆好了决斗的架势，随时可能蹿上岸来咬人。但是他们知道现在还没到抓这条大鳄鱼的时候，要抓获这条鳄鱼，必须寻找他的弱点，这得从他的前妻贾桂娥身上突破。于是专案组果断决定： 立即给贾桂娥立案，秘密传唤贾桂娥，并搜查其居所。
“慕老大”的幽灵在沈城上空游荡（1）
假如有人问： 在沈阳，哪届政府使沈阳面貌变化最大？没准儿，老百姓会异口同声地回答： 慕绥新。因为慕绥新1997年2月赴任沈阳后，便迅速地挥舞起权力的彩笔左涂右抹一番，相继打通了多年困扰人民的市内6条主要干线，建成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大二环，兴建了水上公园的百里林带以及富有沈阳象征意味的市府广场和超前的浑南大市场等，使一直被世界环境组织封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的沈阳变成了一个面容娇媚、容光焕发的现代国际大都市，因此他还代表沈阳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
但是假如有人又问： 沈阳哪届政府使沈阳蒙受腐败的耻辱？人们还会回答： 慕绥新。因为慕绥新在沈阳被解职、两规、逮捕、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过程中揭发问题越来越多，且件件令人触目惊心，事事令人心惊肉跳。
同是一个慕绥新，为什么一褒一贬、一爱一恨，反差如此之大？慕绥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黑衣市长的两面人生》与《沈阳的王宝森》在报纸上发表后，以后许多报纸记者写慕绥新与马向东的时候，尽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但一涉及基本事实以及那些分析，几乎全都是照猫画虎大抄小抄。我之所以没有追究他们抄袭，道理很简单，就是我非常理解他们采访困难。尤其是采访慕、马身边熟悉的人更加困难。我曾多方面伸出触角，结果都“触礁”了。当然，我也非常理解那些不愿意向我提供材料的人，因为这个案件轰动之大，影响之广，牵扯官员之多古今罕见。而调查组按纪律能提供的都提供了，现在我叫他们说，说什么？怎么说呢？说多了，扯耳腮动，得罪一大片人，说少了呢？慕马案件惊天动地，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以至我那跨世纪马拉松般的采访，断断续续用了近3年时间才完成。
在这近3年的时间里，我不时地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其实困惑的不是他们说多，说少，而是事实求是地讲真话。
大概越是难采访，越激发了我的探求，激发了我要写这本书的思考。
慕马大案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可以说，这个新闻已经被翻过来倒过去不知被炒多少遍了，那些能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新闻，已经被渲染得淋漓尽致，甚至连电视连续剧《大江东去》也播出过了，我再去写一本书，尽管掌握的都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尽管所有问题都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尽管本书第一次展示高官的腐败？也肯定是费力不讨好。
为什么许多高官万般荣耀什么都不缺，还经受不住市场经济考验，变得如此贪婪？为什么许多的封疆大吏，都是边有政绩边搞腐败，都成为两面人、或者多面人？这些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