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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怎么不说啦？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而在戏弄我们呢？”
老人仍然避开女助教的目光，手不离开刀，肯定地说道：
“是自己人杀死他的。凶手是在拥抱他，或是假装凑近他的耳朵想说什么悄悄话时开枪的。他自己是无法开枪的。”
女助教指出工友下刀不准确的地方，对他讲解该怎样用刀，接着对工友的话评论道：
“这种判断令人好奇，是不是，卢茨基？您不是坚持是自杀的吗？等一等，帕霍姆，”她又让工友停下来，仔细查看切开的组织，“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东西，希望您注意。对不起，卢茨基，请讲，我听您说。”
“我改变了看法，季娜伊达，”他轻松而简单地答道，“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杀有很多矛盾。”
“完全可能。”她同意道，“但从您的鉴定书中看不出这一点，我坦率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别不高兴，您的法医鉴定书写得很不好。您忘了教授教我们的规则：‘罪犯的手是他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手是会留下痕迹的！’指纹术是应当尊重的，这一科学比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还要早五百年。您没有注意尸体的指纹，这是很重要而且也是必要的。您会说这是侦查员的责任。但您知道侦查员经验不足，您是应当帮助他的。您的结论他不满意，所以侦查员只好走自己的路，您要知道，对这些疏忽司法机关会追究责任的……”
卢茨基应当知道，他签署的法医鉴定是相当危险的。为了一个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虚幻的推测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未必是明智的。
解剖即将结束。女助教再一次称赞工友努力工作，马上又说：
“上星期在这里我们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时侦查员和证人都在场。教授和我在结论书上签了字。您真的要推翻我们的结论吗？这样，我就不得不向教授汇报。”
这个女人简直是疯子！她想要干什么？她竟想惊动患病的老教授！打扰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工友放下解剖刀。好象马上谈话要他具有相应的姿势似地。干擦了擦手，动手解白大褂上的带子。
“以上帝的名义求您别惊动教授。您就当我胡说八道好了，没有关系。我怎么会反对您，季娜伊达。”
“如果您仍然坚持，”她好象没有听到他的话，继续说道，“那我请求教授召集会诊，您也出席，一起来讨论。我们再来一次掘尸检验。好在您也不惜辛劳，尸体也施了防腐剂，再次解剖研究一下。您可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她以谦恭的姿态说道，“我将乐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得对您说声‘谢谢’。”女助教对工友说着，内心里却千方百计坚持着自己的谎言。
她想，工友只求参加会诊，别的他都会放弃。她的这种想法得到证实。工友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要“别引起喧嚷”就行。
“这一教授没有关系。”他肯定道：“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过，而且也没有想过。”
她示意他回去干自己的事，自己查看起笔记本，笔记本中她记下了教授的指示。
“对啦，”她好象无意中说出，“教授还要我去找侦查员，以他的名义要求他别再折磨涅斯捷洛夫了。这一点根据也没有。再告诉他教授仍坚持解剖结论。您看着办吧。”她看了看卢茨基和工友一眼，接着说，“我也许不去找侦查员，等会诊之后再说吧。”
这样一卢茨基忍不住了。他没有提及刚才的争论。他开始懂得，女助教要坚持其他人不同意的结论。这些人不管谁正确，但绝对不能因此而让涅捷洛夫蒙受不白之冤。
“您不必把教授对您的委托和我们的想法揽在一起。”卢茨基懊丧地说，“不论是您还是我，感兴趣的应当是重新研究一下调查和解剖材料。改正错误任何时候都不晚。我个人准备承担自己疏忽的责任。”
工友结束了解剖，缝合好后离开了解剖台。女助教看着他微微一笑。看来这微笑她是费了大劲才装出来的。她说道：“非常感谢您，帮了我大忙，我将很高兴地报答您。”
做作出来的戏剧为的是驱散不久前发生的不愉快，以是另一即将发生的冲突的前奏曲。
当工友出去关上门后，女助教在解剖室来回走了几次。突然在涅斯捷洛夫面前停下来。他感到她想说什么，但仍装作没有发觉她似的，他一直耐心等待着。当他俩目光终于碰到一起时，她问道：
“您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应不应当放弃鲍里涅维奇是自杀的观点，重新看待结论，还是同意教授和我的一致意见？”
涅斯捷洛夫一下子把缠在手上量尺寸的小绳扯断了，狠狠地瞥了她一眼道：
“您问我该不该维护表面的名誉，装着好象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还是摈弃虚假的羞耻找出杀害我们朋友的凶手吧！我主张把凶手关进监狱。”
女助教疑问地看了卢茨基一眼，想让他来回答，卢茨基不吭气。她的自制力使她成了一名乔装的侦查员。
“您认为鲍里涅维奇是他杀吗？”
“完全可能。”卢茨基答道。
“这一点倒也可以同意。”女助教说道，接着转向涅斯捷洛夫：“不是别人，而是您，涅斯捷洛夫是受害者死亡时的唯一见证人，您可以回忆起很多的细节。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观察和怀疑。可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对侦查员讲呢？审问记录上没有这些。”这话的意思是让他知道，他是唯一可能被怀疑为凶手的人，并且在两种情况下说了假话：或是在审问中？或是对朋友的谈话中。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他生气地对她说道，“您的两面派我早就烦透了！你走开！”
“你怎么啦？”她恐惧地说道，“你的脸发白不舒服？”
这真的是她在说话。她真的害怕了。卢茨基搀起涅斯捷洛夫的胳膊安慰他：
“冷静一些，涅斯捷洛夫，难道这样就行吗？要控制自己。”
“您的脸色也不好，”女助教对卢茨基说道，“出去走走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是您的不对，卢茨基，”她轻轻地责备他道，“干么要提起这一话题呢，您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您现在相信了吧，咱们中间是谁为这一悲剧感到痛苦。”
这儿句话女助教好象是对弱者庇护的语气，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意思，但激怒了涅斯捷洛夫。他拍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天秤都震动起来，他气得话音都变了。
“你说什么？你在哪儿看见我脸色苍白的，你对卢茨基暗示什么？你是不是想说，是我杀死了鲍里涅维奇？既然这样，你也可以杀死他。不要忘了，咱俩都是他的邻居！”
现在他脸真的发白，气得站都站不稳。卢茨基抱着他的双肩往自己一边拉，涅斯捷洛夫顺从地被拉出了解剖室。
就在这一天女助教把工友叫来说道：
“您妻子住的房间不好，房间的空气和阳光都不充足。最好搬到窗户朝阳的房间去，我劝您今天就搬。”
工友想拒绝。他不需要她的帮助，但马上又想到，妻子知道了是不会拒绝的。女助教也会告诉妻子的，不这样可怎么对妻子解释呢？
“那房间里放着展览用的雕塑和陈列台往哪儿搬呢？”他问道，希望她改变主意或不再坚持这样做。
“让仓库保管员把这些东西都搬到仓库去。”她坚持道。
“那教授会同意吗？”
“教授再也不会来了。我主持教研室的工作，”她伸出指头友好地威胁他道，“我要告诉您的妻子说你的举动古怪，挑唆我和别人吵架。”
转自中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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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侦察员科尔涅托夫有一切理由认为自己是个不走运的人。他幼年丧失父母，受尽艰难困苦才长大成人。一开始在皮革厂当学徒工，后来又在糖果厂当搬运工。还干过服装的售货员，大工厂的钳工。最后又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他本人勤快聪明，很多技术一学就会。他的成绩引起周围人们的惊奇。然而，干了不久，他就放弃了这些工作，他对这些职业都不感兴趣。他固执好胜，过于自信，脾气急躁，有时会火冒三丈，然而他也有一副富有同情心的好心肠，还有一种病态的真诚。是那些背信弃义的朋友损害了他最善良的感情。对他们，他充满仇恨，他放弃一种职业，又转到另一个地方，而新的工作很快又成了他最讨厌的职业。
科尔涅托夫对他所爱好的东西可谓全神贯注。不管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活儿他总忘不了上夜校学习，提高文化。他是一名最勤奋的学生。他忍受着各种责难，忠实地完成各种任务。学校是他唯一不能发泄固执脾气和疯狂行为的地方。只有一次他怒火冲天，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把老师给臭骂了一顿。后来他后悔了，感到自己错了。他请求允许他改正错误。他得到了宽恕。
他象许多自觉含冤受屈的人一样，认为正义得不到伸张，于是决定献身法律。法律系毕业后命运把他抛到了公证所公证人的职务上。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推选为审判员，由于他和州法院院长吵架而破坏了他审判员平静的生活。法院照章撤销原任命，还给了他处分。院长受不了他的粗鲁，他只好离开审判员的职务，担任了现在这微不足道的侦查员。接二连三的不走运使年轻人学到了不少东西，变得谨慎而小心。
不久前发生了鲍里涅维奇的案子。法医、教授和女助教都一致认为是自杀，而他固执地坚持自己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差一点没有把涅斯捷洛夫给关起来……现在化验证明涅斯捷洛夫的血型、指纹、头发颜色与收取的物证完全不符。他也只好同意法医的意见结案了事。
但是这却使侦查员更加坐卧不宁。他一页一页地翻阅调查材料，想深入看材料。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沉思。
帕霍姆走了进来。他穿的是那件逛大街、过节和探望教授时才穿的礼服，脸上带着一丝难为情的阴影，这说明他不喜欢和官方机关打交道，而不是说明他没有把握。他和侦查员相识不久，只是在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那天才知道的。当时侦察员的病态曾引起他的同情和好感。
“对不起，科尔涅托夫，打扰您啦。”他下意识地看看衣扣是否都扣好，说道，“我来找您是有点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急事，小事一桩，要不等您有时间我再来？”
侦查员离开桌子，向他伸出手，指指沙发。
“请坐，帕霍姆，您是这样称呼吧？别客气，我有的是时间。”
工友坐了下来，叉着双手仔细地打量着对方说道：
“听说您是工人出身，是咱们的工人兄弟。这么说可以和您开诚布公地谈谈啦！”
侦查员肯定了自己的那一段工人经历。他的一双满是老茧的手说明他经受了劳动的锻炼。
虽然他现在社会地位变了，但他对自己原来出身的环境还保留着记忆。帕霍姆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是来为涅斯捷洛夫辩护的，”他向桌子俯过身去，充满信心地说，“您也别感到委屈，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凡是需要了解的，您下来走走，了解了解。我不想先说。不用管我说什么，您去调查研究好了。”
这不寻常的开场白使侦查员为之一震。为了不扰乱老人的思路，他没有提问。
“谢谢您，帕霍姆，您来了我就非常感谢。您的好心没有辜负您。涅斯捷洛夫没有罪，我也不再传讯他了。您就这样转告他吧。我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深感内疚。请他原谅吧，鲍里涅维奇肯定是自杀，就要结案了。”
侦查员没有居心不正，他真诚地感到后悔。他感到满意的是他的这一番表白能传达给涅斯捷洛夫。可是帕霍姆怎么啦？他突然表现出焦虑不安，好象是为了不使自己跳起来双手紧紧抓着沙发的扶手抑制着自己。他对侦查员不满地看了一眼说道：
“什么时候结案也不晚，来得及。但到底是谁把谁杀了是会清楚的。”
沮丧担忧的侦查员沉思起来。他感到莫明其妙，这个人真怪，他来要求解脱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可看来他对结案表示不满。他说的话也很怪，话里有话。如果好好谈谈，他是会讲的。
这时工友站了起来向侦查员伸出满是老茧的手，不断地说：“谢谢。”侦查员没有去和他握手，稍稍带着几分责备地问道：
“我满足了您的请求，那您对我的请求该怎么办？要不您听我说说？”
工友坐回沙发上，好象考虑到了什么，表示歉意。
“您与法医工作结缘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三十来年您什么没有见过，什么不知道？”
“三十五年。”工友纠正道。
“三十五年了！”侦查员特别严肃地说道，“那么好，请问，您要是处在我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