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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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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医学教育
    宋代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稳定,却有所改革和发展,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
    一)国家医学教育机构
    太医局医学教育设立机构,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常寺置太医同,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
    通常每年春季招收学生,以300人为额,采取“三舍升试法”分级教学,外舍(低年级)200人,内舍(中年级)60人、上舍(高年级)40人。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本科学生必须兼通其他有关学科,所谓“三科通十三事”,即要求各科学生有广博的基本知识。
    1)方脉科:必修大小方脉及风科,兼习《脉经》、《伤寒论》。
    2)针科:必修针、灸、口齿、咽喉、眼、耳,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木论》。
    3)疡科:必修疮肿、折伤、金疮、书禁,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
    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则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
    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也是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
    考试访大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还根据学生的品德和技术水平,将上舍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生在学期间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除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年终根据每个学生的临床记录考察其成绩,按疗效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其失误多者,酌量轻重给予处罚,严重者勒令退学。
    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学生限额300人,设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折伤(20人)、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灸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
    崇宁二年(1103)微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社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
    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
    二)地方医学教育
    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
    政和五年(1115),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
    两宋时期校正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
    一、政府编纂、校正、颁行的医书
    宋王朝对医学事业较历代为重视,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刊行,医书得以广泛流传。
    一)政府组织编纂的医药学著作:
    药物学书籍方面宋政府曾7次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型药物学著作进行修订、校正。在方书和方剂学著作方面政府也曾4次组织医官集体编纂大型方书,并组织官铸针灸铜人,编纂针灸图经。最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医书局的成立。
    宋以前医籍多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很多。宋政府在开国不久即诏令征集收购医书,进行整理、修订。嘉祐二年(1057)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增命孙奇、高保衡、孙兆为校正。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校正医书局设立后,搜求佚书,征集众本,进行严肃认真地校正,“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见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随即奉请皇帝,亲览,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部在熙宁间(1068~1077)陆续印行。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又得力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经校正医书局重修、刊行的医药书籍,现在可知的有:
    1、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皇甫谧《针灸甲乙经》;3、张仲景《伤寒论》;4、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5、王叔和《脉经》;6、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7、王焘《外台秘要》;8、掌禹锡等《补注神农本草》;9、苏颂《图经本草》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仿本三大系统,官刻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刻书。官刻本又有中央和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所刻之书以秘书省国子监最为著名。当时国子监除镂刻经史外,也很注意校刻医药书籍,印行书籍还可公开售卖,并允许读者付款续印。中央官刻本以北宋时为多,地方官刻本则多见于南宋,南宋地方政府各司用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此外,各州、军学、部学、府学、县学、宫以及书院也都有刻书。宋代印本书籍已大为普及,官刻的医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北宋初中央官刻医书有;《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要济众方》。校正医书局所刻刊行的医书计有《补注神农本草》等10部,已如上文所述。
    南宋偏安江南后,国势衰弱、财力日础,因而中央官刻医书种数极少,仅三、四种。
    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很少,主要有:熙宁二(1069)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外台秘要方》40卷。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和数量都比北宋时为多,主要有:司库副本9种,郡斋本8种、书院刊本10种。
    此外,地方官也有医书刊刻,如《魏氏家藏方》、《医说》和《小儿痘疹论》等多种。
    二、书商与医家个人列刻的医书
    一)书商刊本
    商所刻之书统称为坊刻本。宋代书坊有很大发展,有的刻书馆历史悠久,刻书流传广泛。宋代坊刻较多,以浙江杭州印的浙本为上、四川刻印的蜀本次之,福建刻印的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最下。
    闽刻本主要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等4种,麻沙刻本主要有《本草衍义》等4种。浙刻本及其他坊刻本主要有《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4种。
    二)医家私人刊本
    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以广流传。主要有史堪的《史载之方》;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伤寒总病论);朱肱曾校刊《金匮要略方》、又刊刻自著《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重校正南阳活人书》;阎季忠刊刻《小儿药证直诀);寇约刊刻《本草衍义》;严用和刊刻自著《严氏济生方》。
    两宋时期卫生保健与养生
    两宋时期,在清洁环境、灭蚊除害、推广火葬、开办商业性浴室、饮用开水、制定卫生法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宋儒养生流派的形成,使中国传统养生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卫生保健
    古代都市街道多为土路,通风尘埃飞扬,极不卫生。宋代采用洒水或在地面上铺砖的办法来减少或防止尘土的污染。南宋时,临安(今抗州)还有专门处理粪便和治水等秽污物的职业。如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宋代人们采用更多的驱杀蚊虫方法,如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有艾熏驱蚊法;储泳《祛疑》则载有香药驱蚊,南宋民间有从事制作和销售驱蚊药的行业。
    此时火葬在民间较前代更多地采用,尤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泽园内,只得用火葬。也有死于他乡逆旅者,火化后携骨灰而归的。当时已有专门火化的设备。如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
    宋代的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商业性浴室,对普通人开放。宋。吴曾《能改斋漫笔》卷1记载这类浴室门上以挂壶为标志,这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洗浴,于个人卫生大有益处。人们在沐浴的同时,还培养了剪指(趾)甲等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宋人提倡饮用开水,庄绰《鸡肋编》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可见在家中饮开水就更为平常了,北宋欧阳修《憎苍蝇赋》说:“一有玷污,人皆不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卫生,不食被苍蝇玷污的食物。
    二、养生
    宋代政府比较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在《圣济总录》中,就有两卷专论导引,如卷199辑录了晋唐以来常用的导引、按摩方法,如鼓腹淘气、导引按跷、摩手熨目、下摩生门等14种。其中,运动水土”有“转手摩肾堂令热”,即是后世擦肾俞穴法。这些健身方法多为后世气功养生著作所引用。卷200“神仙服气”为介绍吐纳法的专篇。八段锦是由八节动作编成的一套有保健作用的动功锻炼方法,据载,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已有八段锦之功法,如后世的“武八段、坐式八段锦、十二段锦、十六段锦均在八段锦(立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两宋时期,养生类著作时有问世。养生专著蒲虔贯《保生要录》,根据华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的原理创编了一套“小劳术”,包括挽弓、拓石、筑拳、摆臂、顾首、转腰、洗手、摩面等导引按摩法,简便易行,颇有特色。陈直《养考荤亲书》着重论述了老人的食治及四时养生。后经元代邹铉增益,改称《寿亲养老新书》。该书以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述养生之道,十分强调保养元气,还强调精神心理卫生的意义。
    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主张四时摄生与季节导引的养生家。他们多以《素问。四气调神论》等医经为依据,结合民间与作者的养生经验,阐述或推衍经旨。此类书中较引人注目的是《陈希夷二十四气坐功法》,书中载有按二十四节气制定相应的二十四种功法,并分治二十四类病症。这套功法常被明清之后的养生著作所引载,流传很广。
    宋代,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不少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皆通医学及养生之道,其中尤以苏拭最为突出。在《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沈良方》、《道枢》、《类说》等著作中,都有苏氏养生之论,如认为“养生者必以胎息为本”,详尽生动地叙述了胎息的具体练法,即想象呼吸之气“如熏炉之烟,烹鼎之气”,而且“心不起于念”,强调入静与存想,不同于晋唐时期强闭呼吸之练法,已有较大的进步,《苏沈良方》载“上张安道养生诀”,介绍了他“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锻炼方法,并说自己平生“颇留意养生”,“其初效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在养生史上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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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上有重要成就。此期间前后曾进行过两次人体解剖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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