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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曾国藩对那些已经显贵的人提出了忠告，居于显贵之位终究是不长久的，当人一死无论显贵还是下贱都是一样平等。如果人处于显贵之时不去追求道德上完善，明白人生的真谛，那么活在这个世上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曾国藩在这里以众生平等的看法，警醒人们，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只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人争做道德君子，最后都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国藩认为，要想改变世风日下的末世状态，必须先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培养一批道德的楷模，以他们为榜样去带领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曾国藩在《原才》中说：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曾国藩在这篇论文中特别提到在位的政府要员要从自己做起，以自身为榜样，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在这些政府要员中，曾国藩自己也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曾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还有就是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支柱，即儒释道，儒家以入世修行为主，道家以出世修行为主，释家出世又不离入世，行菩萨道。曾国藩的新儒学虽然以回归原始儒学核心思想，但也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
曾国藩《养晦堂记》之隐居内省的精神，避开尘世闭关自修的做法，已经具备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曾国藩说：
昔周之本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汩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杨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耀者哉？
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庄生就是庄子，与老子一起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的清静无为的思想是让人们淡泊名利，远离尘世，韬光养晦，藏起锋芒，具备一种出世的精神。因此，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应当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只应当露出两三分。
曾国藩正是继承了这种思想，所以他替刘蓉详细论述“养晦”的含义，希望让孟容的志向更加坚定，而后世的君子，也能从中借鉴，反省自己。
曾国藩曾经还送诗给其弟弟曾国荃，这首诗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淡泊世间名利的出世精神。诗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最后则是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曾国藩虽然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不立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国藩的新儒学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响。
曾国藩认为儒佛两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来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扬佛教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认为人的功名属于命中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说：“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相同，亦未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故释氏之说有益于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报应，家书中说：“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即不能马上看到），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因为曾国藩确信佛教有益于净化人心，所以劝善佛书，曾国藩常常助印结缘，家信说：“《关帝觉世经》刷五百张，须公车回南，乃可付回，《阴骘文》、《感应篇》亦须公车回南去乃可带。”曾国藩自己也经常抄写佛经，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记：“写《心经》一本。”初10又记写《心经》一册。
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云：“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欲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劝不趋，不惩不改。圣人者，因为导之以祸福之故，如此则吉，不如此则凶咎；使贤者由勉以几安，愚者惧罚而寡罪。故《易》称余庆余殃，《书》称惠逆影响。先王所以利民，其术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饷强；强横之气塞，而圣哲与奸宄同流传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于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间，而为轮回因果之说。其说，虽积恶之人，立悔则有莫大之善；其不者，虽死而有莫酷之刑，民乐忏悔之易，而痛其不经见之惨虐，故惧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无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无不然也，而盐井遇物不焚，烛至则灭；彼其变也。戾气感而降祥降，顺气感而灾生，亦其变也，君子之言，福善祸淫，犹称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虽有百变，不足于穷吾之说。是故从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则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为妄。从事后之事变人心言之，则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贬，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
“纪氏”就是纪晓岚，清朝《四库全书》的总编，后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电视剧中与和粤⒌募拖靶蜗螅床恢兰拖盎故且晃恍叛龇鸾痰脑诩倚磐健Ｋ吹摹对奈⒉萏帽始恰范嗍且蚬ㄓΦ墓适拢ü止砗此得魃贫癖ㄓΦ牡览怼Ｔ热桓都褪霞窝浴沸葱颍敲此隙ㄒ彩窃诔≌獗臼椋Ｍü蚬ㄓΦ牡览硪际廊似翊由啤Ｍ保导褪稀对奈⒉萏帽始恰仿脊砉置饕蚬捌浯笾脊橛谌吧瞥投瘛保得魉蚕Ｍ庑┬蚬ㄓΦ氖槟芄辉谌思涔阄鞔�
《曾国藩评传》里说：“其孙论者为佛家轮回因果之说，在佛门教义中虽属小乘，但在民间则有普遍之势力。曾公处儒家之地位，虽以其说为妄；于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赞扬；盖亦颇有折衷之趋向，诚不愧为一综合学派也。”
综上种种，李曜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仅用集大成来概括曾国藩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就没有具体的指导意义，而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则名副其实。
李曜觉得，强调把“内圣”通过“外王”表现出来，这“外王”之业在曾国藩那里叫做“经济”，可引申为民主和科学。这一思路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牟宗三等后来新儒家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学习了曾国藩兼容并包的宽大情怀，将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新组合，使中国文化重新发扬光大。
曾国藩的新儒学与旧理学对比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这种包容作风是程朱理学从来也不具备的。举个例子，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后世都把梁漱溟排在第一名，他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赵朴初说，梁先生不会说假话，他这话是真的。如此看来，梁漱溟的真正身份并非最后一位大儒。这就说明新儒家的思想，与程朱理学已经有根本的区别。朱熹说得不多的反佛言论，他的门人也还要大加渲染，好像理学与佛学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新儒家却不是这样，这种包容作风是从曾国藩开始的，那么发展到梁漱溟以一个和尚的身份来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先生一生吃素）也就不足为怪了。
数千年儒学发展脉络在心，手中的文字渐渐变多，长达万言的《新儒论》终于在即将天明之时完稿。
今日朝会，《新儒论》便将横空出世，震惊天下！
PS：其实在前几天，我好像就在读者QQ里提到了拥有“兼容并蓄”的新儒学这个思路，其实那就是受曾国藩的影响的。之所以李曜的“新儒学”基本只考虑到曾国藩这一步，当然是鉴于唐朝的社会生产力基础来确定的。
第212章 秦王变法（一）
“戌午，正月二十九，帝表昭宗，呈《新儒论》，首倡儒之大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遂请改贡举，立‘新君子六艺’之科，行总分制，以选良才。朝会议论，众说纷纭，昭宗不能决。二月初一，昭宗改贡举，皆帝奏之制。又以帝守中书令，南衙设座。自此而始，朝野上下，不呼其名，但称‘右相’。由是天下振奋，‘经世致用’大行其道，‘兼容并蓄’举国效行，此国朝中兴之肇始也。”——《唐书·圣宗本纪》。
这一次，李曜再不是那徒具虚名的检校中书令，而是正正经经的中书令，是兵控长安、执掌朝政的右相！
何为中书令？何为右相？
大唐沿袭隋朝制度，唐武德三年，将隋时因避讳而更名为内史令的这一相职复为中书令。高宗曾改为右相。武则天时改中书令为“内史”，中书省为“凤阁”。玄宗开元初一度改为紫微令，天宝初又改为右相。后均复旧。唐之中书令为三省长官，真宰相，品级本为三品，大历中升至正二品。其后演化至未授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不是真宰相，不能主导全国政务。由此，中书令与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等三省官职转变成不实际总理政务的虚位，其功能大用于给重臣加官阶。肃宗后，渐以中书令为大将荣衔，并不预政事。
但李曜这次，显然打破了这一传统。他以河中节度使身份出任中书令，并有同平章事相衔，本来可以说只是此时寻常的“使相”而已。即便假中书令＇指检校＇变真中书令，也不过是名誉地位进一步提高，没什么值得一提。然而“南衙设座”，却表示朝廷已经认可他的真宰相地位，可以进凤阁鸾台主政天下！由此，朝野上下才尊称其为“右相”，这个高宗、玄宗时曾经两度出现的旧名。
今日，是李曜第一次以“右相”身份来到大唐帝国的中书省，也就是政事堂所在，此处又有“中书门下”以及“凤阁鸾台”等称。今日执笔宰相王抟，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为李曜介绍政事堂的一切掌故。
唐代中央机构实行三省六部体制，中书主出令，门下掌封驳，尚书主奉行，这是人所熟知的。但是作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政事堂，却很少为人所知，如政事堂创始的时间，政事堂制度的形成，这个制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政事堂的职权、组织、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会议主持者、权力凭证，政事堂的性质，政事堂制度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等等，就算后世那些精研唐史的学者也很难将之理清。此次李曜以中书令身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好有机会一睹政事堂内情。
关于政事堂创始的的时间，历来说法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记载有两种：一是唐代人李华写的《中书政事堂记》，认为政事堂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二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含含糊糊地说是“其后又置政事堂”，推其事当在唐太宗贞观年间。
李曜的身高在这年月着实不差，数年的军伍锻炼，更使他筋强骨壮，杀伐决断之气隐然其中。此时他一身紫袍，英姿卓绝，身旁陪同者皆是当朝宰相、重臣。
其中当朝宰相计有司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王抟，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门下侍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胤，门下侍郞、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同平章事刘崇望，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孙偓，刑部尚书、同平章事裴贽。
重臣计有中书舍人苏检、吏部侍郎裴枢、户部侍郎王溥、礼部侍郎独孤损、兵部侍郎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