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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从别人的经验学习，要比从自己的经验学习，代价低得多，尤其在战争这个特殊的领域，有时候学费是负担不起的。实战经验当然宝贵，但是经过几十年和平岁月之后呢？当那一代人老去之后呢？个人经验毕竟不可峙，重要的是，把这些前辈个人的战争经验汇总起来，加以总结提高，还要吸取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更广泛的经验。
广义的总参谋部体制，包括知识的搜集和运用两个方面，而现代军队中，知识的搜集分给了军事学院和科学院，狭义的参谋部更多侧重知识的运用。
如今，军械监已成功扩大化，军事学院也已经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参谋（之前的领兵将领培训不是系统性的），此时此刻，还不建立总参谋部，那还是李曜“一环扣一环”的风格么？
而他此刻也看出张训的疑惑，只见他略微思索，便即释然，平静而饱含热情地道：“孤欲在此战之后上奏陛下，成立总参谋部，与凤阁鸾台并列。届时，孤将亲任我大唐首任总参谋长！”
张训闻言，愕然呆立。
为理解李曜心中的“毛奇时代”，附文一篇，主要说毛奇的三场战争：
中国人概括历史，总说“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规律看来并不适合于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仅就德意志诸邦而言，他们在痛苦的内乱和纷争中度过了一千年。因此当19世纪德意志终于圆了统一的千年之梦的时候，成就这个千年伟业的英雄，当然也就在欧洲史上占据一个极为荣耀的地位。奇怪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象史诗中的传奇英雄。
德国的毛奇元帅，比本系列所介绍前几位欧洲名将的传奇色彩要淡薄许多。他不属于那种在战场上间不容发的关键时刻做出决定，以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毛奇的成就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他在6年之内，无可争议地打赢了三场战争。由于他在军事上的成功，配合俾斯麦的政治谋略，分裂了一千年之久的德意志统一了，并且成为欧洲最大的强权。仅仅在普法战争的十年之前，这对于整个欧洲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毛奇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不是依靠一个亚历山大或凯撒式的伟大人物。他亲手打造了一个军事体系，就象一台精密而高效率的机器，然后依靠这台机器去赢得战争。这台机器，就是普鲁士的总参谋部。我在这篇文章里不打算全面介绍整个德意志统一的过程，而是集中叙述它的军事方面，追踪毛奇的三场战争。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毛奇和他的父亲，原本是丹麦陆军的军官。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VonMoltke；1800―1891），按照中文标准译名的规则，可能应该译成莫尔特克，但是毛奇这个非常中文化的译法已经深入人心了。他在军事史上常常被称作老毛奇，因为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同名的侄子称为小毛奇，也很有名，在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第四任陆军总参谋长（前三任是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因为马恩河战役失利被解职。
跟许多普鲁士的名门一样，毛奇这个家族，也是军人世家，只是在老毛奇之前，不象冯。克莱斯特那么著名罢了。毛奇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曾经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部下任上校团长，参加过著名的吕岑会战。毛奇的父亲，曾经在腓特烈大帝军中当中尉，爱上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因为未来的岳父不希望自己的女婿是军队的低级军官，所以1796年从军中退役，在德意志北部海港城市吕卑克定居下来。后来因为经商务农均失败，不得不再次从军，加入丹麦军队当少校。1800年，毛奇出生于吕卑克，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期间，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奥尔施泰特双重会战中大败普鲁士军队，把普军将领布吕歇尔（后来滑铁卢战役跟惠灵顿合作最终击败拿破仑的那个）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在吕卑克投降。毛奇当时6岁，还住在吕卑克。后来全家移居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因为母亲家族的关系，与丹麦上流社会交往密切。11岁毛奇入读哥本哈根军校，毕业以后加入丹麦陆军。毛奇有语言天赋，他懂7国语言，其中德文和丹麦文算是母语，法文和英文也都精通，后来还因为工作需要陆续学会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文。
1821年，为了将来晋升的前途，毛奇从丹麦陆军辞职，转入规模更大也更精锐的普鲁士陆军。毛奇曾经在普鲁士战争学院深造，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少将。1828年，毛奇进入普鲁士总参谋部作见习军官，在地图测绘部呆了4年之后，于1832年正式成为总参谋部军官。当时的总参谋部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总参谋部来自军需部，但是军需部只是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而已，职能和地位根本不同。当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瑞典陆军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欧洲近代化军队的鼻祖，在瑞典陆军中有专设的军需部，后来欧洲列强纷纷效仿。法国名将杜伦尼，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就作过瓦勒泰公爵元帅的军需总监。在勃兰登堡，1640年即位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也设立了军需部的机构。直到一次和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军总参谋部里实际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都叫军需总监，鲁登道夫、曼施泰因、还有保卢斯，都做过这个职位。
现代的总参谋部体制，最初的创意，是拿破仑战争之前和之中的普鲁士上校马森巴赫（Massenbach），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战争计划的机构，并作了一些最初的工作。但参谋部最初的实践，是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那时，参谋长主要负责战时军需供应和为司令官起草命令丅、计划行军道路等辅助工作。普鲁士的现代意义参谋部，是拿破仑战争后期，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效仿法军参谋部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基本和平岁月（只有几次不大的战争），唯有善于思考的普鲁士人把总参谋部这个机制继承下来，并加以不断完善。在30岁的毛奇加入的时代，普鲁士总参谋部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权力和地位，它的性质，也就是一个研究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公司和事业单位的“调研室”，作为“调研室主任”的总参谋长，仅相当于师长阶级。不算各军各师的参谋军官，柏林的参谋本部，在总参谋长米夫林以下，仅有30人（Mufflin中将，1821年接任，后来成为元帅，1829年以后由克劳泽内克Krausenek中将接任）。
那时普鲁士总参谋部干些什么呢？参谋部基本按照战区分组，但是按照职能来说，最重要的是测绘组。所有的参谋军官都要在测绘组干几年。在那个时代，三角测绘法刚刚应用于地图测绘，精确的地图还是很稀罕的东西。在毛奇的时代之前，地图上两点的距离，只是凭人们旅行时间来大致估算，有时候与实际地形的差别大得离奇：在当时的地图上，俄国南部高加索山脉的主峰，标高是80公里，就是有8万米高！当时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德意志各地做出一套精确完整的地图。
第二个最重要的职能是研究军史，参谋部专门负责研究当代和以往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战争的规律。德意志是一个产生思想家的民族，当时总参谋部的研究风气很盛，青年军官都有很多论文和专著出版，优秀的参谋军官，同时也是军事历史学者。毛奇在作低级军官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很多著述，包括后来很有名的土耳其战争史，并且翻阅了历史名著“罗马帝国的衰亡”。因为研究的水平高，几乎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在战争学院兼职教课。
但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不是培养学究的地方。参谋军官每年进行至少两次野外长途旅行，测绘地形和进行假想的战斗，有时是访问古战场，探讨过去战例的各种不同可能性（（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战役）。另外，每年普鲁士秋操大演习，在国王面前，出动两个军，各自扮演一方进行演习，演习的预想和裁判，都由参谋部来做。
另外，总参谋部虽然也负责军需安排，但不是它最重要的职责。比军需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国情报，加以分析，然后想定各种情况，制定针对各国的战争计划。现代各国军队广泛运用的兵棋推演（图上作业、沙盘演习），就是普鲁士发明的。兵棋推演英文叫做“WarGame”，最初它的的确确就是两名普鲁士参谋军官闲遐之余发明的战争游戏。总参谋长米夫林看到以后非常赞赏，正式向全军大加推广。对战争中各种可能性加以详细分析和预测，然后制定各种应对措施，这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对现代军事最大的贡献。但是当时，战争计划功能还没有制图和军史研究那么高的地位，真正强调计划功能，是毛奇当上总参谋长以后的事情。因为总参谋部是收集知识（地形测绘、军史研究、情报搜集）、运用知识（战争计划）的中心，换句话说，是知识的垄断者，“知识就是力量”，这就为毛奇时代，总参谋部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指挥核心打下了基础。但是当时，总参谋部也就是一个调研机构，没有军令权，对普鲁士战争部长负责，也没有出席内阁会议，晋见国王的权力。
从1832年到1857年，毛奇当了25年参谋军官，唯一的指挥职务，是1835年夏季当过几个月的驻柏林“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连长。连长，这是毛奇指挥普鲁士全军之前，所担任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指挥职务。1835年到1839年，毛奇去土耳其担任军事顾问，参与了土耳其跟埃及的统治者阿里的战争，见证土军Nazib战役大败。回国以后，被普鲁士国王授予荣誉勋章PourleMerite。1842年，42岁的毛奇与17岁的Marie结婚，Marie其实是他姐姐的继女。在1840到1857年的17年时间里，毛奇担任过普鲁士陆军第4军和第8军的参谋和参谋长，中间还为王室的几位亲王当过副官。1850年代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没有儿子，於是指定弟弟威廉作为王储，这就是后来统一德意志的德皇威廉一世。威廉指定毛奇作他的儿子腓特烈亲王的副官和军事教师，大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太子少保之类的角色。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病重，威廉亲王出任摄政王，正式处理国家事务，同时普鲁士总参谋长Reyher将军病逝，威廉任命57岁的毛奇少将出任总参谋长一职。
在1857年毛奇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这是一个师级职务，不参与中央决策，直接上司是战争部长，而不是国王本人。毛奇前面两任总参谋长Krauseneck和Reyher都是步兵将军军衔（三星），而毛奇是少将，没有担任过高级指挥职务，普鲁士陆军中不仅8位军长，而且连所有18位师长的薪俸都比他要高。但是毛奇却是当时普鲁士军队中最有头脑的人，他与那些老派的贵族精英军官不同，他受过完整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而那个时代欧洲的风气，也是理性主义的：十九世纪的人们相信，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就连纯艺术领域的绘画，也出现过以光学原理解构光与影的“点彩画派”。那个大时代，也的确是新科学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时代。毛奇在那个时代，是个相当新派的人物。他敏锐地追踪后膛步枪和后膛装药的线膛炮这些新式武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电报、铁路这些新生事物在军事上的应用。毛奇明白，过去依靠统帅在战场上即兴作出性命攸关的决策，这种战争方式已经落伍了，在一个工业时代，指挥官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来打一场仗，也要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所以战争不能是即兴的，必须是理性的。战争可以事先规划，而且必须事先规划。作为总参谋长的毛奇，把巨大的精力，花在计划战争上面。他的部下针对各个假想敌，设想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力量对比和战场形势，针对每一种形势，都制定出制胜的计划。这是现代参谋部工作的样板。
毛奇所想要的，是一架真正高效率的军事机器，而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任期当中，普军统一了命令文书的用语和格式，要求简短、明确，每一段落写什么都有明确要求。在军事学院和演习场所，毛奇把总参所制定的战役计划和指导思想，反复灌输给普鲁士全军军官。这样，在战场上，普军军官和将领所遵循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共通的，对战役目标也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在战场上，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意外情况，战场指挥官可以发挥主动性临机处置，而他们所受训练的一致性，保证指挥官之间能够相互沟通相互配合。这不仅是一架高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