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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言武臣不干涉命相大事，要李晔自主任命新相。
李晔心想大概李筠不会反对柳璨为相，就问翰林承旨张文尉：“朕欲用柳璨为相，该用何官阶。”
唐时宰相级别从四品至一品都有，相差很大，但拾遗官阶高的也不能超过正七品，连绯色服饰都不够格使用，怎能作相公？
张文尉婉转奏道：“陛下拔用贤能，当然可以不拘资级，但按‘循资格’，拾遗提两级也只能是起居郎，官阶还是太低！”
李晔皱了皱眉，很快直接决断道：“那就以谏议大夫的资级充任平章事吧！”张文尉连忙称好。于是柳璨就被连升数级，当上了宰相，离他考中进士，取得作官资格仅仅四年。与他同年登第者，即便通过了各种“面试”，多数还在县级官位上熬资历呢。
不过由于超常提拔，柳璨与他的同僚们间便产生了很大矛盾。当时另外几名宰相，要么是凭着资历和兢兢业业挣得的声望才得此高位，要么就是如中书令李曜，以大名声、大实力坐稳此位。譬如王抟、崔远，柳璨早期也得到他们的褒扬才得以传名。如今既然成为同列，若柳璨仍以晚辈的态度自处，则大家共事也未尝不可，但柳璨生就了争锋心气，不甘居后。虽然分工时柳璨的责任最轻，但他处处以当红新贵的姿态出现，遇事抢先表态，议政谔谔争强。但此阶段朝中也无甚大事需要大臣们展现才干，柳璨也就难以一显身手。
柳璨心中郁郁，知道李筠眼下是明显不会与右相作对的了，今后这长安，还是由右相当家，既然如此，王抟与右相关系特殊，自己是比不得了，但崔远难道便不能一争么？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十八）
吴王府中的父女谈心仍在继续，杨行密见女儿默不作答，知道这话其实说到了她心坎上，于是再加一把火：“此事还牵连到另一个问题，不得不说无论是你，还是王笉，你们一旦嫁给李正阳，不管你们私底下与他关系如何，终不免要被打上政治联姻的烙印，这一点想来你也清楚。那么对这件事，李正阳当世人杰，势必也要有所权衡。”
他看着杨潞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潞儿，你觉得是我淮南对他更重要，还是太原王氏对他更重要？”
杨潞面色终于微微变了变。
杨行密叹道：“非是耶耶妄自菲薄，若论军事，我淮南雄踞一方，带甲二十万，自非太原王氏可比。然则这些优势对于李正阳而言，非但谈不上多少助力，反而有可能是其威胁。反之，太原王氏则不然。太原王氏可谓千年名门，门第高贵自不待言，就算只说我朝，出后出相也不知凡几，朝廷上下，无论中枢或是地方，王氏门生故吏之多，如过江之鲫李正阳如今身居右相高位，颇有振兴国朝之意，若有太原王氏相助，大政细则之推行，势必更畅。而太原王氏乃是文臣世家，李正阳近之则兴，远之则衰，不虞有尾大不掉之患。另外，太原王氏在河东根基极深，李正阳若想在晋王百年之后接手河东，太原王氏的态度也同样重要。”
杨潞深吸一口气，语气平静，却极坚决地道：“耶耶何以尽涨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杨行密摇头道：“耶耶只是就事论事。”
杨潞却不同意，说道：“若论施政，我淮南杨氏对他的作用确实不如太原王氏，然则在其他方面，淮南之益处，却不输任何一家。”
杨行密嘴角微微上翘：“哦，此说倒是新颖，你且道来，看有几分道理。”
“好！”杨潞竟不羞涩造作，正色道：“其一，藩镇影响。我淮南带甲二十万，乃天下有数雄藩，若淮南与他联姻，两家诚心联手，可谓兵雄天下！于他而言，有我淮南时刻威胁朱温腹地，无论一统关中，还是北定河北，抑或南征巴蜀，成功机会都大了许多。少了朱温钳制，他大可以远交近攻，稳步扩大势力。这般作用，岂是太原王氏可以比拟？他原本便长于内政，少了太原王氏，也未必就成不了事，关中四姓如裴家等，如今不也投入他河中麾下了么？可若少了我淮南，他却去哪里再找这样一位盟友？”
杨行密笑了笑：“算是一条吧。”
“其二。”杨潞于是又道：“施政影响。”
杨行密微微蹙眉：“施政有何影响？”
杨潞微微露出笑容，道：“自然有影响，耶耶你想，他是朝廷右相，时有大政施行，若每次大政颁布，只有河中河东治下之地施行，莫说效用，便是面子上也难看得紧。可若是多了我淮南也照准执行，这中枢权威岂不就慢慢树立起来了？何况，我们两家一旦施行，其余诸侯迫于压力，恐怕多半也会遵照执行，这其中的影响，又岂是泛泛而已？所以即便在行政上，我淮南也照样帮得上大忙。不怕他不心动。”
杨行密沉默片刻，点头道：“好吧，这条也勉强算了。”他这话说得有些勉强，是因为心里还是不大服气，为何偏是我来听你的？不过想想也就释然了，李曜行大政，怎么说也是挂的皇帝的招牌，怪只怪自己这地盘太偏，没机会像他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说奉天子以讨不臣吧。
杨潞看出他的心事，道：“还有一条，不说也罢。不过耶耶，我们杨家若与他联姻，奴家以为他反而会更上心一些。”
杨行密也不问她不说的那条究竟是什么，反而笑道：“你莫非与他有过什么约定？”若非他历来宠溺这长女，这话说来都显得有些为老不尊了。
“哪有！”杨潞这次终于忍不住有些脸红，不依道：“女儿的意思是，我淮南与他联姻，更像合作，双方大致对等，而太原王氏无论名头多大、门第多高，终究如今是在他麾下，为他行事奔走，这其间总会有所差别。”
杨行密不置可否，却渐渐收敛笑容，沉吟片刻，道：“你说了许久，只说他得到的好处，可就像他此前出使淮南时经常说的那样，既是合作，总要双方均有好处可得，才称得上什么‘双赢’。我淮南与他联姻，除了分担朱温的威胁之外，还有什么好处？”
“自然有。”杨潞说道：“譬如说：借势。”
“哦？怎么个借势法？”杨行密眉头轻轻一挑。
“其一，借天子大义；其二，皆沙陀军威。”杨潞敛容道：“若两家联姻，他自然可以远交近攻，我淮南也未必不可。他远交近攻可以固关中、平河北、定蜀中，再立朝廷威严，而我淮南远交近攻，也同样可以自成南朝国中之国！”
杨行密霍然动容！
推翻李唐，杨行密的确未曾这般狂妄的想过，但成就“南朝国中之国”，却真真就是他如今最大的理想！杨潞此言，一语中的！
若真能打造一个南朝国中之国，即便将来中原有了新的霸主，自家儿孙有长江天险在手，纵然不能北上争雄，倚险固守、南北对峙却并非笑谈。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而东南正是淮南集团的老家。虽然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但也不乏例外。如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的对峙就是其一。
当然，杨行密毕竟是唐朝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正如杨行密心中所想，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再有就是，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这一条，包括此前黄巢之乱，虽然它是流动作战，但最终也有同样的影响。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其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另外与现代通常意义上的“江南文弱”不同的是，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