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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武昌方面的来信，因为，自从那里被轰炸后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信，为此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学生在那儿挤在一间不大的宿舍里，而且他们可能还没有防空洞。
我们希望鲁丝和弗洛伦斯今天能从青岛动身去上海。我们已经多次询问怎样用最佳方式将她们的衣物和书籍寄到上海，近来，人们不知道哪种方式是安全的。现在从南京寄往上海的信是每天早上6时由卡车运送的。铁路线上有几座桥坏了，乘客必须下车走很长一段路。整个上午没有工作，这是一个最受欢迎的变化。
中午12时。我们刚要去食堂，紧急警报响了起来，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先吃午饭，并认为，当我们听到炸弹爆炸时，还来得及跑到地下室。饭已经端了上来。不久，勤杂工跑来说，他接到电话，这是第一次警报，不是紧急警报。即使知道还有不少时间，我们也无法慢慢吃了。到12时30分，我们听到了轰炸机的声音，我们不得不在防空洞里呆到2点钟。我读报纸，吴博士看信和写信，而那位木匠则美美地打了一个盹。
下午3时刚过，我去了南门教堂，该教堂的牧师来自卫理公会教派，是位女性，实际上她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市立医院的社会工作者。我们讨论了一些问题：每次轰炸后，由教会工作人员负责照顾空袭中父母双亡、并被送到市立医院的孩子。另一个问题是为空袭后一无所有的人提供衣物。这位牧师说，她们的工作人员10人中至少有8人已撤离到内地较安全的地方去了。由于撤退，她的妇女组织几乎已不存在了。在此之前，她的教会募集了不小的一笔钱，用于购买急救设备，她们还在教堂和社区建筑的地下室准备了防空洞。
在从南门到我们学校的路上令人沮丧。到处都是防空洞，有些仅相隔200英尺，有些很大，是由市政府建造的，有些是由个人修建的。政府和个人正在花费数以万计的美元修建这些防空洞。商业街上的大多数商店都关了门，这座城市看起来有被遗弃的荒凉感。没有一家商店门前再挂鲜艳的旗帜，仅此一项就使得城市与以前大不一样。几乎看不见妇女和儿童。别人看我的神情好像是在问：“怎么，你还在这儿？”我们实验学校的主任左敬如小姐下午去了教会女子学校，了解这星期学校注册的情况，学校报告说第一天的情况令人鼓舞，但在几次猛烈的轰炸后，就没有一名学生来报到了。长老会学校有20人注册，卫理公会教学校有11人，基督教学校有11人，我们的实验学校有3人。据我所知，我们的3名学生，已有2人在报到之后离开了南京。金陵大学附中有50多名学生注册，去年他们有1000名学生。南京的小学被无限期关闭了。
外出时，我在首都剧院原文用的是Capitol一词，但根据南京的历史，应为Capital。门口看见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最后一次放映”。这已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电影的名字是《遮住月亮》（TURNOFFTHEMOON）！这个名字对我们很有意义，因为，目前这正是我们在有月亮的夜晚所期待的。近来，老天对我们很照顾，阴雨天比去年同期要多。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找一家商店买些日用杂品，发现只有一家这样的商店还开着门。
晚饭后，贻芳和我讨论希普曼小姐的去留问题，她是教地理的，合同是一年。她目前在日本神户。贝茨告诉我们，她仅收到了我们给她许多封信中的一封，电报一封也没有收到，她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同她联系。现在是否可能让她回中国？如果让她回来，有没有足够的地理学生使她觉得不虚此行。她很想开始工作。今天仍没有收到武昌和青岛的来信，这使我们的计划有两个不确定因素。
9月29日，星期三今天，埃尔茜牧师从芜湖回来了，她在那儿休息了一个星期，对她来说这是非常需要的。她说昨天那儿至少有3架中国飞机在机场被炸毁。人们怀疑有汉奸，但我们却无法知道实情。
埃尔茜将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吃中国饭菜，因为近来外国食品很贵。
收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封信，说他们欢迎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起行动，并于10月15日～16日注册，18日开学。报纸报道说，西方日益严厉地抗议日本对中国侵略。
今晚，吴博士举行了一次最有趣的晚餐——一顿非常简单的中国饭菜。来吃饭的有：著名的地质学家翁博士即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博士。，著名的哲学家张博士、富兰克林·侯博士、杭立武博士、教育部的张先生、贝茨博士、埃尔茜小姐和我。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谈论日本、俄国和中国的现状。贝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深入地研究了日本的现状。他说日本的新闻完全是一边倒，他发现尽管自己有这么多的中国背景，也受到了微妙的影响。感谢上帝，今晚下雨了。
9月30日，星期四今天下雨，因此没有空袭。上午，我们让人在校舍拱顶的阁楼地板上放置了两层沙袋。将沙袋放在阁楼的地板上，还是放在二楼的地上？我们讨论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因为我们想，如果可能的话，在那儿就阻止炸弹，不想让它们在图书馆里爆炸。可谁又知道哪个是最佳方案？终于收到了等待已久的武昌来信。伊娃说她一到武汉就受到空袭的迎接。到目前为止，她的7名学生还剩2名。现在武汉总共还有34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和教师。由于凯瑟琳的3名学生已到武汉，因此，她将坐一艘英国船去那儿。我们还从另外两个人那儿听到，鲁丝和弗洛伦斯已安全抵达上海。我们希望第二所金陵分校将在上海组成。又有两名学生开始考虑去四川成都。自从上个星期电厂被轰炸后，我们差不多有一星期没有听到1点钟的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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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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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贝茨、斯迈思、吴博士、马文焕（音译）博士、玛丽·特威纳姆（MaryTwinem）夫人和我，在杭立武博士的办公室开会讨论宣传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把实情告诉中国在西方的朋友。贝茨和马博士同意每天抽部分时间帮助在南京的国联工作人员。斯迈思和我将每星期把新闻消息传给纽约的联合董事会。杭立武将帮助立刻开播短波广播——现在有人提出这项建议。如果开播，马博士和贝茨也将提供协助。我们认识到，如果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朋友能够定期听到中国的可靠消息的话，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威纳姆夫人已成为每晚8时30分的英语长波播音的替补播音员。通过选择和缩短新闻，她已大大地提高了广播质量。我们还起草了给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一封电报，全文如下：“敦促10月10日作为国家与和平的祈祷日；鼓励为难民自我节衣缩食。”今天晚上，我听说南京有5000个防空洞。我完全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每次我们外出都看见新的防空洞。这些防空洞用草伪装得很巧妙。几天前，我看见一些小孩在他们的防空洞上摆放数盆鲜花。据报道，正在建造的一些防空洞的造价是1万～2万美元。
天有点凉了。寒冬会给难民和伤员带来可怕的痛苦。老百姓还没有被动员起来面对这一巨大的困难。今天没有空袭，天下着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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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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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星期五一个晴朗的早晨。在迎接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勒紧裤带，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天气会带来什么。上帝是多么怜悯我们，创造阳光让我们享受，但又让我们在期盼它的时候忐忑不安；为恋人和儿童创造了月光和星光，但又让我们渴望云彩来遮挡它们。
大约在9时，第一次警报响了，但没有紧急警报，约11时，空袭警报解除了。我一直呆在我的办公室里，打算在听到紧急警报时立即到地下室去。由于紧急警报没有响，我才能为《传教新闻通讯》写一段有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新闻。
我们现在每天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答复要求使用我们校舍的各种机构。我们希望这些校舍将被用来救济普通老百姓，而不是让政府机构使用。大约有二十名“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占用了邻里中心。市立医院要求使用家庭手工学校的校舍，我们同意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把小小的邻里学校搬到主校园里来。我们星期天下午的礼拜也可以回到科学报告厅进行，多年来这一活动都是在那里举行的。
由于没有电，收音机还是无法使用。凯瑟琳在分别同吴博士、程夫人和我长时间的讨论，以及自己的长期考虑后，她终于决定星期一乘英国轮船去汉口。她原先想乘中国轮船，这样价格要便宜得多，但我们觉得风险太大。如果中国的交通工具是日本空袭目标的话，那么中国轮船是不安全的。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娱乐委员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娱乐。
10月2日，星期六今天早上的祈祷会刚结束，我就接到了上海纽（New）夫人的一个长途电话。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首先是对她的大学同学贻芳的关爱和邀请。然后她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她们已在上海开始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注册了。她帮助鲁丝和弗洛伦斯在韦尔路999号楼建立了一个临时总部。她们对与圣约翰大学的合作计划很热情。幸运的是要到10月18日才开学。她们计划为仅有的7名学生再进行一次入学考试。这7名学生中有6人在上海参加了我们的第二次考试，1人是在南京考的。如果我们能够招到一个小班的新生那就太好了。她们在潘亭街321号A座找到了一个带家具的小公寓。校友和以前的教师如王贵学（音译）和林赛·刘（LindseyLieu）等都在帮助她们，那儿有很多朋友在分担重任。
上午8时～10时。在我吃完早饭前，警报响了，结果没事，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上午收到了鲁丝和弗洛伦斯的两封令人鼓舞的信，信中她们讲述了校友聚会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聚会的事，有40名学生参加了聚会。学生的情绪很好，她们庆贺自己又能上学了。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学生说，现在她家有40个人，其中许多是来自其他城市的难民。
看完这些信后，我们立即召集在校的招生委员会成员开了一次会，决定在10月11日考试，并在一天内考完。
下午5时～6时。我拜访了邻居，发现即使是菜农家，所有的年轻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到农村去了，只有老母亲以及可能是长子的孩子还在家里。有一户人家，虽然屋内的地面是泥土，屋顶是稻草，我却发现他们花了一百多美元修建了一个防空洞。他们很大方地让穷邻居共享他们的防空洞。
我忘记说了，中午我去了布雷迪医生家，看看能否听到中午的广播。他们那儿还是没有电，但是我发现布雷迪、贝茨、斯迈思、米尔斯在吃中国餐。由于价格昂贵，许多外国人已经放弃了外国的食品。我听到了四次广播，而我原想只听一次。我在2时30分艰难地回到家。怎样鼓励越来越少的礼拜者？怎样帮助教会应付难民和伤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我们谈话的主题。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中国无法独自满足难民的需求。
吴博士收到了蒋夫人的一封信，其中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正在同日本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的那份任务使我的每根神经都很紧张，而且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12月7日，星期二今天早上7时。我听见下关传来枪声，我的第一感觉是日本军舰到了，我们已处在被长期炮击的境地。幸运的是我错了，但我一直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校园里，我们继续把家具搬到三楼或是专门的房间。上午，一些工人还在清理中央楼、科学楼和实验学校，其他人在清理宿舍，助理注册员在写告示和牌子，而戴师傅在总务处为“引导员”指按照计划引导难民住宿者。做袖标。我完成了我们能够接纳的难民人数的估计，共为2750人（8所房子分配给难民，每16平方英尺1人）。这个数字尽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办到的（后来在我们6所建筑里的难民人数实际上超过了1万人）。
上午10时30分。我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同他们讨论了有关可以带进安全区的物品的通知等事宜。斯迈思、米尔斯和菲奇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件事和许多其他事情上。看见英国、德国、美国的商人同传教士在一起密切合作，真是太好了。
自9月30日我们的家庭手工学校开学以来，今天第一次没有上课。几个星期以来，它是南京惟一开学的学校。
上午我带“引导员”看了有关的建筑，并向他们解释了编号方法。后来，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