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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的农民所说的那样：当他们回家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抢走，首先是钱，然后是被褥、衣服、食品，连农具都不会留下。如果他们抵抗就会受到威胁。
他说，他的儿子被指控为士兵，就因为他的草帽在他的头上留下一个印记。年轻妇女自然是不能回去的，甚至连老太太都会遭到强奸。就在今天，一位40岁的妇女一大早就被家里派出去买米，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但是，到晚上5时她还没回家。南京城里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实际上已陷入停顿。而全世界都被告知，在南京被占领的那几天里商业活动正常进行。
如果今年夏季和秋季不能种植庄稼，那么食物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临近中午，我到宁海路5号见许传音博士，恳求他帮助我们从军事监狱里保释平民（现在绝对不能称之为模范监狱了）。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并说他将尽力而为。他是自治委员会的一位成员。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新的办公室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因为，他们刚刚完成新一轮的登记，正准备给每人编号并发给标签。今天，地面被弄平了，粥厂也将被移到校园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年轻女子远离前门，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粥厂管理上根除压榨，给难民应得的食物。每当我想到竟有人要从这些危难之中的身无分文的人身上榨取钱财，我就十分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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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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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夫人今天送了4位难民去大学医院。一个14岁的女孩今天下午在文学楼死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明天上午8时30分，两个澡堂开门，程夫人除了要做所有的分内工作外，还要管理这两个澡堂。洗衣工要负责烧炉子，有4个难民打算来帮忙。我看见一位母亲拿着一块“救生带牌”肥皂进来，她说，明天要给两个小儿子洗澡。她是多么高兴啊！当我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3架重型轰炸机亮着灯、“兴高采烈”地返回句容的基地去了。
看它们的样子，你可能会以为它们做了一次短程旅行，而不是去执行毁坏性的作战任务。
3月15日，星期二今天暖和一点了，阳光灿烂。空中有许多飞机活动。我们被告知，城里来了新部队，但这并不能增加我们的安全感。
上午9时。为了更换转移属于中央研究院的资料的新通行证，我去了一趟原交通银行（现在是日军司令部）。今天，我们也许有一辆卡车用，我准备将资料全部搬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想带走两架钢琴——那是我们朋友的。我现在多么希望以前已经将这些东西运进学校了呀。我们得到一个为期5天的通行证。在那里，我看到两个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我恳求他们从模范监狱释放平民。我认为，他们多少会为此作出努力的。
我10时30分上课。现在班上有近50人登记在册。我多么希望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写一手好中文。
11时30分。马吉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这件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南门的一些大街上仍然很少有人，即使有人的街上，除了几个老妪也几乎看不到妇女。整条莫愁路是个忙碌的市场，有许多人在做买卖。有人说10个人中有8个在做生意，因为没有其他事好做。我猜想，人们聚集在街上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那样会更安全。对妇女来说，危险确实是小了，可是抢劫仍然时有发生。可悲的是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去，在日本兵的枪或刺刀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将钱交出来。
我们刚刚重新登记过这里的难民，现在有3310人。刚刚又收容了14个新难民，都是去年深秋撤往乡村的妇女和姑娘。她们的钱用光了，土匪又猖獗，所以她们选择了回南京的艰难历程，她们可能听说过安全区或某个难民所。
今天上午，我在城南看见许多日本兵，有骑兵，也有步兵。看见他们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就像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我的内心极为反感。我们经过大街时，看到大部分店铺要么被烧光、抢光，要么就是用木板封门。以前的巧克力店被日本人接管，但我不知道现在店里在卖什么。
今天有两批日本兵光顾。
写完这一页，我听见几架轰炸机从西北方返回句容。今夜月光皎洁，它们可以畅通无阻。
3月16日，星期三今天春光明媚，但不太暖和。从凌晨4时开始，空中就有大批的飞机活动。
一个苦力在四周平土，老吴在栽种、移植花木。男人们又在挖新的壕沟盛放粪便。终于弄到了石灰，撒在不清洁的地方消毒。
今天，陈先生给了我下列难民数据：中央楼528人，科学楼517人，文学楼885人，宿舍（东北）487人，宿舍（西南）497人，宿舍（西北）431人，共计3310人。
我们希望难民们回家，但我们不想强迫年轻女子也回家。
我们的澡堂现在已经开张两天了，第一天有154人洗了澡，今天有161人洗了澡。对成人的收费是4个铜板，孩子减半。
据报告，新士兵连铜板都感兴趣，我们听说了几例有关平民连少得可怜的20个铜板都被抢走的事例。街上现在有许多鸡蛋出售。当我问他们是如何通过城门口士兵的检查时，他们说，现在士兵不再没收农民所有的携带物了，而更愿意得到四五个鸡蛋。
今天我去南山公寓为玛丽·陈找一本书。那儿负责管理的男孩说，现在没有士兵到公寓附近来了。我们没人有时间将散乱的物品放回衣箱或带抽屉的橱柜。用来储存东西的食堂看起来像遭过飓风袭击似的。哪一天，我和程夫人必须上南山公寓将东西放回原处。
可怜的陈先生在粥厂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如果将它搬进校园，原想可以消除压榨，但这也正是困难之所在。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内心。
巢县、合肥以及其他离南京不太远的地方的难民，现在都打算回去了。每天，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在计划回家的事。老邵今天来告辞，他要跟他的儿子、儿媳一起走。
3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我和其他外国人去了宁海路5号，接受华丽的丝绸或缎面的画卷，这是对我们在这几个月对南京市民所做的一切表示的衷心感谢。孙淑荣孙淑荣为伪自治委员会会长。、程先生即程朗波，伪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和许传音博士是出席者中仅有的中国人。他们发言简短，但很诚挚。米尔斯先生代表我们做了答谢，他们给我们每人颁发画卷，然后，仪式就结束了。虽然这3个人都是地方自治政府的成员，但是，这项赠送是代表所有平民百姓的。
后来，我去了约翰·马吉的家。南京的外国男人实在是需要他们的妻子啊！起居室兼做餐厅，显得乱七八糟，需要一个女人来好好整理。马吉看起来也不是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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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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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和王先生制定了一个计划，在释放模范监狱里的平民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许传音博士和孙淑荣先生已经帮我起草了这份请愿书。这个消息也许会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整个城市，那样我们就难以招架了。我希望本周内得到签名，请愿书及签名要一式三份，一份送往日本军方，一份送往特别委员会，还有一份送往自治政府。今晚，我们给了一个难民和她的孩子5美元的救济，明天他们要跟随一群人设法去汉口。她说，如果钱用完的话，她就要去讨饭了。
还有一个年轻妇女带着4个孩子来求我给她在重庆的朋友写封信，看看她的丈夫是否到过那儿。她的丈夫起初肯定是跟着一群人乘小船逃离的，但后来她听说，许多船只都沉掉了。
王师傅来学校看我，他和他的一家人曾逃往湖州。他说，他们离那个山谷里的小镇有40里，那里很太平。他看起来又黑又瘦，他说，他必须找到工作。如果我有办法的话，我会送他去上海找鲁丝。他进城时没遇上什么麻烦。
今天，3个女人经过艰难跋涉，从农村来到学校，恳求我帮忙，看看是否能找到她们的丈夫。其中那个最年轻的女人的公公被杀害了，她的丈夫在12月26日登记时被抓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悲剧发生！我祈祷我不会变得麻木不仁或漠不关心。要是我们的请愿书能成功地使模范监狱里的平民获释，该多好啊！夜空明朗，月光皎洁，那意味着在汉口、安庆，也许连长沙和重庆的空袭都很猖獗。欧洲的局势也令我们感到不安。难道另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3月18日，星期五春天美好的天气一直持续着，晴朗、暖和。总有许多重型轰炸机朝西北方飞去。但愿上帝怜悯那些中国士兵！白天，有消息说，城门口搜查很严，连人们身上的铜板都不放过。那些没有良民证的人不许进城，这也许会使李汉德博士回城受阻。
可怜的中国妇女真是不惜一切，抓住任何一线可以救回她们的丈夫、儿子或兄弟的希望！今天早上到9时，我们已经得到许多人的签名，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中，我和大王以及他的小儿子，都在忙着让人们在我们准备好的3份请愿书上签名。到中午已有104名妇女签了名，她们中大多数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让王先生帮她们写，她们再按个手指印。我帮着她们按手印。许多妇女由于辛苦劳动，手被磨得又粗又硬，以致她们把手弯过来按手印都很艰难。整个下午，人们接连不断地来签名。她们大多数都有伤心欲绝的故事。我真希望能坐在一边安慰她们。其中一名妇女，她有4个儿子被抓走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说，她们惟一的依靠丈夫以及三四个孩子都被抓走了。这是一群多么心碎却又充满了希望的人啊！在过去的3个月中，我常常责备我们自己不收留她们的丈夫，不过，今天许多妇女都说，尽管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叩头求日本兵放过他们，可还是被带走了。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下午，一位朋友来拍一些有关我们难民所及其活动的电影镜头。可惜的是许多室内场景无法拍。我们的校园里现在又在给所有难民进行登记。登记结束时，我们努力将年长的妇女和孩子送回家。这时，陈先生和他的助手在搜查大烟，今晚，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因为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要是人们肯说真话，那我们的工作就会轻松多了。
今天，我们从贷款基金中贷出了50美元，用一幅画卷和一些金戒指做抵押。
3月19日，星期六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春日。飞机在空中不断地飞来飞去，从东南到西北，又从西北飞回句容的基地。
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在两位工人的帮助下，我和王先生以及他的小儿子，管理着源源不断地前来在3份请愿书上签名的妇女们。这些可怜的心碎的女人！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她们那悲伤、绝望、忧心忡忡的面容和那双辛苦操劳的手。“他是我惟一的儿子”；“他们抓走了我所有的3个儿子，我不敢去求他们”；“我家里有4个男人被抓走了，再也没回来”；“我只有3个孩子和我婆婆留在身边，无法维持生活了，我只有去讨饭”；“我的两个孙子被抓走了，他们是我们这个家惟一的依靠”。诸如此类的话不断地萦绕在我的耳际。她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仍然还活着，在这一点上她们的希望要比我的大，因为，我听说城门外或幽僻的山谷中的池塘边尸体成堆，不过还是乐观点好。也许正是有了这个希望，这份请愿书才能使模范监狱里的那些人获释。但事实是，安全区外的许多男性平民被当场杀害了，而安全区内的成千上万的男性平民则被带到安全区外加以杀害了。
在这两天中有605名妇女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说她们签名，其实只有几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还有一些人被要求下星期一再来签名。
就在正午前，一位叫方灏的先生上门来视察，他是自治政府第四区的头头，也是该区军事负责人，同来的有一个中国翻译、一个宪兵队长和一个普通士兵。当我们去几幢住着难民的楼参观时，他们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方先生还宣布说，现在难民们可以安全地回家了，如果发生什么事，他们可以立刻去汇报。在他宣布时，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脸上并未闪现出快乐的光芒，因为，她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再相信这些口头承诺了。他们要通过多年的良好行为和真正的友好才能改变目前人们对他们的不信任和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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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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