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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5章第3～5句做了精心准备的布道。他在结束的段落中阐述了在我们小小学院的生活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磨难，以及它怎样塑造了坚忍、忠诚和耐心。
我们希望将变为许多人“丰富的生活”的一种结果，在上午会议结束时出现，当时，布兰奇和林弥励说她们想提供一笔资金，使之成为一个开端，她们各自的班级将加入，将来甚至可能发展为值得广大校友支持的事情。哈丽雅特、林弥励、布兰奇和我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决定让这笔钱成为给“金陵妇女互助会”的最初的礼物。“金陵妇女互助会”是一种组织，将是我们家政班妇女互相帮助的一种合作性组织。6个月之后，其中一些人将作为纺织者出国。她们将需要织机和一些资金等。我们甚至可以用贺川提供的奖学金劝两位校友去日本学习。对中国人来说，这么做意味着“坚定地面向耶路撒冷”，但奇迹正在发生，为什么不让它发生呢？如果我能让程夫人也去，这将妙不可言，因为她仍有创造力，而且亟须离开。这些夜晚人们不得不上床取暖。我现在用厚毛毯裹着自己，但仍在打颤。
11月14日，星期一如果学生们不能一次支付全部费用，今天是她们该付第二笔学费的日子。但已有3位学生说家人生病，无法支付。我们该安排学生们做更多的工作以挣足学费。
下午，下关圣公会的牧师来访。他们的大院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真正的难民中心。下关正在进行“清除废墟”运动，凡是这一工作有所妨碍的房屋都要拆掉，房主只能得2美元，并被告知必须立刻搬走。据说这里将要建某个军事中心，但人们不太确信是什么样的军事中心。
《南京日报》又有一篇文章反对白人，慢慢地这种宣传会找到滋生的土壤，而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一万人将反对我们。
今天我核算10月份的账目，但9月份的还未算完。
哈丽雅特正在做一项不错的工作，砍倒没用的树，做成柴火。程夫人、秦夫人和我到南山排屋（公寓房），看能否设置排水系统将地下室的水排出。
大使馆的史密斯先生和“辛格”缝纫机公司的德贝西（Debessy）先生来访。德贝西先生对参观大楼和听有关我们难民所之事很感兴趣。
11月15日，星期二昨天的报纸今天才到，登了一幅长沙的凄惨图片，看上去这座城市很快就要沦陷。我想知道朱、左敬如和娄遵宜在哪儿。似乎那儿正在实施焦土政策。
今天中午，侯医生和夫人邀请程夫人和我，参加由侯夫人和女佣准备的午餐。从未吃过比这更好的食物。蔬菜烧得甚至适合国王吃，价值10美分的鱼加点萝卜做成一道美味的菜。她是个好厨师！可怜的她不能回到自己现在的空房子里去，而住在汇文中学的宿舍。侯医生和夫人看上去憔悴、疲惫。
今天下午没有上体育课（棒球）。4时集合的那个班洗白菜，准备让另一个班星期四用盐腌。
天气很冷，但姑娘们干得兴高采烈，一小时洗了很多。
我听说贵格会派的传教士今天回来了。
11月16日，星期三今天似乎一事无成。上午为教师会议做准备。12时30分去卫理公会教的妇女之家，参加为格里希小姐准备的3桌宴席，是汇文中学的一名律师请的客，他自去年秋天撤离以来，一直在金陵大学的财会处工作。
我不喜欢人们经常请客，因为，在我看来没有时间吃这些即使在平常也是奢侈的饭菜。这些天来有许多人需要食物，但只有很少人生产来满足这些需要。
今天下午4时，我们召开了一次教师特别会议，决定对实验班采用一种新的考试办法。我们将采用考查的方式，把成绩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种，并给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和独创能力的学生加分。此外，我们还制定了新的计分方法，从12个方面对学生加以考核，如诚实程度、协作能力等。我们希望把重点放在学生的行为和习惯上，而不是分数上。
哈丽雅特今天被狗咬了一口，仍在卧床休息。
天气仍然很冷，我们正在考虑今年冬天学生的取暖问题。
11月17日，星期四今天的天气仍然晴朗而寒冷，格里希小姐早上过来看了看，并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她迫切想回南京，并打算下个学期回来。最近两个星期她一直呆在这儿。晚上，她和在汇文中学排练的学生们一起唱圣诞赞歌，白天则倾听中国朋友述说他们的悲惨遭遇。
下午4时30分，由于海伦·丹尼尔斯明天就要回上海了，我去她家与她告别，但她不在家，于是我和她的厨师聊了半天。这位厨师刚从庐州以南的一个村庄回来，他对我讲述了许多发生在那里的惨案，数量之多，足以写成一本书了。他告诉我，有6个日本兵闯进了城南的一个村庄，其中的两个日本兵被杀死了，另外4个逃回去报告了他们的上级，结果，日本军队摧毁了整个村庄，许多人惨遭杀害，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他说，城区附近10～20里之内的村庄全部被夷为平地，以防游击队在此藏身。城东的铁路被游击队炸毁了，而日本人的报复则是摧毁整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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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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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似乎也去了他们的村庄，发现那里有稻草，便让他们把稻草送到城里的日军医院去。
他说，医院里许多得了传染病还没有死的士兵被紧裹在衣服里，放在木柴上（木柴都是从家具或房门上拆下来的），被活活烧死了。尽管我无法相信，但他坚持说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给我们送衣服的老工人苏先生说他已经一无所有了，他的房子被烧了，土匪对他穷追不舍，因为，他们以为他有钱。听他说在合肥，中国人被禁止进出这座城市。
今天来了3个日本人——1名军官和2个士兵，我带他们去看了那些女勤杂工们，并告诉那个军官，其中一些女勤杂工的丈夫被日军杀害了。那个军官说：“我很抱歉。”他说，他曾在神户的圣经学校学习过。
南京城里出现了许多崭新的轿车，都是傀儡政府的车。
11月18日，星期五现在是晚上10时30分，我刚刚在麦卡伦那里（就是麦克林以前住过的地方）开完会，这既是一次教友聚会，也是一次工作会议。凯瑟琳和我是6时30分去的，并在那里吃了晚饭。会后，尽管我们反对，贝茨还是坚持把我们送回家。我不想在没有路灯的黑漆漆的街道上行走，同样，我也不希望贝茨一个人在这样的黑夜回家。
在这里，我们的工作面临着困境：我们既需要更多的工人和更多的资金来开展大有益处的救济工作，但同时我们又需要这些工人去西部地区筹集更多的资金。
报纸上登了一则声明，说长沙已被夷为平地——这便是彻底的“焦土政策”。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迁走的话，那么占领者们的确将得不到任何“工具”或苦力，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公布的数据，通过中央统配局出售的鸦片月销售额已达200万美元，而海洛因的销售额也已达到300万美元，我认为这些数据是真实可靠的。想一想吧，这竟然会发生在一个极端贫穷、缺少工业生产能力的城市里！日本人从中收取一定的税款，但整个分发工作似乎都是由中国人操作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政府监督”的名义下进行的，毒品也被称为有益的药品。
今天从成都来的沃德主教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只呆了一会儿。下星期一我们邀请一些中国朋友吃午饭时，他将会再来，这些中国朋友都有亲戚在成都。
罗小姐已经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现在正在邻里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收拾房间。她将访问附近的百姓，还可能给附近的女孩子们授课。今年，我们为这些孩子们所做的事情太少了。我们现在很少能挨家挨户进行服务了。身体弱小的朴先生和他的妻子在那里照看房子，他们的情况还不错。
安娜把你们10月24日从芝加哥写的信带来了。我真想知道你们是否已收到我托鲁丝带给你们的日记，已经送走6个月了。
11月19日，星期六天气依然晴朗，但已经不很冷了，不用烧火取暖，人们也能受得了。我们从芜湖订购的煤已经运到了下关，但因为没有卡车而无法运过来。里格斯先生曾经帮助过的那家卡车公司现在生意很好，每天的收入约50美元，自然不愿意来为我们运煤了。
今天下午，一些实验班的教师考察了明德学校的工作。那里现在有80名学生，都是姑娘和年轻妇女，她们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她们的工作包括编织长袜和毛巾，做园艺工作，还要自己做饭。她们每月要交3美元的伙食费，每学期的学费是15美元。她们还要做糖和饼干等食品。周明宜（音译）夫人是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她的工作效率很高。
下午1时～3时。我去检查了宿舍和教室里的课余活动——救济工作。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全天监督这些工作。
今晚，有9名高二的女孩子来做游戏，我们在游戏过程中觉得没有必要再吃点心了。
11月20日，星期天星期天早上我呆在家里，因为，很多人喜欢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而且我今天要参加三个礼拜：下午两次，晚上一次。早上，我起草了一份关于纪念学校“创始者节”的报告，也快抄写好了。此外，还有4个报告和数百封信要写，我却没有时间。
今天，飞机频繁出动，进行轰炸，报纸上也全是关于是否应该封锁长江的争论。
中午，我被邀请去王太太家，她人很好，在学校教音乐，她的丈夫在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时被拥挤的人群踩死了，那时，他已经在外交部门工作了30年。王太太现在每周上5节课。
在今天的英文礼拜上，沃德主教发表了讲话，特威纳姆教堂里太黑了，他无法照着发言稿讲话，而且他没有对我们去年冬天的勇敢的行为加以评论。
海尔·莫兰德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已经返回南京。
今天天气阴郁而寒冷，似乎要下雪了。
11月21日，星期一整个上午我都在核算账目，试图写出9月和10月的财务报告。
中午12时30分。我去了美国大使馆，并在那里和沃德主教共进午餐，在座的还有麦克丹尼尔斯和特里默医生。麦克丹尼尔斯是第一位回到南京的外国记者。或许你们还记得，他是去年12月7日乘日本军舰离开南京的。汉口陷落时，他就在那里，他说，由于交战的地方远离市区，所以那里的情况与南京大不相同，但他也承认，武昌的情况或许与南京更相似。沃德主教充满希望地谈起了西方及其不断增长的反对战争的决心。我们都无法理解那些汉奸的行为，要知道，南京大街上崭新的流线型轿车越来越多，而且开车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都是新傀儡政府的人。人们都相信，中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所以，我个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卑劣地充当汉奸？！11月22日，星期二我早上5时15分就起床了，以便和陈希瑞小姐一起去火车站。她要去中华中学和其他几处房产，这些都是属于她哥哥的房产。她哥哥是一位医生，去年突然去世。我们找到了一辆出租车——有些地方已经有车了，车费是3美元，而两年前只要1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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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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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我陪她一道去了，由于我担心她一个人买不到票，所以我陪她一起去买票。所有乘客都在同一个窗口买票。售票处开始卖票前，外边就已经有很多日本人排起了长队，有男人也有女人，而中国人的队伍则更长，其中大部分是男人。陈小姐排在大约第20位。当售票处终于开始卖票时，中国人的队伍仍然静止不动，必须让日本人先买，还有一名日本军官在旁边监督，这名军官不停地把中国人往后推。眼看着中国人根本没有买票的机会，我慢慢走到那个军官面前，微笑地问他会不会说汉语，他说他会一些。我便问他是否能看懂墙上的大幅标语“日中合作”，他说能看懂。我告诉他这种售票方式是无法带来永久和平的，也不能称之为合作。他微笑着承认的确如此。过了一会儿，我觉得他或许有些惭愧，因为，我看到他让日本人的队伍停了下来，允许大约20名中国人买了票，陈小姐几乎是最后一个才买到票。
在车站等车时，我看到大约500名伤兵被运上火车，大部分伤兵可以自己行走，但也有大约3卡车的伤兵是用担架抬上火车的，还有30多个日本女人在安慰他们，其中一些女人还想去抬担架。车站里和公共汽车上的平民越来越多了。
回去时，天气很冷，我打算乘公共汽车回去。我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