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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时30分。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精彩的祈祷式。特威纳姆教堂的牧师就《约翰福音》第4章第28节发表了精彩的演讲，题目是《上帝是一种精神》。大约有50个住在附近的人来听，他们大都很穷，来这儿主要是为了得到米票。高一的学生负责今晚的会议，她们做得不错。她们要做大部分工作，这对她们很有好处。她们正在学着制定工作计划，并加以执行。
3月6日，星期一依然是阴沉的天气。哈丽雅特和福斯特今天早上去上海。我曾试图通过南京的大使馆，确保他们得到回来的通行证，但是没有成功。哈丽雅特将不得不再费周折从上海获得回南京的通行证。
我实在厌倦了工作，从早忙到晚，却无法完成所有的工作。如果，战时训练、勤工俭学计划、洗澡安排、洗衣计划等能一次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么事情就会容易得多。
今天收到了丽明的一封信，说我们期待已久的实验学校教师没有乘坐计划中的那班船来。我对此并不失望，因为，我早就不再指望她来了。
3月7日，星期二瑟斯顿夫人今天抵达上海。我们的女校友们在来信中提到了她在上海逗留期间的一些有趣的计划。
皮克林夫人今天下午来了，她丈夫在美孚石油公司工作。她已经同意为我们这儿最出色的4位姑娘教授钢琴课。现在，很需要会弹奏风琴或钢琴的中国人，也同样需要会修琴或调音的人。
3月8日，星期三晚上很累，还要忙着制定各种计划，这样，以后一切就可以按计划操作了。今天我们开始执行一项新的洗衣计划。格里希小姐今天也来告诉我们，她同意开设一门赞美诗演唱课，在每周三下午3时上课，我们的师生中可以有6人参加。
可靠的权威消息，日本人将拆毁中央大学附近的房屋，因为，他们在这所大学里驻有军队，担心被游击队突然袭击。看来，他们将拆毁房屋，并没收砖瓦、木材，当然，不会给房主们任何补偿。如果日本人想让老百姓痛恨他们的话，这是最有效的办法——虽然他们现在的政策表面上是对中国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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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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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的一位难民今天来拜访我们，她的丈夫在1937年12月16日被杀害了，她说，她现在很绝望，无法养活她的孩子、老公公和她自己。她只有22岁，但是，看上去要老得多。
白梅盛开，紫罗兰也娇艳可人。天依然阴沉沉的。
3月9日，星期四又是一个阴雨天。从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在工作。下午4时45分，我们一些人在布雷迪的新家，听贝茨讲述关于马德拉斯会议的一些事情。他计划做3次系列报告，今天是第一次，题目是《中日关系》。他所说的话概括而言就是：战争形势和两国关系并没有被提到会上讨论，只是笼统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指导原则以及关于鸦片、对基督徒的迫害及其他内容。似乎让中日两国代表团会见并进行讨论并不明智。总体而言，贝茨所描述的形势是黑暗的。现在，有组织的对基督徒的迫害比过去100年中的任何一段时期都要严重；世界上的非基督徒比过去10年中的任何一段时期都要多。
更令人泄气的是，我和麦卡伦一起阅读了《对宗教团体开设的教育机构的建议》。这是教育顾问委员会制定的，并已经呈报立法院审批。这更像是中央政府的规定，几乎不允许进行宗教教育。
3月10日，星期五早晨做完祈祷后，我和杨牧师、陈先生、大王、程夫人一起开了一次会。下面是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在关于宗教教育的规定被通过之前，基督教教育界的代表是否应该和教育咨询委员会及立法院进行非正式接触。我们一致同意这样做。我们还一致认为，在登记及其他要求的问题上应该立场坚定，不能太轻易地过多让步。我们都觉得，至少中国的傀儡政权希望保留基督教学校，而且会站在外国人一边，如果中央政府回来的话，这对他们有好处。我们认为，应该邀请当地的教育局长杨金明（音译）来吃饭，并让他了解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救济工作，这样做会有好处。
再次想到要面对登记的问题我就感到厌烦。如果人们能自由地发展大众所需要的教育，那该多好啊！中午，我和海伦、霍顿一起做了午餐。能呆在一个家庭里真好。直到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家庭，我才意识到我对宿舍生活是多么的厌倦。下午4时～6时，我拼命地工作，以弥补用于访友的时间，感觉非常疲倦。
今晚报纸上报道了日机对宜昌和西安轰炸的新闻。我为忍受苦难的人们感到心痛，是不是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要被摧毁呢？今天才收到吴懋仪的信，信中描述了贵阳市中心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
今天听说瑟斯顿夫人已经到达了上海，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此事。腊梅正在怒放，紫罗兰也开了很多，灌木丛里的鸟儿不停地高声鸣唱着，水仙花很快也要开了。但是，天气依旧很冷，阴雨连绵。
一些数据：实验班录取的学生181人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102人，占55％全费（46美元）79人，占45％寄宿生169人高二学生25人高一学生156人3月11日，星期六今天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对我来说，星期六也是工作日。下午1时～4时，我一直跑个不停，从一幢宿舍楼到另一幢宿舍楼，监督做清洁工作的学生，总共有71名女孩在擦窗户、打扫地板和整理家具等等。1时～3时，我四处巡视，提出建议或教她们该如何做。3时～4时，我给4幢宿舍楼打分，王先生给另一幢宿舍楼打分。这些女孩子的精神非常可嘉，乐于接受批评与建议。助手们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去年训练的3个初一的女孩。
下午5时～6时。我去明德中学喝茶。在此之前，我们中的一些人去南门散步锻炼，他们出城时没有遇到麻烦，当然，他们都有通行证。
晚上在福斯特家吃饭，以便能见到路易斯（Louis）修女，她途经南京将去芜湖，她将在那里和康斯坦斯（Constance）修女一起工作。
3月13日，星期一可怜的老本利今天早上来办公室找我，希望能领10天的工资。他过去是我们的厨师，现在在麦克林家做厨师。我们看他无以谋生，就让他在学校做一些杂活。在1937年的秋天，他向我借了20美元，以便把他的妻子和5个女儿接到九江附近的老家，但不幸的是，他又回到了南京，而没有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随着战事的西移，他听说他祖上的房屋已经被毁了，一个女儿也死了。他的家人们先去了湖南，随后向西又去了贵州。他不知道她们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
今天，詹金家佣人的妻子也来找我，请我替她到美国大使馆说情。她的丈夫为多位使馆官员做了9年的苦力。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和另外两个佣人决定留在詹金家，照管詹金的东西。他们认为自己很安全，因为，这所房子受美国国旗和特别通告的保护，同时，他们自己也有特别的袖标。1937年12月14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的第2天，管事的佣人让这位苦力和一位花匠去大使馆查看情况，他们去了，并呆了一晚上。第二天8时左右，他们决定回詹金家，因为，他们觉得应该回到他们的主人那儿。由于有袖标，他们觉得应该是安全的。
但是，他们刚进入詹金家的大门就被打死了。后来，那个管事的佣人把他们的尸体拉进去藏了起来。当天晚些时候，这个佣人的岳父（他也躲在詹金家避难）也被杀了，他的岳母被刺刀刺伤，管事的佣人也被杀了。我曾见过这个佣人，是在12月11日，那天我坐大使馆的车去詹金家。今天来找我的这位瘦小的女人靠为别人洗衣、缝补养活她的母亲和两个小男孩，她说，她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尽管那样每天可以挣到40美分，而现在她只能挣到大约20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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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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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班的教师刘先生早上在每周会议上发表了精彩的讲话。他讲话的主题是教育中的半工半读问题。我希望我们所有181名学生都能这样做，而不仅仅是102位无法缴纳学费的学生。
3月14日，星期二依旧是晴朗而寒冷的天气。这些天我都做了些什么呢？每天早上我都决心做完一些事情，虽然我忙个不停，写一些非写不可的信，大量的会见，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这些都要占用时间，但每天晚上我都发现这一天一无所获。中午我在福斯特家吃午饭，莫兰德夫妇也在，还有小朱莉娅（Julia）。
3时30分，我去日本大使馆，看看能否帮助我昨天提到的那位刘姓妇女做些什么。使馆人员说，如果我能向他们提供详细材料，他们将尽其所能帮助解决这件事。为这件事，我认为至少值得试一下。
今天晚上，我和程夫人、刘小姐就妇女家庭手工学校的未来进行了商讨。我们决定立刻在南京订购两台织布机，在上海订购5台织袜机。对于那些希望从事织毛巾的妇女，我们将给她们最大限额为40美元的贷款；对于那些希望开小店的妇女，我们将给她们最大限额为10美元的贷款。我们还希望组成一个“互助协会”，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组织。
3月15日，星期三上午我在整理账目，幸运的是只花了一小时就做平了。然后，我将账目上的金额同我手头的现金进行了核对，明天我将复制一份账单寄给成都。
今天，姓刘的妇女又来了，我花了一小时记录了她的经历，等我有空时，我将把这份材料写在我的日记中。4时30分，我和程夫人一起去唐汉志（音译）的房子，房子里空空如也，附近也没有一个人。冰箱和炉子放在院子里，似乎已经扔在那里好几个月了。市政府以40美元的租金出租这所房子，如果房主回来并登记的话，那么市政府仍可得到租金的一半。
很多傀儡政权的官员坐人力车或轿车从宁海路通过，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
两位年轻的中国妇女今天来我们学校，她们是一家中国通讯社的记者。我带她们参观了家庭手工学校的教学工作。当她们离开时，尽管我并没有提出任何非议，她们还是就她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向我表示道歉。
3月16日，星期四平衡了1月份的账目，并寄到成都去了。现在正忙于2月份的账目，因为，涉及到我们第二个学期的收费，所以这个月的账目既多又复杂。大概在下午5时，哈丽雅特从上海回来了，还请来了袁其蓁教体育。自从王小姐走后，这是第一位实验班的全职教师。9个月来，我一直在找一位女老师。她的体育教学工作开始后，我们将尽力让她再负责一些宿舍工作，这样，我就不会经常筋疲力尽了。
4时45分后，一些人在布雷迪家听贝茨的第二场报告，这次，他逐一讲述了一些分支机构的卓越表现。真希望等马德拉斯会议的报告印好后，我能有时间阅读。
3月17日，星期五上午用于撰写家庭手工学校的财务报告，感谢上帝，收支保持了平衡。现在一定要拟一份名单，列出曾向我们赠送礼物者的名字，并必须向他们每人寄一份报告和感谢信。
祈祷后，我们5个人——行政委员会的成员、杨牧师和王先生开了一次会，讨论如何填写一份问卷。中国人不反对填写这份问卷。
大学医院的福音传道者潘牧师还在监狱里。他是在3月前的一天下午6时～7时之间，去下关赶火车时被捕的，据说原因是从事反日活动。
机密今天，我发现我们一位职员的亲戚来找这位职员，而这个亲戚是个“嫌疑犯”，如果他被发现我当时的恐惧可想而知。我们立刻让他离开此地，并且规定必须先征得行政委员会的同意他才能住校。
教会教育咨询委员会今天开会，讨论对登记、游行、填写问卷等问题的态度。最后决定，我们可以做最后一件事，即填写问卷。
3月19日，星期天今天是个晴天。除非是沐浴在阳光里，人们还是感觉很冷。然而春天已经到了。昨天，初二和高一的学生回家过她们每月一次的假期。很多人报告说，她们被拦下来搜查，还有一个女孩说她的教科书受到检查。
做完下午的礼拜后，我和东京来的牧师简短地谈了一会儿，他是负责在中国这个地区进行联络的牧师。他说，他本打算去怀远，那里的教会与日本人之间出现了矛盾，但是，他在南京太忙了，一直无法动身。他说，宪兵对大学医院和金陵学院有些误解，他没有明确地说金陵学院是指的女子学院还是男子学院。然后，他又对我谈到了他对潘牧师的不满。关于“金陵学院”，他提到有人向宪兵报告说，有一位教师站在食堂里，禁止学生带进任何日本食品，我觉得这不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