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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们在校园的大草坪上聚会，我累得筋疲力尽，不想再思考任何问题。心情也很不好。
*第五部分
我早晨5时即起床，并理好行装。6时30分，我与瑟斯顿夫人一起吃了早饭，7时动身去下关火车站。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学校送信的魏带着行李乘一辆车，哈丽雅特、李先生和我乘另一辆车。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只是李先生和魏被迫下车脱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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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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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星期三我早晨5时即起床，并理好行装。6时30分，我与瑟斯顿夫人一起吃了早饭，7时动身去下关火车站。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学校送信的魏带着行李乘一辆车，哈丽雅特、李先生和我乘另一辆车。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只是李先生和魏被迫下车脱帽致敬。我们没费事就买到了三等车票。很高兴我买的是三等票，因为，我们的票是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几个座位，这比坐二等车厢凉爽多了。米尔斯夫妇坐的就是二等车厢。
我们于下午2时30分安全抵达上海，等了约一个半小时才拿到通过检查的行李。我们乘出租车到了潘亭（Petain）大街7号。一路上并不太累。中国乘客也不像一年前那样，在火车上以及售票处备受欺辱。除了三等票之外，现在还有一二等车票出售，这样三等车厢就不那么拥挤不堪了。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我们看到庄稼长势茂盛，稻田里一片绿油油的。我们目之所及，农田似乎都没有撂荒——农民确实是属于土地的，他们不管国家的政局如何变幻。沿线各车站周围有许多工事，让人感到侵略者是准备在此长期盘踞下去，绝不会轻易撤走的。
7月6日，星期四～7日，星期五这两天我尽忙于琐事，不过，也很高兴和一些朋友聚了聚。
到上海后，我立即设法办理去青岛的上岸许可证，据说这个证件是非有不可的。我到日本领事馆去了三趟，最后又等了两小时，才总算把这个证件办妥。在办证件过程中，我催请一位年轻的日本人是否可以办快一点，不然我就赶不上一次重要的会面了，而他却说：“军务不得草率。”真希望路上需要的全部证件已一应俱全——美国护照、上岸许可证、霍乱疫苗接种证明。倒霉得很，我弄丢了伤寒防疫证明和天花防疫证明，这些证明本可以省去我不少麻烦。我以后再不会这样粗心了。
昨天下午，我们学校的35位校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上海办事处和我聚会，今天下午，又来了1939年毕业的9位学生。我已事先写了信，所以她们知道我来。
7月7日，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两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但是，仍能看到新增了一些措施，以防止突发事件。一车车的警察在大街上来回穿梭，到处都可见新增的小股警察在小巷里来回巡逻。
星期四晚上，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中餐宴会，由丽明夫妇和安娜小姐请客。除我之外，来的客人还有保罗夫妇、马克斯一家、米尔斯夫妇和古尔特夫人，亲爱的黄老太太也来了。
7月8日，星期六～9日，星期天上午9时。我们乘出租车去了码头。我们所乘的船是英国巴特菲尔德斯怀尔（ButterfieldSwire）航运公司的“森金号”。现在反英情绪高涨，如果我们不能在青岛顺利上岸，也丝毫不会让我感到意外。
旅程舒畅、平静和安适。我和维克·莫西诺西的船舱很舒适，我们懒洋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呼呼大睡。美国军舰“吕宋号”上的杰拉尔德（Gerald）舰长及夫人也在船上，他们非常友好。
今天（星期天）下午2时左右，我们上岸了。因为乘的是英国船，所以我们通过海关时颇费周折，不过还不算太糟糕。下午5时，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了目的地，总算又安然过了一关。
如果再能这样平安地回到南京，我就更心满意足，感谢上帝保佑了。青岛还是那么可爱，只是不太凉爽。
7月10日，星期一休假的第一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累得浑身酸软。今天的气氛有些紧张，城里发生了好几起反英抗议活动。一群中国年轻人朝英国商店、银行和办事机构扔石块，到处可见砸得粉碎的玻璃。一些中国的裁缝师傅和农民告诉我们，他们被迫将店里和家中的小伙子送去参加这些抗议活动，而带头的是身穿中式服装的日本年轻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堂而皇之地宣传：“中国群众举行暴力活动反抗外国人，一心要把他们赶出中国，维护东亚的新秩序。”在这里，即汇泉湾的住户已全部断水，不过很快就要向美国和德国的住户重新供水了，但英国的住户没有指望。
7月11日，星期二～8月13日，星期天如果假期里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话，那我的毅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也太乏味了。
五周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觉，夜里9小时，下午两小时。
每天我最多到海滩上去一次，不过月圆的那一周，我每天都约上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游泳，真痛快！只有在此时，我才能忘却中国那些正束手无策遭受日机轰炸的城市。由于日光，我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整整四周时间，青岛炎热而干燥。不过青岛的居民都说，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炎热和干燥，对青岛来说是家常便饭了。实在太热了，不适宜长途旅行或骑车。
在青岛的几星期，我数次与山东内地来的传教士交谈。他们大多数人都告诉我两个情况：一是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有所增加；二是教会主办了一些宗教教育项目。在山东潍县，传教士们正着手一项大规模的培训计划，为当地的教会培训尚未信教的年轻工作人员，而以前这项工作是由官方注册批准的教会中学负责的。星期天上午，传教士们在各乡村的星期天学校集中了约1200名儿童，由正在接受培训的青年教这些孩子。另外，传教士们还面向农村的男女教徒开办了一些机构。为了满足农民教徒的需要，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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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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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教徒是不畏艰险的，他们照样穿梭往来于各村之间，自发地用中国乡土小曲简单的调子唱赞美诗和诵读圣经经文。他们乐此不疲，唱得津津有味。
我在青岛期间，许多加拿大传教士从开封来到青岛，这些人是为反英运动所迫而离开他们的岗位的。最初，他们决定坚守岗位，即使他们的佣人被迫离开，他们也要坚持下去，自己做饭、买菜、购物。但是，不久，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留下来会殃及中国教徒，而且，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与他们有牵连都会遭殃——卖食品给他们的商人，水果、蔬菜贩子等无不如此。他们离开开封之前，最后一次吁请傀儡政府中的一些中国官员允许他们留下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爱莫能助，因为，是上级命令驱逐他们的。一位直爽的官员说：“你们能自由离开这里就已经是身在天堂了，而我们是在地狱！只能待在这里受罪，没有一点盼头。”这些加拿大传教士走后，教堂和传教士的住宅被关停或封闭了。我们希望它们被封闭，这总比遭到洗劫要好。程牧师是他们那里一位极好的中国牧师，他住进一所美国人的房子。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当秘书，每当星期天，他就和为数很少的教徒在青年会聚会。
从青岛回上海的路上，我与一位山西国际传教理事会的传教士长谈，他也是位英国人。他们那里一共有70人，他感到大多数人在山西也迟早会待不下去的。他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一天晚上，那些传教士的房屋被一群中国人拆毁的情形，并说，那些拆房子的中国人看上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
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糟，日军中的宣传官员正在煽动一种赤裸裸的反英情绪。
我在青岛借居的那户人家里还住着莫德·波尔斯（MaudePowles），一位现居日本友人的妹妹，还有从日本来的另外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是传教士。了解他们的观点是有好处的，但我们在一些时，尽量谈论我们共同的观点。莫德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她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熊本，坚持开办一个“慈善区”。她对中国满怀挚爱，她能把许多道理解释给中国人听。她不畏强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反对战争、反对社会上各种罪恶的立场。不过，她好像不了解中国时局的真相，我想，这是因为她通过邮购来得到有关信息的缘故。
我们的房东沃尔特·奥利弗斯（Walter。D。Olivers）夫妇，于8月1日又回他们在掖县的机构去了。他们觉得必须始终有外国人坚守在机构里。真不忍心看到他们冒着酷暑回去，连个伙伴也没有。虽然他们是美国人，但谁又知道他们在山东到底还能待多久？8月12日，星期六～13日，星期天8月12日，我乘船从青岛出发，13日回到上海。上海很热，但可能还比不上青岛。
8月16日，星期三下午2时去海关码头接鲁丝·切斯特，她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来的。4位学生，确切地说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4位校友，从码头乘小船去接鲁丝，这4位校友弄到了通行证，而我们其余的人只能在码头止步。鲁丝上了岸，随身行李通过了海关检查，然后，我们立刻乘出租车去了照相馆。那家照相馆拍护照上用的照片，立等可取。鲁丝照了像，我们又乘出租车去日本领事馆。当我们到达时正赶在领事馆关门之前。几个星期前，鲁丝在申请来南京的护照时，就已经把照片寄给了美国领事馆，但是，照片转交到日本领事馆后就被弄丢了。
8月17日，星期四下午5时，我去了潘亭大街7号，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吴贻芳博士，这是我21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她。她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疲倦。很高兴见到和吴博士一起从香港来的纽夫人。相见后，黄丽明、吴博士与我们聚餐，然后，我们这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仁倾心交谈，谈得多欢畅啊！我们先谈了学校的事务，又谈了学校未来的发展。
下午6时，八十多位校友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简单地吃了晚饭。多好的一次聚会！我们见到了一些已毕业的学生，她们是从非占领区来的，一路上历经种种艰险——飞机日夜轰炸，居民辗转逃难。黄孟姒（1922）从外地来了，她和丈夫以及3个孩子一度随武汉大学撤到四川夹江距乐山10公里。，在那里夫妻俩都病倒了。来聚会的还有其他人，如黄友黻（1922）和任倬（1919），我已有好多年没见到她们了。吴博士作了精彩的发言，其他人向大家表示热情的问候。这真是畅叙友情、欢聚一堂的时刻，我们甚至忘却了残酷的现实。
8月18日，星期五下午7时，吴博士在太阳宾馆设宴款待了一些朋友——黄丽明、鲁丝·切斯特、缪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缪镇藩博士。、欧内斯特·杨（ErnestYang）校长、圣约翰大学的孙主任和我。设宴实际上是为了讨论体育专业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涉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有关问题。
8月19日，星期六今天，我和鲁丝回南京。凌晨4时30分我即起床，5时吃了早饭，5时30分动身去车站。我已去过美国领事馆办理了星期五上午离开上海的许可证。火车里很热。现在每天有两趟火车去南京，还有“红帽子”帮助拿行李。在南京车站，因为我们的有关证件已过期，我、米里亚姆和她的母亲不得不接种了霍乱疫苗。针头根本没有消毒，我毫不掩饰地说，我们讨厌这种做法，但是，我再争辩也是白费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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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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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瑟斯顿夫人举办茶会欢迎鲁丝的到来。现在，鲁丝的许多老朋友在南京。
8月20日，星期天～25日，星期五瑟斯顿夫人忙于财务工作。鲁丝忙着整理图书，清理书桌和书架。我忙着开秋季校务会议，还要写信聘请教师。王先生觉得南京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他担心外国人可能必须撤离南京。
哈丽雅特乘火车从青岛平安地回来了。程夫人正设法弄些秋天必须储备的东西，特别是煤。
仅厨房用煤就得花40美元，而且还限量供应。她买到了6吨无烟煤，今年冬天办公室里能生火取暖了。
8月26日，星期六今天我又要去上海，早晨7时离开下关，12时30分到达上海。沿线各车站周围在建防护墙，墙上有射击孔，“碉堡”好像也越来越多。天气非常热，像是要把人烤焦似的。现在，南京可以在日本人办的旅行社买到车票。我在一个车站看到了几个伤兵。上海站里放着一些脸盆，里面盛着消毒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