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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救济委员会现在已被勒令彻底停止筹集大米救济贫民，借口是该委员会的主席贝茨先生利用筹集大米之机搜集反日情报。贝茨最近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揭露贩运鸦片和海洛因的问题。
昨天，米里亚姆·纳尔来与我商量，怎样才能帮助她们的一位女教师保住房产。这位年轻教师和她的母亲，前一段时间必须向市政府交房租才能住在自己家里，现在她们干脆被撵了出来，腾出房子来让汉奸住。那些汉奸现在终于同意让她们母女搬到车库里住，但是，正房还是必须交给汉奸。
今天下午，普赖西斯博士为他夫人举办茶会，庆祝她来华工作51周年。普赖西斯夫人曾主持过全市牧师的祈祷会。她虽已73岁高龄，但仍然精力充沛、热情开朗。又回到这儿工作，这对夫妇多高兴啊！晚上去盖尔家吃饭，席间约翰逊先生谈到了江西传教工作的近况。他估计，最近，日军在湖南和江西的军事行动中，分别有28万～3万名和12万～15万名日军丧生。南昌有4名卫理公会传教士，但实际上他们已被软禁在家中，没有特别通行证连院子也出不去。
12月5日，星期二为了了解住校生的情况，我和骆佩芬小姐每次约两名学生来和我们一起吃中饭。现在，一栋宿舍楼里的学生已全部认识了，我们又开始约另一栋宿舍楼的学生。昨天中午来的是高二的两名学生，今天中午又来了两名。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了解了那栋宿舍楼里的所有76名学生。每个学生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昨天来的两位是伍爱德和王美月，她们的经历大致如下：1937年战争开始时，爱德是实验学校初二的学生。可能是在8月南京开始遭到日机轰炸时，她随母亲去了合肥，住在一个教堂的大院子里。1938年5月合肥陷落前不久，她们母女住进教会医院避难所，当时在那里保护她们的惟一的外国侨民就是伯奇先生。有一点爱德从未告诉过我，我是听别人说的，爱德在1938年秋经过合肥的一座城门返回南京时，把守城门的日本兵搜查所有获准离城的人，逼她脱光了衣服。我们谈话时，爱德告诉我她想当医生，但是，她的家长是个穷裁缝，对她来说，那段医学求学的道路太漫长、太漫长了。她数学和其他理科课程都属中等，音乐倒不错，我想她最好专攻音乐。
王美月是昨天来吃饭的另一位学生。在逃难时，她和家人躲进了一个小山村，躲过了兵匪的祸害，这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今天来的是吴静华和朱为娟，她们都是常州人。她们两家都是在中国军队从苏、锡、常溃退前向西部逃难的，最后栖身于江北的一个小山村，离六合县不远。1938年初春，她们化装后，随家人来到南京。到南京后，朱为捐听说有一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后来又听说我们开办实验学校，就来上学了。两个学生都想为农村孩子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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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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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星期五天气还是那么暖和、晴朗，好极了！我不由地想起两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天气。两年前的今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始接收难民，保护了二三百名妇女和儿童。那时候，中国军队尚未溃退。两年前的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轰击城墙的恐怖炮声，次日，中国军队在光华门抗击日军。
今天晚饭非常简单，是煮菜饭。晚上7时，我和7名中国女教师开始筹划圣诞节的活动。我们进行了分工，大致安排了圣诞节那一周的活动。这个碰头会开得令人非常满意，大家精诚合作，没有人推诿扯皮。
下午4时～6时。我们举办茶会欢迎莉莲·阿博特（LillieAbbott）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门教学点工作，她是位自愿者。如果有更多像她这么能干的人提供帮助，那么，我们好几个人就能腾出时间来干其他非常重要的工作了。
今天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邮件，其中一封信是玉珍寄来的，信中说她身体欠佳，不能来中国了。
是害怕了吧？必须设法使现有的教职员工齐心协力，这样，如果我回美国休假，他们也能把工作进行下去。玉珍如果真是害怕，那当然还是不回来为好。
今天，空中飞机活动频繁，有36架轰炸机列队从学校上空飞过。目的何在？是去增援某个城乡的驻军，还是仅仅为飞行训练？刚吃完晚饭，一位朋友带着模范女子中学的校长顾问笠井先生来了。来意好像只是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我们很难沟通，他汉语、英语都不会，而我又不懂日语。
昨天，我读了贝茨揭露鸦片的社会危害性的文章。今天，我想我和程夫人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鸦片对南京的妇女和儿童造成的危害（贝茨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但是，让日本人大丢其脸可能不够策略）。
两天前，安村先生和他的一位同事来找我。他们来南京是为了建立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让我给他们推荐一处办公用房。我让李先生带他们去了黄医生开的医院，该医院最近被日本人强行接管了，专门收治患病的娼妓。如果他去那里，就会对中国人的财产被没收的情况有个大概了解了。他是否能把这块地方争取到手，尚不得而知。
（因为我觉得，我不管在哪儿多认识一个日本人，就多了一条渠道为中国的利益仗义申辩，所以，我想去筹建中的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义务讲授英文《圣经》。我就这个想法征询杨牧师和大王的意见，他俩都说这么做会被人误解的。）昨晚，我和哈丽雅特在瑟斯顿夫人处吃饭，饭后，我们看了鲁丝和伊娃从成都来的信。
这些天我本该抓紧时间写几封重要的信，实际情况是，为了使学校工作能正常运行，我整天都在当调解人，做解释工作。
12月10日，星期天今天仍然阳光明媚，但有点冷，这让我不由地想起两年前的今天也是这种天气。
今天是在瑟斯顿夫人处吃的早饭，还有两位客人是鲍比·贝茨和布兰奇·邬。鲍比是在瑟斯顿夫人处过夜的，他和另外几个人昨夜在此观星象。聚在一起吃早饭很愉快，餐桌就在起居室的壁炉前。
上午10时30分的礼拜由约翰·马吉布道。中午，程夫人、布兰奇、骆小姐和我以及邻里学校的那位教师一起吃饭。本希望王邦契夫妇也来，但王太太显然是不好意思过来。
下午，做了各教派联合礼拜，参加的人非常多，还来了4个日本人，我想都是基督徒。普赖西斯博士布道的主题是《圣经》，因为，今天正巧是《圣经》为大家规定的安息日。去那里之前，我到学校教堂看了一下。教职员工们正在教堂里储粮，这一袋袋大米都是国际救济委员会以每担208美元的价格买来的。我敢肯定，今冬南京会发生抢米事件，因为，穷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早在初秋，南京的报纸上就煞有其事地说，市政府准备在10月10日将5个粮仓开仓放粮，但直到今天，一个粮仓也没有打开。真希望穷人能离开这里去“自由的”非占领区。在那里，当局如能开办一些作坊，对穷人来说真是莫大的福分。我常常在想，如果不必管理学校事务，我是否能为穷人做更多的事情。程夫人今天说，油价现在已涨到了每担七八十美元了，而战前才16美元。老百姓总不能不吃油吧。猪油价格也同样飞涨。这么多人亟须救济，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帮助真正穷困潦倒的人，这真是棘手。有很多人日子其实还过得下去，但他们仍不放过任何得到救济的机会。
这些天还得考虑休假的问题。我到底能不能休假？昨天中午，凯瑟琳准备了一顿墨西哥风味的午宴，档次较高。招待的客人是美国海军军官格拉斯福德上将、奥布莱恩（O'Brien）少校、克莱顿（Grighton）中校（英国军官）、约翰·亚历山大先生（英国领事）、豪·帕克斯顿、贝茨夫妇和英国巴特菲尔德斯怀尔航运公司的金洛克（Kinloch）夫妇，这些客人的一些亲属也应邀赴宴。这么寥寥几笔，根本不足以描绘出这次宴会的盛况。这次宴会的菜肴很精美，客人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12月11日，星期一今晚不时有歌声飘到耳边。从下午4时这栋宿舍楼的学生回来后，就一直在唱圣诞颂歌和赞美诗。现在已近9时，要熄灯了，可她们还在唱。今年的这批学生都是那么快乐，不过基本上没有调皮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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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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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我和美孚石油公司的要人蒋先生面谈他租用我们一间男教工宿舍的事。租金定得很便宜，但是，小维修由他负责，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整洁而有教养。
今天过得很不轻松，共有4个人来访，其中有3个人是找我谈事情的。今天晚上，我真是累得疲惫不堪，真不知这星期怎么熬到头。原计划上午第一件事是给吴博士和吕蓓卡合写一封信，但一天下来，连信纸都没碰。
上午召集校务管理委员会开会，讨论校园东南角外边那块地的问题。多年来，那块地我们一直可望而不可及，看来现在只要付点钱就能把它圈进来了。
12月12日，星期二很高兴今天和蒋先生谈妥了，他将租用一间教工宿舍，是在与主校园隔街相望的院子里。这样的宿舍我们共有4间，但是，1937年以来，我们一间也没能租出去。因为，南京的房主大都希望房子有人住，有人住就能避免许多是非，这样能防止瘾君子偷家具，所以，不收房租也愿意。蒋先生显然比较有教养，肯定会帮房主看好房子的。
今天给吴博士寄了封航空邮件。信件没准什么时候就要被审查或是弄丢，所以权衡之下，我不想寄平信。
下午4时30分。我们一行8人（阵容异常强大）骑着车出去兜风。我们每周都要出去一次。我们出了校园向西，沿着城墙骑到城北。然后又向南骑回来。回来时我们路过了古林寺。我们没碰上宪兵，也就不用出示通行证了。晚上7时，我们去大使馆吃墨西哥风味的晚餐，饭后又爆了玉米花。晚上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猜字谜，威尔逊赢了。
威尔逊和我都不禁想起了两年前的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想起了溃退的中国士兵，他们真可怜！12月13日，星期三无数的往事历历在目，无法抹去。今天上午在图书馆，看门的陈师傅来问我还记不记得两年前的今天他差点丢了性命。当时的情景让我久久无法忘记，因为，我虽然救下了老陈，但是，没能机智地救下向我求救的里奇夫人的儿子。
今天，我在忙着准备明天下午教务会议上的讲话稿。
天气仍然晴好、温暖。下午4时15分，希尔达·安德森坐着大使馆的车来接哈丽雅特、斯图尔德夫人和我，去参加米德夫人家举办的茶会。
6时，我去看望米里亚姆和她母亲。现在煤奇贵，她们家今年没生火。
晚上7时，我在阿博特家吃晚饭，并在那里住了一夜。天黑了，我不敢冒险独自回来。
12月14日，星期四我上午8时30分回来，8时45分给学生们上课，讲英文《圣经》。我很高兴和学生们在一起。上午余下的时间和下午的好几个小时，我在准备下午4时15分对教师们的讲话，题目是《谈丹麦的教会学校》。晚上，凯瑟琳、瑟斯顿夫人和我一起吃饭。哈丽雅特今天病了。
还没听说昨天城里举行了什么庆祝活动。占领南京应该说是日本的国耻才更恰当。攻陷南京，实施大屠杀是日本人道义上的失败，他们怎么能庆祝自己的失败呢？12月17日，星期天两年前的今天是南京陷落后最黑暗的一天。上午8时30分，我和瑟斯顿夫人以及客人莉莲·阿博特一起吃早饭。饭后，我们先读了虔诚的奥尔德姆（Oldham）两年前的今天写的日记，然后，我又念了我1937年12月16日～17日的日记。那些日子仿佛就在眼前。
上午10时30分。我在南画室学生教堂做礼拜，布道的是在南京卫理公会教堂实习的沈牧师。
他谈的主题是：原谅敌人，爱他们，并争取做得更好。他的布道很好。
中午，我在南山宿舍吃饭。下午4时，我去参加各教派联合礼拜。特威纳姆教堂的大厅里座无虚席。除美、英人士外，还有中国人和日本人。
下午6时。我和伯奇夫妇、大王、王邦契在实验学校吃晚餐。晚上8时15分，我和两位牧师及实验班的信教学生见面。我们让她们自己决定要不要成立什么组织，我们只要求她们每周进行一次祈祷会，同时，请她们协助校方把圣诞节办得让不信教的学生也感到有趣。
每天看报时，我们都在猜测欧洲的真实状况。我们得知的是真相吗？似乎有许多人丧生，但是，真相对公众秘而不宣。
12月19日，星期二天气依然晴好、温暖，这是穷人最大的福气，真希望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