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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他的话，我有些发呆，其实我心中早已隐隐估计到事故的原因，生产到了那个阶段，正在制备氢气，用来还原上一步的产物。氢气是易燃易爆的东西，不知到底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刚好设备又不是标准设备，并不符合这种生产的要求，便让氢气在空气中达到了爆炸极限，一有火源，就炸了。如果房屋是标准厂房，也会好一些，顶多设备旁边的人受影响，不至于整个房屋完全垮掉，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那么，我早点去，会不会好一点？我一定会目不转睛地盯牢他们，确保气体缓慢地产生，再安全地排除，确保气体在空气中的浓度不至于达到爆炸的极限，我会小心翼翼地不断四处巡查，确保没有任何有可能引起爆炸的源头。可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却在接妈妈的电话，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郭妮，小山，你们都还没有满二十岁呢，生命就这样嘎然而止实在是太惨了。可是，难道这一切都应该怪我吗，一开始我就提醒了袁立文 、柯木森和尹老师，有谁听我的？难道我还能像那些阻止拆迁的钉子户一样，趴在设备上，撒泼使性地不让他们生产吗？我白天黑夜地不断想着这些问题，有时我觉得都应该怪自己，如果不是我，他们就不会死，于是我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埋在那下面，和他们一起走，我有种强烈的罪恶感，他们都不在了，我还有什么资格活着，我甚至有种想从楼上跳下去的冲动。有时我又不停地说服自己，那不是我的错，我阻止过，试图说服过他们，可是没有人听我的，而且，正如袁立文说的，事故的发生，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如果能准确重复事故的发生过程，分清责任的轻重，学校的代表、检察院、地方政府、厂家也不会在那里纠缠不休了。
强烈的罪恶感令我濒临崩溃，白天我还有清醒的意识去说服和安慰自己，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血肉模糊的脸庞和支离破碎的身体。我一遍遍告诉自己，这个可怕的灾难是早已注定的，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他们的死亡不应该我全怪我。我竭力使自己心平气和，行为如常，看起来和没出事前一样。可是一到了夜晚，我的自我便开始分裂成两个，无休止地争论着我到底应该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应该随着那些死者灵魂离去。活着多么痛苦啊！你一辈子都要忍受良心的折磨，你一辈子都无法解脱，何必要这么苦自己呢？它们不断用最温柔最动听的声音在我耳边低语，告诉我只需往楼下一跳，我就会再见到那些熟悉的人和面孔，一切就会过去，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黑夜逐渐消减着我的意志和意识，当那些不断咬噬着我的灵魂的罪恶感越积越多，最终溢出了的时候，也许某一个夜晚，我就会跟随他们的脚步远走高飞。毕竟，逃避一切是我一贯选择去解决问题的方式，特别在如此恐怖，常人几辈子可能都不会经历的灾难发生以后。我并不知道夜晚我内心会冲突成这个样子，林礼钧却在我否认所发生的一切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常常觉得，他总在我的侧面和身后担忧地看着我。我变得十分敏感，心底总会没来由地升起一股凉气，然后便觉得不知所措。
第二天，他将我抱在怀里，“我们结婚吧，好宝贝儿。”我茫然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他温存地看着我，“你需要照顾，那天他们问我是你什么人，我说是你的未婚夫，他们才让我一直在这里陪着你。我已经给你父母打过电话了，他们说我们可以自己决定一切，无论如何他们都会为我们祝福。”早上妈妈打过电话给我，她只是简单地说知道林礼钧在这儿，她和爸爸一直都很担心我，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可怜的妈妈不断重复着叫我好好照顾自己，一遍遍地叮嘱我爱护身体，她在电话里又一次泣不成声，在电话的最后，爸爸对我说了一句话，“对不起，阿眉，爸爸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我的眼泪立刻又不争气地涌出眼眶，我告诉他们真的没关系，我过去，现在，将来都永远爱他们。那时我并不知道林礼钧已经告诉他们这一切。他说我目前的心理状况十分令人担忧，是典型的突发事件后心理障碍，我完全被可怕的事故击垮了。不能接受现实，总是试图逃避一切，这种心理状况根本无法重新开始生活，我需要心理干预，不然我的精神彻底崩溃后，有可能发生极其可怕的后果，因为我每个深夜跪在地上哭泣的时候，都会表达出想要和死者一起离开的愿望。他告诉了爸爸和妈妈，我竟然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深夜里的所有异常表现，爸爸和妈妈听了以后惊讶得竟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觉得我白天和常人并没有任何区别，而林礼钧认为那才是最令人担忧和恐惧的。最后他请求他俩同意我们结婚，说他想照顾我，直到我完全好起来。
我们在M县住了两个多月，一切终于结束了。学校总共死了两个人，他们死了四个，直到最后确切原因也没能搞清楚，因为在场的人全都死了。不过有一点大家都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这一方乃是次要责任，没有坚持原则，监管不力，技术指导存在失误和不细致。但他们那一方则应该负主要责任，厂房和设备都不标准，缺乏安全保障，生产时肯定也没有按照规定操作。检察院各打了五十大板，我们是学校，来自经济更为发达的C市，是国营单位而且资金雄厚；而他们是民营，本来M县经济就落后，屋漏还偏逢连夜雨。可以这么说，他们根本还没开张，就已经破产了，现在不过是要赔偿那些死去的人罢了。柯木森永远不可能再重新开始了，而且还成了村子里的罪人，可怜的人啊。由于这些原因，判决赔偿的一百多万，我们倒要负担百分之六十，这百分之六十中间，学校负担百分之六十，课题组要承担百分之四十。袁立文一定要自己承担所有欠款，说他才是主要责任人，而且是课题组长，但是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铁青的脸，还有他那可怕的老婆唠叨的嘴，便一定要为他承担四成。这样，我刚刚参加工作一年，钱没赚着，莫名其妙地倒欠了学校十几万元的债。我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尚的情怀，我也觉得自己这么年轻，就负债累累，并不是件令人愉悦的事，只是我觉得自己决不能落井下石，袁立文能够保存家庭的完整，当然是他目前能够达到的最好状况，如果有可能，我甚至愿意为他多承担一点。毕竟，我有个和他老婆有着天壤之别的未婚夫，绝不会为了这事没玩没了地指责我。我可能是善良得有点傻，但林礼钧不是说过，那正是他喜欢的吗。袁立文十分感激我，在全世界都抛弃了他的时候，我和林礼钧却用力拉了他一把。
回到学校后，对我们的处罚全部公布出来，袁立文不再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取消三年指导硕士研究生的资格，正在和将要上的课停一年，换其他老师授课。袁立文的前途受到了雪崩般的影响，学院的副院长已经连任两届，院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职位只可能是他的，而且以他的资历，人际关系课科研成果，甚至有可能直接担任院长，现在他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性了。我则停上一年课，取消三年晋升职称的资格。明年我的文章数量一够，本来可以正常晋升副教授，现在比同届的博士生都要晚至少两年了。用时髦的话来说，又输在起跑线上。难怪杨可甚至看都不来看我一眼，以他学校里那些长辈们的丰富经验，他早已知道我不仅在事业上遭受重创，经济上也将会有沉重的负担。我犹如股市里跌停的那只股票，谁持有谁就会倒霉，他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将我赶紧抛出。我更没想到，这么一个变故就能让他原形毕露。矛盾中，我有时甚至会庆幸有这次灾难，能够让我从婚约中解脱出来，但立刻我又会谴责自己，我自己的一己之私，与那些不幸逝去的生命相比，实在是太渺小和微不足道了。
回到学校后，林礼钧每晚都守着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深夜里的所有的异常表现。他紧紧抱住我，“宝贝儿，你要面对现实，你不能总是逃避这一切。要知道，你活了下来，是老天对你和我的厚爱。如果你辜负了老天的这番好意，会受到惩罚的。你很痛苦，也很后悔，恨不能一切能够重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我全都能理解。不过，时间不能倒转，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你确实是接了那个电话，晚去了几分钟，这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不过，你要想想，就算你准时去了，难道就能保证不爆炸，生产正常进行吗？而且就算你们在的时候，一切正常，能保证你们走了以后，一切都正常吗？梅眉，你在这样消沉颓废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精神彻底崩溃。我不能日日夜夜守着你，如果有一天你终于干了傻事，所有人都会瞧不起你，因为你那样做，一切并不会改变，他们也不会活过来。勇敢地活下去，永远比死去更要艰难得多。懦夫才会告诉所有人，我死了，所以我的罪恶就全部洗清了，其实那是最自私和不可原谅的行为，为了我们，你也要重新站起来。难道你忍心丢下我，让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等着下辈子再找到你吗？”我总是抱紧膝盖，茫然地看着窗外。是的，难道我受了二十几年的教育，还没有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也没有享受过生活的精彩，更没有回报过那些爱我的人们，反要他们为我不断担忧和痛苦吗？不，决不能！于是我乖乖地跟着林礼钧去接受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我们的生活逐渐在恢复正常，他开始放心让我独自留在家里。为了挣到更多的钱，他必须要全职，因为他希望我们可以自己还清学校的债务。他的公司在城里，所以每天很早他就会离开家，起初我坐在阳台上发呆，禁不住又开始不断的胡思乱想，后来我明白我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虽然院里让我停课一年，但并没有阻止我去实验室。我必须要做些什么，不然无所事事会令我生出各种奇怪的毛病来。在实验室里，我比以前至少耐心细致了十倍，因为要驱除内心的烦躁情绪，我很愿意不断去重复那些枯燥乏味的实验。每晚林礼钧回来，都会到实验室去接我，他会耐心地帮我关好所有的水电，等着我收拾那些试验设备，将台面擦拭得一尘不染，最后把潦草地记在草稿纸上的数据一丝不苟地抄到实验记录本上。这时，他便会十分温柔地盯牢我，“宝贝儿，很有些居里夫人的样子了呢。” 我打他，他接着笑，“等你拿了诺贝尔奖，我就不工作了。居里夫人也得冠她丈夫的姓，你去领奖的时候，也要冠我这个林姓吧，呵呵。”
我开始感到科研并不像我一贯认为的那样令人厌恶，我联系导师，主动帮他翻译英文专著和编辑各类手册，帮他做应用实验，给企业解决现实生产中所面临的各种技术难题，而这一切是我从前从不愿意去做的。由于这次事故，我奇怪地变得脚踏实地起来。因为与读博期间判若两人的勤奋和努力，偶尔导师会金口难开地表扬我两句，企业领导则会打电话过来，把我夸奖成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说我挽救了他们企业里几百张等着吃饭的嘴。我难得地有了些小小的开心和愉悦，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这种无比珍贵的成就感和来自各方面的肯定，正在一点一滴地冲淡我心中那沉重的负罪感，而正是这负罪感，每天深夜里残忍地撕裂着我的意识。
我的精神状况并不适宜举办大型而张扬的婚礼，我们就在江边的索菲特万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家宴，只有父母、竺蓝、林书钧和穆真参加。林卓正在时装发布会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