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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很简单。”，我回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是伊凡特——我的手上有两个被迷昏的人质，怎样才可能在十分钟的时间里带着他们来到停车场，并且开着警车离开呢？”
“十分困难。”，积格勒点点头。
“如果没有帮手的话？”，我接着说，“基本上不可能——一个三十岁左右、看上去比较憔悴的青年，怎么可能一次带着两个昏迷的成年人从观察室来到停车场呢？医院里也有不少的值班人员：医生、护士和警卫——他们看到一个带着两个昏迷病人的、有着卷曲而茂密金发的怪人十分费力地走过，就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么？”
“一次带走一个人也肯定不可能，那样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如果有帮手呢？”，积格勒继续问。
“那就要看卡尔带来的消息了——不过，我能够这样肯定，是因为我有一个更好的理由。”，我笑着说，“比‘存在一个帮手’更好些的理由。”
我给积格勒倒了一杯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小口——积格勒的大胡子使他不能够大口喝水，否则就会沾得到处都是。
“对了，塔芙妮怎么没一起来？”，积格勒又喝了一小口，“我必须向她道歉，我该让她先回去的——幸好没出什么事情。”
积格勒将水杯放在床头柜上，叹了口气。
“？哦，我让她去查一些东西了。她没事，只是受了些惊吓。等到这个案子结束了，我会带她来这儿看你的。”，我拍了拍积格勒的肩膀。
哪知我的旧搭档对此并不领情，他生气地对我说：
“等案子结束？你以为我真病了么？”，他故意离开病床，挺直了身体站了起来，“我今天就可以出院了——只是熬了几天夜，有些累了而已！我的身体可好得很，没必要在病房里浪费太多的时间！”
这时卡尔回来了，他推开门，看到积格勒的模样，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笑了起来。
积格勒可真是生气了，他用手指着我们，大声说道：
“你们这些年轻人！？我可还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我现在就叫医生过来——我要出院！”
我并没有理会积格勒的生气，而是将目光移向了卡尔：
他对我点点头——这自然是证明，我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了。
“积格勒，你倒一定要叫一名医生过来了。”，我转过头，对气鼓鼓站在那儿的积格勒说道。
“？什么？”，我的旧搭档对我此刻的认真态度表示不解了——他当然明白自己刚刚所说的只是气话。事实上，就算是叫医生过来也不能马上出院：这点谁都清楚。
“我要说明我那‘更好些的理由’了，”，我向积格勒解释道，“如果你在出院之前有兴趣听听的话。”
第四节 医师证的秘密
“Nous trouvons dr？le qu’il ait oublié de nous prévenir。”
（法语：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他竟忘了通知我们。）如我所愿，一位名叫阿丽塔·伊文泰德（Alita·Eventide）的女医生站在了我们面前：
“需要我帮什么忙么？”，阿丽塔看了一眼积格勒的病床牌，又看了一眼这位大胡子病人和他的两位探视者：她显然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叫医生的特别理由。
“是这样的，”，我接过了阿丽塔的问话，“由于一个案子的需要，我们想向您询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您愿意的话。”，卡尔则向她出示了警官证。
“乐意效劳，”，她对我们和善地笑笑，“那么，我的警官先生们，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呢？”
“首先，关于您的医师证，阿丽塔·伊文泰德女士，我想知道的是，您上次更换医师证是在什么时候？”
阿丽塔女士对我直接提到她的名字感到吃惊。不过，等我说到“医师证”，她就知道我是从哪里知道的了——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医师证，想了一下，笑着答道：
“如果您眼力足够好的话，”，她这样说，“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必回答了。”
我凑近了些，看了看阿丽塔的医师证编号：
代表日期的那部分数字让我很失望——看来我的假设出现了些错误。
卡尔也看到了那些数字——他虽然不太明白我打听医师证更换日期的用意，但总还是能读出那个日期的（那对于一个眼力还算不错的人而言实在是太简单了）：
“2001年3月19日？文泽尔，这个似乎就是颁发的时间。”，卡尔对我说——他一定以为我看不清那些数字，便特地读给我听。
“那是个好日子？”，我对卡尔点点头，有些自嘲般地回答道。
哪里知道，我的这个回答却让阿丽塔女士笑了起来：
“那确实是个好日子，警官先生——那天我升职了。”
我的天！文泽尔，你怎么没有考虑到这点呢？
我赶紧更换了我的问题：
“那么，上次贵院统一更换医师证的时间呢？是不是1998年11月30日？”
从阿丽塔女士脸上惊讶的表情来看，我知道我又对了。
“你怎么知道的？这可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她看着我们，似乎是思考了片刻，然后微笑着问我们，“？嗯，我猜，你们肯定早就查证过了，现在只是想确证一下，不是么？”
积格勒和卡尔的表情给了她显而易见的否定答案。她只好看向我，我回答道：
“你说得一点没错。”，我笑着说，“很抱歉之前没有说明——我们确实是打算对此进行确证的。”，我向我的两位临时搭档使使眼神——他们知道我的意思，便附和着点了点头。
“你应该早说的。”，阿丽塔女士不再吃惊了，她又看了一眼胸前的医师证，“不过，这张证件也快要作废了，年底就会换上新的？听先来几年的同事说，之前基本上都是两年一换的，这次的却用了整整四年。”
“似乎这次的技术改良更保值些。”，我说。
“或许吧？”，阿丽塔取下了自己的医师证，拿在手上端详了一番，“不过，这张倒也确实没有什么大毛病——其实换不换都无所谓了，换反而麻烦些。新的证件制造技术对医生来说纯属多余，在这方面投入倒还不如增加我们的加班费来得实在？”
这样自言自语一番之后，她将证件放进外衣口袋里：
“？嗯，那么，确证这点之后，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么？”，她似乎对自己说了些多余的话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你认识艾莎·西蒙森女士么？”
“我认识很多艾莎——但我知道你说的一定是急诊室的那个，我不认识她，但我知道这个名字？艾莎·西蒙森，她上个礼拜出了车祸，当场就死了。真是可怜——真不知道她晚上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出门？？”
我看了一眼积格勒，他的脸沉沉地低下去。
卡尔的脸上也很不好看。
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医院的事情就是这样，哪里也都差不多的——平时或许默默无闻的人，突然死去反而能够让他们立即成名。不过，如果换了我，我倒也不想出这样的名。你说呢，警官先生？”
我笑着点点头：
“正是如此。”
然后做出了一个“请您离开”的手势：
“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您的帮助。”
阿丽塔似乎还准备说一些相干不相干的东西，看我们并没有打算听下去的意思，也就只好离开了——她似乎对自己没有将那些多余的话说完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真是位有趣的女士——但真正有趣的当然不止如此。
阿丽塔女士合上病室的门后，我拍了拍卡尔的肩膀：
“那么，卡尔？是不是该给我讲讲新故事了？——艾莎·西蒙森，这是五次车祸中的第几次呢？上个礼拜的车祸？那肯定就是第五次了，没错吧？”，我的语气中带着不少的嘲讽，即使我知道这样不太礼貌——我承认，对此我永远都做不到心平气和。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并不盯着卡尔，却是看着积格勒——我了解他，我打赌他一定不会对这段话保持缄默的。
我们的大胡子探长脸上的表情急剧变换着，羞愧的神情、恼怒的神情、埋怨的神情？一一涌上又一一退却。这时，他看我的时候，早换作一脸的无奈和怅然了：
“？好了，文泽尔。不用卡尔说了，他知道的没有我清楚？”
卡尔和积格勒对视了一眼，他们的脸上同时挂上了无可奈何的苦笑。
第五节 不幸的消息
“Elle s’est effondrée en apprenant la nouvelle。”
“C’ était obligé！”
（法语：听到消息她立刻晕倒了。这是注定了的！）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积格勒比较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个案子后半段的情况，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些漏掉的细节，卡尔为他作了补充——后半段的案子，在具体行动上由积格勒的重案二组和卡尔的三组负责，指挥和隐瞒工作（一个如此正式而又可笑的词）自然是通过多次的高层会议来分配、下达及完成。
好了，现在我们能确定这张独特的“车祸名单”了：
哥特瓦尔德·詹纳斯科萨尔·杰森奥克塔维厄斯·内文（Octavius·Neven）珀迪塔·莫洛尼（Molony）艾莎·西蒙森事实上，也不能被算作是车祸名单的——比方我们已经死去的科萨尔副局长，按照应该被市民们所接受的现实来看，此刻依旧在宫殿群岛（作者注：即马尔代夫群岛，也被称作“花环群岛”）渡假，或许下周才会低调公布他在比方肯迪科卢岛溺水身亡的虚假消息：“隐瞒工作小组”一定在这个行动上下了不少功夫。
“那个家伙可在挑选上下足了功夫。”，这句话是卡尔的补充。
卡尔这样说自然是有其根据的——我们看看，从哥特瓦尔德到科萨尔，从党派负责人到警察总局副局长，他们均处在这个案子的官僚层面。在这样的两个案子发生之后，警方的注意力自然也会重点放在官僚层面上。
“拉克那家伙，自科萨尔出事后就躲到苏黎世去了——不到结案，他应该是不会回来的。”，积格勒这样说。
理查德坚守工作并不表示他比拉克勇敢些——他是死撑面子，目前有一个六人小队负责他的安全。而且，他竟然搬到警局的办公室住了！这样倒可以解释今早他为什么能够那么早就过来审讯我——来自伊凡特的死亡威胁倒提高了他的办事效率。
当警方忙着保护官僚层面的相关人物时——也就是科萨尔副局长遇害后的第三天，奥克塔维厄斯·内文的尸体被他的某位女友发现。这位专写尖锐评论文章的职业撰稿人，因为在多家报刊上发表大肆嘲讽贬低伊凡特的文字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裤裆里还裹着尿布的，懦弱、蹩脚又神经质的男裁缝”——我还记得他的一篇结构杂乱的文章中对伊凡特有过这样的评价：这句在伊凡特被捕（或者说——“形式上被捕”）的次日见诸报端的话语后来被多家媒体所转载，并逐步成为本市媒体普遍认同的、对伊凡特其人的一种低劣定性。
从官僚层面跳跃到媒体层面，警方的头痛程度上升了几个数量级——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媒体上“得罪”过伊凡特的记者、评论员和愤怒民众数以千计，如果依旧按照之前在官僚层面上的处理方式来运作，保护和保密工作的难度当然会遽增：尤其在记者群体中，任何一步处理不慎，都会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警方终于在这个层面上采取了消极态度——在这起“车祸事件”上，除了用金钱堵住知情者的嘴（这点积格勒和卡尔自然不会明说）之外，什么额外的举措都没有采取（甚至对于菲利普·盖蒙（Philip·Gamon）和瓦格斯塔夫·平克（Wagstaffe·Pinkney），这两位在发表针对伊凡特的“恶毒评论”上和奥克塔维厄斯齐名的评论员也一样）。
“我们仅将耳朵竖得高高的。在有风吹草动之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大胆的举动’
和‘真相大白’是那段时间的高层会议上最忌讳的两个词儿。”，在这点上，积格勒中肯地说。
不过，警方的消极或许还是正确的——伊凡特并没有再对媒体层面下手。
“他或许希望我们在同记者和评论员打交道的时候弄得焦头烂额，他却站在另一个山头上偷笑。”，积格勒说。
年9月28日，一位名叫康康·普鲁斯特（Kankan·Proust）的胖男人来到警局报案，称他的夫人在26日外出收租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局里起先将这个案子作为绑架案处理，几个年轻警员被派到帕拉迪兹街174号B栋调查那些租户。他们一层层地往上询问，最后意外地在那个有名的、现在已经无人居住的顶楼房间里发现了珀迪塔女士的尸体。
“？别提了，那家伙将那个胖女人挂在吊扇上，又用麻袋给她做了个罩子——整个人都被罩得严严实实，就只有两只已经发胀发紫的手露在外面。她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