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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二个假设能够成立的又一个证据了，”，我开始继续我的讲述，“进入客厅之后，我从窗户里碰巧看到了停在别墅侧边巷中的，那辆车牌号为FZ…P3091的警车——我能从那里看到车牌号，博士也就能从那里看到。当然，他也有其它机会可以看到那个号码——比如从总局出来、登上那辆警车的时候。”
“？他在自己的专用杯子里下了迷药——他之前当然故意将这个杯子放在冰箱上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为的就是让积格勒小队的某个人注意到那个杯子，以之作为‘伊凡特潜入迷倒博士’这个假设的有力证明。他还故意在杯中剩下了不少的水，以方便证物科取证。”
“只可惜维戈将那个杯子洗得干干净净，他的小计谋没能得逞。”，卡尔说。
“？然后，在我们按门铃的时候，他去将迷药冲兑成一杯水，并在我们和他的谈话进行的当儿里，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候，将那杯水喝了下去。”
和水相关的话题总叫人感到口渴——我看了一眼眼前的杯子，又喝了一口水：
“他所使用的应该是诱导期比较长的迷药，喝下水之后，他还能够描述前半段案子中死亡磁带里的具体内容？”
“直到他在一个最紧张的情节上骤然倒下？”，塔芙妮说，“这真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巧妙安排。”
“之后，威利、纳夫普和塔芙妮用警车送他去了最近的第三医院——按照惯例送往观察室之后，威廉医生给他做了简单的检查，注射了一剂速效且安全的利多卡因：很多麻醉药都会造成心律失衡，这当然是我们的又一个证据。”
“？晚上十点左右，威廉在检查后确定，他的情况已经完全稳定了。在这里他赌了一把——威廉医生这次并没有给他做瞳孔检查：有些医生在需要但不必要的时候或许会忽略掉瞳孔检查，但另一些医生却在任何可能的时候都进行瞳孔检查。”，我笑了笑，“他撤掉了守在观察室里的两名护士，并且关掉了房间的灯——在这种情况下，从明亮走道里透过观察室门上的小窗，当然不可能看清观察室里的具体情况：威利好几次从窗口望进去，看到的大概只是病床上的一块布置得类似人形的、盖在被子里一动不动的隆起部分——塔芙妮，你也从门上的窗口望进去过，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看到病床上病人的脸的。”
塔芙妮点点头：
“那晚我进去之后，也是过了一会儿才适应里面的灰暗？”
“这样，我们的博士就有整整四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他的那些小把戏了。”，我继续说道，“戴上手套之后，他首先要对付的是那些担架车——卡尔，你肯定还记得：经过那天在清洁用品室的冗长讨论之后，证物组的人又在隔壁的两间观察室里找到了被弃置的几块置物柜隔板，以及一些杂乱的、原本应该是放在担架车置物柜里的东西。”
“没错。”，卡尔说道，“我们的人忙着在另两个观察室里查找证据，而你却始终待在博士的那个观察室里，只到隔壁的观察室去过一次，还是去看那些明显没有人动过的担架车。”
“那是在比较。”，我说，“否则我也不能够解开这个疑点——他确实将一些东西拿了出来，你一定以为那个巨大的供氧装置是从转诊诡计里的那辆担架车下面搬出来的，但其实不是——它是从另一个留在现场的担架车里搬出来的。”
“你是说，转诊的那辆担架车下面，还有一套这样的供氧装置？”，卡尔对我的说法感到吃惊。
“可能还不止一套，而是两套。他用那个重量做出了置物柜里还藏有一个人的假相——你当然还记得男护士乔希的证词。”
“‘在急诊通道的一个下坡拐弯处，车几乎都要倾斜了’？”，卡尔答道。
“的确，当两个那种重量的供氧装置放在同一个置物柜中时，是能够造成这种假相的——隔壁房间的三辆担架车里，都放有一套供氧装置，这说明医院的‘三分之二原则’，准确点说，应该是‘大于三分之二原则’——在博士所在的观察室里，如果按照第一种假设，是并不符合的：只有被拉掉氧气面罩和通气管的一套被放在房间角落里，剩下的两个担架车里一套都没有。三分之一：这当然不太寻常。”
“也就是说。那辆转诊用的担架车下面，有两套完整的供氧装置，以及一套额外的氧气面罩和通气管？”，塔芙妮问。
“确实如此，我亲爱的塔芙妮——或许，你在转诊的时候并没有被剥夺纯氧供应？”，我对我的助手笑了笑，“我还留意到，其余两辆担架车里的物品，或多或少都减少了一些：
那些在另外两个观察室里发现的东西，可能也有很大部分是出自这两辆担架车——博士要做出一种‘有一辆担架车下面的置物柜被完全掏空了’的错觉。”
“？他将这些准备小心做完，并且从担架床下取得了需要的麻醉药品和手术刀，然后悄悄离开了房间——他的行动路径和之前第一种假设里的恰恰相反，他先来到隔壁的观察室，可能是再隔壁的一间，然后从那里进入了防火通道，绕过换衣间之后，再从另一侧的那个观察室出来，从走道进入医生换衣间。”
“？无人观察室的窗户，为了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都开着一小扇——只有在确定有病人将要迁入之后，才由护士负责关上，并打开室内暖气。”，卡尔补充道，“这样做也是为了节省开支。”
“博士当然知道这一点——这也给了他很大的方便。？我们当然还记得，埃斯特提到过，彼得医生留了一双旧皮鞋在换衣间里，而我们的博士此刻很可能还光着脚！”
“真的！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塔芙妮惊呼，“博士昏倒之后，是我们抬他出去的——他甚至连拖鞋都没有穿！”
“不过，光脚走在防火通道上显然需要勇气，”，我笑了笑，“他可能借用了观察室里专为探视者准备的塑料便鞋——可惜的是，每个观察室里没有确定的数量：否则，我们倒可以知道这种鞋是否丢失了一双。”
“？他穿上了彼得医生的旧皮鞋，还有安东尼医生的医用大褂——他可能在这时戴上了他早就准备好的、那幅茶色的硬式高透氧隐形眼镜？”
“你说那茶色的瞳孔是隐形眼镜？”，卡尔打断了我，“？那或许可以。但金色的茂密卷发怎么解决。博士的后裤袋再大，也不可能放下一顶假发！”
“多亏博士也是金发？”
我说着，手探向床边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医帽来。我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将这顶医帽戴在自己头上。
塔芙妮笑了，卡尔则瞪大了眼睛——眼前的文泽尔，如果从背后看去，已经是一个有着花白卷发的老医生了。
“我托塔芙妮帮我到假发店去买了几包 12 寸长的白色优等卷发？”，我将这顶发帽取下，丢给卡尔探长。
“？将这些漂亮的卷发整理成几个平整状的发束，然后，用布片将发束的一端小心车缝成扁平状——这部分工作依旧要感谢塔芙妮，她帮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裁缝，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些繁琐的手工劳作。”，我将面前的水杯拿起，向我的助手举杯致意：对于我这稍显夸张的感谢，塔芙妮低下头去，显得很不好意思。
“？这些完成之后，将这些扁平状的发束用最简单的粘扣带固定在医帽的后部边缘上，左右耳的鬓角处也小心装饰上两缕——这样，一顶特制的简单发帽就做好了。它所需要占用的空间，比一整顶茂密金色假发要小得多。”
“而且，”，我补充道，“博士的头发本身就是金色的——他的发束可以做得更薄些。这样的发帽戴上去，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来。”
“？至于假发的来源，很可能是取自那具冒充的无头尸体的主人——我甚至相信，那具尸体就是那位真正的伊凡特·冯·托德先生，那个道地的法国人！”
“你是说，那个衍生人格已经无法满足于自己的替身身份，而将真正的伊凡特杀害了？”，卡尔问道。
“将捷尔特的人格丢弃在真正伊凡特的尸体里，并将它伪装成真正的捷尔特博士——如此美妙的替换对于那衍生人格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感叹道，“他之所以到和他的住处相隔很远的第二教会医院工作，可能就是因为那里要求建立员工的DNA档案，而且在管理上比较随便吧——捷尔特博士用伊凡特的血作为自己的血样上交了上去，大概自这时候起，真正的伊凡特就已经被他软禁了。”
“还是回到我们的第二种假设？他戴上了这顶特制的医帽，顺手将阿尔博特先生的金丝眼镜架在自己的鼻梁上，再戴上口罩，最后在胸口别上自己的过期医师证。然后，再次回到走道上，经过几个空置的独立观察室，医生和护士值班室，以及那个有五个人的大观察室最后来到清洁用品室隔壁的那个观察室，从那个观察室出去，撬开清洁用品室的窗户——他本打算在回去的时候再从医生换衣间拿件衣服的，但这时他又看见了彼得医生的外套：拿这件衣服显然能够增加证明‘犯人首先来到清洁用品室’这个假设的证据，他于是就这么做了。”
“？然后他擦窗户，制造企图消灭闯入证据的假相——让别人觉得他在进来的时候忘记戴手套，事后想起才进行补救。他选择了几个容易留下指纹的地方擦拭，这是很高明的办法。
除此之外，他还使用了这里的某把剪刀，将自己原本的那个衬衣领剪掉，换上了随身带来的、一个白底细黑色条纹的假衬衣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将那件医生服最上面的扣子也扣住了：两位碰巧看到他穿着一件白底细黑色条纹衬衣的证人向我提供了这个细节——而这两位证人的名字还是你告诉我的。”，我对卡尔笑道。
“我可没有问得这么仔细？”，卡尔叹了口气。他想了想，提出了一个疑问：
“但那件米色衬衣？也就是那具无头尸体所穿的，你也看到过，却并没有剪下过衬衣领。”
“这倒很简单，”，塔芙妮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无非是准备了两件一样的衬衣，并且每个左手袖口上都缝了相同的十字针？由此看来，那具尸体身上所穿的衣物，都是他一早就准备好了的——他当然不会笨到给尸体换上一套他刚刚穿过的、可能沾有血迹和微物证据的衣服。”
“积格勒在那天晚上之所以能够观察到袖口上的这个细节，就如同那个在博士右手臂内侧的三角形疤痕一样，都是那狡猾无比的犯人故意设下的陷阱，”，我对塔芙妮点点头，“甚至从疤痕这点上可以看出，至少从去年七八月间开始，那位可怜的法国妄想症病人就已经被博士软禁了。”
“他在局里被小混混刺伤后，便给他的犯人也留下了一个类似的伤痕，以作为尸体替换时所能利用到的一个证据？”，卡尔抿了抿嘴，“这么说，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为这个计划做准备了！”
“因此，他能够将细节处理得如此完善也不足为奇？接着他原路返回医生换衣间，在那里打了我们熟悉的那两个电话——最后回到最开始的观察室里，换上一顶普通的医帽，取下医师证，假衬衣领和金丝眼镜也取下？开始等待机会。”
我喝了一口水：
“这之后直到转诊的部分，大家都十分清楚，这里也没有必要再说一遍了。”
“？至于在那辆急救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你们在前些天已经找到了那辆放着两具尸体的车，但我却专注于埋伏，没来得及问你。”，我对卡尔说道。
“或许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细节？”，卡尔说。
“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了，”，我说，“根据第二种假设——作为证据，那辆担架车会留在急救车上，不过，里面的两套供氧装置当然已经搬走，只留下那额外的一套氧气面罩和通气管？除此之外，还有安东尼医生和彼得医生的两件医生服，其中的一件染满了血。两个医帽、口罩、金丝眼镜、手套等等。嗯？还有走道上的那个托盘。如果他信任总局证物科的和指纹取证水平的话，可能仅仅留下那套氧气面罩跟通气管，以及那个托盘：如果他没有将那张已经过期的医师证放在那具无头尸体身上的话，他肯定会将它在这里留下——以作为他这次伟大计划成功的证明。”
“有得必有失，”，卡尔笑着说，“他是信赖我们的取证水平的——所有地方都没留下指纹，博士的衣物纤维倒是发现了一些：这应该又是他所设下的陷阱了。”
“不过，”，卡尔想了想，接着说道，“如果你没有想到打电话给狄尔瑟女士的母亲，询问她狄尔瑟和博士结婚前是否参加过自愿婚检，然后来到民政局调查了相关的档案？我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参加自愿婚检，并且我们的人也没能在博士家搜集到带发囊的头发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