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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光事先告诉过他只要一完成复学的目标，马上就会从这个家搬出去一个人住。广一郎当然不会没想到，如果芳光搬出去了，他就变成一个人了。芳光突然想起了这事。
“大概吧。我也不知道。”
“是吗？”
伯父的妻子去世应该已经将近十年了。芳光对广一郎的妻子记忆不是很深。他小时候应该在盂兰节或是过年的时候和她见过几次面。
变成独身以后，广一郎就一心埋头于守护菅生书店，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出这种风貌了。就算自己不在这儿了，伯父应该还会继续经营这家店吧。芳光突然窜出这些念头时，广一郎好像全部看透了一样说道：
“毕竟这关乎你的人生，有什么事我会尽力帮你的。只不过，我也不可能让你一直呆在这儿。”
“我明白，我会趁着还没您添麻烦的时候……”
“添麻烦吗？”
电视上又开始播起棒球赛。比赛好像出现了什么转机，解说员拉高了嗓门。
“让你去做饭当然不会添麻烦。只是，打着书店的旗号去干什么事就免了吧！”
广一郎盯着炕桌上的茶杯，目光并没有对准芳光。
“你到处跟人家说菅生书店在找什么什么书，那才是添麻烦。”
“……是。”
“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是。”
广一郎知道芳光冒充菅生书店的名号的事，但至于怎么知道的，他没有再絮叨下去，也不晓得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从笙子那儿泄露出去的，还是其他持有断章的某个人？虽然这是芳光所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但芳光总算还是被原谅了，没有再受到更多的责罚。
于是，芳光觉得已经在这个家呆不下去了。
虽然他通过盗取伯父的工作赚了一点钱。但说到底，那并不是足以改变人生的大数目。与之相比，离开伯父的家损失更惨重。可南子的委托，已经结束了。
芳光站了起来，正想回到房间，这时伯父说道：
“喂，你可别以为这个工作是谁随随便便都能做的。归根到底那就是场买卖，既然是买卖，就要有始有终。”
芳光点了点头，但广一郎始终背对着他。
从东京到松本，有数条路线可以选择。
以前，可南子是乘坐特快列车来的，那是其中一条。当然，也有一种方法是乘坐相同路线的普通列车。
要选择哪个难以抉择。乘坐特快的话花费太大，但是乘坐普通列车的话，要反复地换乘好几次，可能要花四到五个小时。
反复斟酌，最后想到了高速巴士，于是决定坐那个。它比普通列车要快，又是最便宜的。一大早，他就一个人坐上了从新宿站出发的巴士。因为是工作日的第一班车，满眼都是空位。巴士从甲州街道开始进入中央道。
行李只有一个包。虽然行李可以托运，但是太麻烦，所以直接带到了座位上。比起包来，他更想放在手边的是里面放的文件夹。
文件夹里夹着迄今为止收集的四篇小说和《深层》的报导。他又涌起了想再读一遍的冲动，但是还没出东京他就已经晕车了，可以预见到旅途艰难，因此他决定先保重自己。
“安特卫普的枪声”这个词的诞生，就是在弦卷彰男的报导中。芳光不用看字，闭上眼睛就能大致上回忆出那篇报导的内容。
安特卫普的枪声
弦卷彰男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原以为这是平常的玩笑。因为那个人很张扬，经常开恶劣的玩笑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然后自己笑个不停。”
某位认识被害者的女性，在谈到对这个消息的第一印象时，如此说道。
一九七〇（昭和四五）年，二月八日深夜，以风光明媚而闻名的比利时的主要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的SSQ酒店，被突如其来的喧闹所包围。有一名房客上吊身亡。死亡的是一名日本女性——北里斗满子女士，31岁（当时）。
SSQ酒店还保留着中世纪城堡的风貌，在安特卫普当地也是屈指可数的高级酒店。斗满子女士投宿的三二二号房的起居室和卧室是分开的，家具也是古色古香的上品，天花板上垂挂着豪华的吊灯。斗满子女士就是用这吊灯下挂着的床单上吊的。
“那个房间虽然被当做酒店，但也是我所引以为傲的一个房间，现在因为那起时间而有了瑕疵。” 说这话的，是旅馆的所有人帕特里克·布雷尔先生。现年五十九岁的布雷尔先生，把挂在墙上风景画取下向笔者展示。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弹痕。”
墙上被击出了一个小小的洞，这是为数不多的诉说当时状况的物证。
北里斗满子女士和丈夫参吾氏还有四岁的女儿，三人从陆路进入比利时境内，是事件发生三天前的二月八日。他们在三个月前就与SSQ酒店进行了预约，当天晚上八点半登记入住。二十六岁的酒店服务生向笔者如此描述这一家人的形象：“像是惯于旅行的人，而且给小费也很大方。”据他说，支付小费的主要是斗满子女士。
推测九日和十日他们在市内进行了观光。历史悠久的城镇安特卫普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地方。虽然北里一家的行程不甚明了，不过他们可能去看了1520年建成的圣母大教堂等名胜。不过考虑到他们的孩子尚且年幼，也有可能去过的场所十分有限。据说，在这两天中，北里一家看上去不像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十日的夜晚，他们通过客房服务点了晚餐，所点的餐中不含酒。
酒店的服务台收到紧急通报，是在十一日凌晨一点三十七分。
“是丈夫北里先生打来的。”
接电话的服务台员工简短地对笔者说，
“他说，妻子上吊了，想要叫医生。是用十分冷静的法语说的。”
酒店方面一方面赶紧安排医生，同时从服务台调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前往三二二号房。他们在房间里看到的，是被北里氏横放在地毯上的斗满子女士，和从吊灯上垂下来的床单。
已经不需要医生了，斗满子女士已经咽气。酒店方面很快就报了警。
得到通知，酒店的所有人布雷尔先生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看上去像是自杀。好像警察最初也不打算把它当做案件来处理。”
遗体上有细条状的勒痕，此外，左腕上有擦伤，警方认为那是强行把遗体放下来时造成的。据说，一开始就连警方都对北里氏表示同情。形势发生改变，是在警方向隔壁的房客听取证词之后。
“多名客人说，听到了枪声。”
于是警方展开搜索，在三二二号房的墙上发现了弹痕。于是明白了左腕上的伤是子弹掠过时造成的。警方把怀疑的目光指向了北里氏。
“一开始北里用我无法理解的语言来应对警方。印象中那些话我完全听不懂，因此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日语。但是，他和我们旅馆的人对话的时，用的是完美的法语。”
这种欺骗行为很快就被拆穿了，北里氏的处境变得险恶了。他也许是察觉到情况不妙，不等警察上门搜查，他就主动交出了一把他私藏的鲁格手枪。据他供述那是大战中德军的制式手枪，应该是欧洲产的。虽然那把枪枪身已经腐朽也不能正常地发射子弹，但还是不排除开枪的可能。
（鲁格手枪：世界上第一把制式军用半自动手枪，1942年以后该枪停止生产）
北里氏被比利时警方拘捕了。
“没有物证。”
在日本负责这起案件的搜查官，语带遗憾地这样说道。
“如果进行尸检的话可能会发现什么。但是北里在那边把他妻子的遗体烧了。只剩下骨头，怎么样也没用了。”
比利时警方因为以嫌疑不充分为由释放了北里氏（他因为非法持有枪支而被处罚金）。北里氏在比利时把他妻子的遗体火葬了。虽然在土葬占较高比例的欧洲火葬场相当难觅，但在布鲁塞尔的日本大使馆的居中介绍下，北里氏还是完成了葬礼。以此导致的结果是，之后的司法解剖变为了不可能。关于这起案件，日本大使馆做了如下说明：
“为客死他乡的本国公民提供葬礼上的便利是大使馆的通常业务中的一环，我们从不对个别的案件给予评论。”
北里参吾氏和斗满子女士这对夫妇，他们是怎样的人呢？
被害者斗满子女士旧姓乾，生于会津若松。从家乡的高中毕业以后就只身来到东京，追求成为一名新剧演员。
“她在表演中不是那种光辉四射的类型。应该说，她真正的舞台是在舞台之下。”
一名了解当时状况的表演相关人士，对当时如此回忆道，
“她玩弄男人，自己却若无其事。然而她却不惹人讨厌，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赢得总是被众多男人们围着的女演员——斗满子的芳心的，是当时还是学生的北里参吾氏。
北里氏的老家在鹿岛经营金属加工厂。这家工厂的工人全都兢兢业业，工艺也十分高超，因此口碑甚佳，但是作为继承人的北里氏对脚踏实地的工作没有表现出半点兴趣。他是个在东京的俱乐部里挥霍父亲赚来的钱的放荡子。
之前的表演相关人士一提起北里氏就皱眉。
“他没有一点学生的样子，不论是他玩乐的方式还是性格。姑且不说他做事很张扬，而且，他这个人好强得有点异于常人。或许他该算是个非常孩子气的男人。”
受人瞩目的女演员和喜好张扬的放荡儿，不久后就结合了。但是也许是为婚姻生活所累，两人之间起了纷争。
“他们应该对日本没有什么依恋吧，就这么一走了之。”
北里氏和斗满子选择的地点是瑞士。北里氏依靠他擅长的外语和雄厚的资金在瑞士生活。在这奇特的新婚生活中，夫妇俩的孩子诞生了。是个女孩。很快，随着孩子的成长她能够走路了。一家人制定了在欧洲周游旅行的计划。据说他们预定先参观西德的科隆、汉堡、柏林，然后去看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最后回到瑞士。是全部行程约一个月的大旅行。
带着虽然会走路但尚且年幼的女儿旅行，确实是相当紧迫且劳顿的旅程。在被日本的搜查官问及这点时，北里氏做了如下解释：
“妻子死缠着我说，照看孩子很累，想去散散心。”
但是那天夜里发生的事，他是如何解释的呢？
在SSQ酒店投宿的第三天，到了深夜，突然看见斗满子把床单缠在吊灯上，说要把它缠在脖子上寻死。刚想要拼命地阻止他，但已经来不及了，她就这样自杀了。看到她伸长了脖子估计没救了，但还是怀着祈祷一样的心情叫了医生。
这是北里氏向比利时警方所做的解释。理所当然地，警察询问他：
她有要自杀的迹象吗？
而且最关键的是，究竟如何解释鲁格手枪的击发？
面对最初的询问，北里回答说不知道。第二次询问时，不知是不是他已感到词穷，做了实在让人难以置信的解释：
妻子把床单缠在脖子上，不听劝阻从垫脚台上跳下去了。他在一瞬间从床头柜中取出手枪拿在手里，想要用它来射击床单。
“北里说：‘我想到，把床单打断也许能救下妻子。’他声称因为枪很旧，自己也不擅用枪，结果射偏了，伤了斗满子的手腕并射进了墙壁。他被开枪的强劲冲击力吓了一跳，因此没有再开第二枪。”
大体上，人有时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采取平常情况下绝对想不到的行动。也有这样的笑话，从发生火灾的公寓里拼命逃出来的居民，把枕头当做命根子一样地抱着。为了救上吊的妻子，而把枪口对准了上吊用的道具，这种事也不能一概断言说绝对不可能。但是，
“一派胡言，他在说谎。”
日本的搜查官如此愤慨地说道，
“如果我们来负责这个案件，这种话是不会让我们信服的。”
比利时警方通过调查，发现了一些证据能够验证北里氏的供述。比如说，当时吊灯仍然被床单缠住，吊灯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有像是因为承受不住突然的冲击而产生的伤痕。酒店工作人员进入房间时斗满子女士光着脚，而在看似是被当做垫脚台的椅子上确实残留着斗满子的脚趾纹。
但另一方面，据说，关于斗满子女士的自杀动机，没有任何发现。
“我无法相信斗满子会自杀，”
从前围在斗满子身边转的一名男子如此说道，
“但是，如果是假装自杀的话，倒还有可能。因为她是个喜欢让别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自己身上的人。”
假如说，哪天北里氏不再往斗满子身上花钱了，会怎么样？
“啊，那可能会闹得天翻地覆的。斗满子恐怕会大叫：‘如果你敢让我变成那种穷酸样，我就死给你看’。”
这名男子装作开玩笑似地如此说道，但这并不是一件好笑的事。
在调查北里夫妻的生活状况时，某种疑惑浮出水面。早早结婚然后飞离日本在瑞士生活的夫妻俩，双方都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工作。北里氏似乎曾通过写短小的游记赚取一点小钱，但是只靠这点收入应该无法满足斗满子女士的要求。
二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