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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显贵往往选择于此安居，或租房或购房。
安邑街76号，是一栋传统的中式院落，相比于邻近那些中式的或西式的别墅、庭院，这栋曾属于一位前清官员的院落，在安邑区并不怎么显眼，可老南京人都知道，事实上，在南京老城，这种老院落本身就象征着身份与地位，在南京老城大刀阔斧式的建设中，不知多少老宅被夷平重建，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被保留下的老宅，要么是南京数百年的大户，要么就是开国勋贵的私宅，这些勋贵私宅大都由陛下赐宅，这不是身份，什么是身份。
而安邑街76号的大门上挂着梁府的门匾，这梁府的主人，便是在中国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的宅院，在中国，梁启超名气之大，怕只有康有为能与之相比，而与那位流亡夏维夷的遭受通缉的“满清余孽”、“汉奸”的康有为不同，在中国政界梁启超可算得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其流亡日本，同其师康有为鼓吹立宪政治不同，他更专注于思想启蒙，当年不知多少**者受其影响，因此在中国有着“思想启蒙者”之称。
在光复会起义后，面对光复会起义梁启超同康有为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他在第一时间回国，曾试图促成光复会同清政府妥协，但最终面对光复后的民族清算，也只能暗叹一声，而随后其却接受邀请加入光复会，后来光复会因国体之选发生保皇、立宪争持过程中，他并没有选择加入保皇派或是立宪洗，更没有倒向当时尚未遭禁的**党，而是另外创建民主党。
而在随后的九年间，保皇派变成了保皇党、立宪派遭到削弱，**党入狱的狱流放的流放，而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的民主党，却顺风顺水的渡过一个个关口，并在立宪后，以超出立宪党十五席位，成为下议院第二大党。
在中国，梁启超的才气、学问、识见、资历自然是不用说了，同时他还是民主党领袖，而民主党又拥有一个实力很大的政党，也正因如此，在帝国九年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这梁卓如。
而安邑街76号，往往又是国同民主党人士的聚集之地，一如往日，当夜幕降临后，在梁宅的后院凉亭间，又有一些下议院议员或政界人士聚于亭中讨论着国家大事，而与往日不同的是，今日，这里还多了一个客人，立宪党领袖杨度。
在过去九年间，立宪党，可谓是一路浮沉，当年光复会分裂，鼓吹立宪的杨度等人吸引了大量光复会人员，几乎同保皇派成两强之势，可在随后的数年间，身为立宪派领袖的杨度毫无作为，却又让大多数会员失望之余，选择退出。
而民主党之所以能得到发展，与梁启超这位领袖有着很大的关系，九年间写书著作的同时，又接受多所大学的邀请授课、演讲，发行报纸与保皇党展开论战，立宪、民主两党一比，退出立宪党的成员最终大都选择加入民主党。
“各国政治历史表明，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为现实的制度，必需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层，它建立稳健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
放下手中的茶杯，杨度吐出这么一句话来，在过去的九年间，他或许因为被调查局掌握着一些东西，不得不处于半沉寂中，但却有了充足的时间让他去学习，准确的来说是向梁启超学习。
十几年前变法失败，康梁等人逃往日本，梁启超便不断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而在他的书中曾提到，“当下之急务是普及立宪知识，提高民主意识，为立宪准备条件。”于是，他在西学中遍访名师，攻读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考察了日本等国家的实际，终于把思想的神功练到了成熟的境界，在民主宪政之下，“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他对民主政治之精髓有了正确的把握。前面的“权”就是人之权利，而后者之“权”就是权力，这的确道出了宪政的实质问题。
而梁启超提到的要准备条件，而不赶快抓住**的大好形势建立“美好”的西方式民主宪政和共和国呢？对于这一点，即中国是否具备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无论是**派或是杨度自己都是过于乐观的，可以说，正是这种乐观，导致了孙逸山身陷牢宠而不出，自己陷为调查局禁锢而无所为。
但相比之下梁启超的看法却是十分客观公允的，甚至是悲观的。他以为，民主制度之确立及其得以运行有效，必须有一定的国民基础，无此基础，民主就是空中楼阁，社会、国家、人民无以蒙其利，甚至反而造成混乱。这就是说，民主政治固然是至高无上的武功，令人神往，但是以中国所具备的功力，练就这样高层次的神功实在是不可能，因为，中国内功严重不足，外功严重疲软，无论如何也没有实践、驾驭“神功”的能力。
当务之急是赶快补课，练好基本功，扎扎实实地一步步走向最高之境界。如果强行修炼，则必然是形似而神不似，本质上依然是个**，这就反倒成了走火入魔相对于走向民主的**党、立宪派想要一役功成的刚猛之道，梁启超倒是十分看好改良这样的阴柔方式，正所谓在改良中“润物细无声”地完成民主之建设，渐进式实现中国政治民主。
最终事实证明了一切，**党是勾结国外的乱党，遭受打压的立宪党江河日下，而只有梁卓如的民主党在过去的九年中，不仅未遭打压，甚至还不断发展，成为下议院第二大党，甚至于连陛下，都对其欣赏有加，几次欲赐爵给其，但都被梁卓如以“在野监督”为由婉拒了。
“而所谓新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依靠知识学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银行职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工商职员、教师等，这些人，才是中国的新中产阶层。”
在这一点上，作为失败者的杨度，却有着比梁启超更多的认识，因为他一直在反思，反思当年中国为何会走向帝制，为何**党、立宪党会选择失败，曾经，他认为这是陛下手腕过人，可直到四年前，结束了在欧美十六国的为期两年的考察之后，他才算是明白了根源，根子压跟就不是陛下手腕多么高超，而是中国民众多么“愚昧”。
“经过帝国建元九年来的孕育，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一直在飞速提高。人口一直从农村流向当地的中心城镇，从城镇集结到都市，中国本城市人口从3639万上升至近9910万，人口不足5万的城市从1233个增加到3510个，5…10万的城市从64个增加到171个，10万以上的城市从31个增加到116个，20万以上城市从7个增加到42个。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更是达到百万之多。”
听着杨度的讲述，梁启超只是微笑不时点头赞同着，事实上，两个人早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多次讨论。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中产阶层登场，尤其是伴随产业资本的确立，各个大中城市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产阶层经济比较稳定，思想比较活跃，但却无参政权。因此，寻求政治上的发言权，提高政治地位，以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和保证稳定的生活是中产阶层的共同要求”
“的确”
章炳麟用力的点下头，尽管他曾是陛下的亲信，但早在九年前，国家确立帝制后，他即退出保皇派，加入了民主党，在这一点上，他和蔡元培等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曾入光复会、保皇党，但后来却又都加入民主党。
“贵族院为勋贵所垄断，而下议院，虽为民选，但却无组阁之权，省、市、县三极议会，又为地方士绅所垄断，因此才有“钦命内阁说”、“士绅机关说”，民宪之权，于中国可谓是从未存在，最近几年，民本主义于中国之所以盛行，当以中产政治诉求不无关系。”
“对”
肯定的点点头，蔡元培随即说道。
“九年前，在各个大学，学生们闻战争而亢奋，但今日，青年中倡导政党内阁、缩减军备，却已成主流”
“而大小商人，同样渴望改变，他们希望能够真正在国会发表自己的声音，从而结束特殊经济模式，相比于政府企业的掌握的生产资源，民间企业所能得到的生产资源实在是太过有限，而且，在商业竞争上，政府企业又享有各种优势。”
“各所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同样也是国家资源的一部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必须被迫接受国家的调配，固然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却是以损害青年之自由作为代价。”
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发表着各自的看法和观点，而这些观点无一不是为“政党内阁”的把握加分。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杨度、梁启超等人便有意促成立宪党同民主党的合并，并最终通过共同的努力促成在中国产生政党内阁，而现在，内阁的违宪，却让他们看到一个机会，一个提前举行下议院大选。
再次举行下议院议员选举，他们自信比保皇党更具优势，因为中等阶层已经厌恶了“钦命内阁”、“士绅机关”，他们需要的表达自己的声音，而保皇党恰恰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而且与产业发展相伴随的是国内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按年初农商部发布的资料看，现在我国工矿企业工人超过一千万。工人阶层的成长促使工会组织的产生、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工人政党的成立。五年前，山西煤矿工人创立“职工义友会”，随后组织了工会，接着“铁工工会”、“铁道工会”等工会相继诞生，现在国内工会一时有旭日冲天之势，而工会组织工人集会、请愿、罢工，试图通过以“工厂法”为代表的社会政策立法，以争取维护工人权利，固然这一系列的工人活动，给政府造成了压力，但至今工厂法仍未获得通过”
不待林长民说完，杨度却不无讽刺的说道。
“儿子的利益，当老子的当然要照顾，十个中国工人，有7个在国营企业工作，通工厂法损失最大的就是国企，国家又要遭受间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岂会通过工厂法？”
在杨度声音方落时，梁启超却淡淡的吐出一句话来，多年来，对特殊经济模式，他一直持以反对，甚至面对中国工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从未表示过赞同。
“正如我多年前的警告那样，如果政府管理了所有的企业，他的权力势必超过公民的权力和公民代表机构的权力，政府权力这样的增涨，对于民主制度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摧残，”
话语稍顿，梁启超又补充一句。
“所以，我们的第二步，要针对中等阶层、工人阶层的需要去做，只有如此，人们才有可能去争取他们的利益。”
“公民的权利要靠公民自己争得，若靠政府，则“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政府若能畀民权，则亦能夺民权。”
在教授宿舍内，面对前眼前的十几名学生，曹仕京引了一段民主党领袖梁启超先生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靠政府给予你民主，没有希望，他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你的权利，只要他愿意。权利不是被人家赠予的，所以，人民要争得权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即一定要成为现代的国民。国民的素质包括，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等等。”
在成均大学内大都知道经济系的曹仕京教授，是共和派，同样也是民主党党员，而在他的学习会中的学生，也大都受其影响，倾向于民主立宪，尽管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倾向于民主立宪，但作为宫前绝食带头人之一的曹仕京，他的学生则比其它的同学更为激进一些。
“可是，教授，只是争取又有什么用呢？去年淮北煤矿工人罢工时，我们曾做过调研，罢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政府掌握着所有的企业，在下议院有保皇党为他们摇旗呐喊，工厂法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
崔国政在旁边有些迷茫的说道，而吴若扬则无奈的叹口气。
“就是啊，政府管理着所有的企业，政府自然不会再去考量政府工厂内工人的利益，而这种不考量，又造成了另一个结果，当政府不为工人利益考虑的时候，他们自然不能去追究私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