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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锄头没有告官，自以为聪明地选择私了。他把自己老婆和小易捆在村中央的老槐树上示众，又问易家要5000块钱作赔偿，那是他当年买徐曼的价格翻倍后得出的数目。他觉得应该算上利息和精神损失费。易家凑出2500，其余打欠条，这样才算放了小易。老锄头觉得成就了一桩不错的买卖，没想到却让原本软弱的小易破釜沉舟。好面子的小易说什么也不想在小雨多住下去了，他去了县里打工。
有一天，徐曼收到小易母亲偷偷塞给她的纸条。小易把自己打工的地址告诉她，叫她找个借口出来，他们远走高飞。
徐曼正好怀孕了，跟老锄头说不舒服要去县医院看看。本来，村子里对徐曼肚子里的种就有风言风语，老锄头正好也想去作作检查，以正本清源。报告要第二日才能取，徐曼说，来来回回太折腾，怂恿老锄头在县旅馆住下。摸黑，徐曼偷偷跑去找小易。两人连夜直奔火车站，就近买车票。这一坐坐到厦门。
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改革开放后，海峡两岸的渔民开始有了民间交往，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走私风潮顺势掀起。那时候每天停泊或者游弋在台湾海峡的港台走私母船及大陆接货小船有几十艘甚至上百艘，而私货的交易点一般都在晋江和金门的海面上。晋江沿海地区的很多群众，见有利可图，一窝蜂学习驾舟开船，参与海上“水货”贩运。小易当时做马仔，负责在码头搬运货物。
他的老板，绰号“野狼”，以前不过顺时而动，赚点小钱，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带起兄弟来，因为资历和为人老实的缘故，小易颇得老板信赖，在他手下排名第五，老板叫他老五，别人尊称五爷。小易开始发达，饮水不忘挖井人，他对野狼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时序进入90年代，野狼找到来钱更快的行当，业务所需，小易举家迁往广西。他们逐水而居，在一个叫杨美的小村庄，安家落户。那时候，慕远还叫路生，上着小学，是个文静瘦弱的男孩子。
他喜欢杨美，一个靠江的宁静村落，保留着较多的明清建筑，有种遗世独立的气质。老人们总是喜欢坐在门口，手里头干着点活，眼睛时不时瞅着外面，太阳金灿灿的，总似有什么盼头。而孩子们大多聚在码头啸叫。面前那条江叫左江，窄长窄长，总有轮船、驳船来来回回地过，带走孩子们远飞的梦想。
村子是穷的，大多数人家靠种香蕉为生，生活捉襟见肘。要到若干年后，这块地方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就像周庄一样，他们才能靠游人赚点钱。但他朴素内敛的气质却让他永远不可能像周庄一样名声外传，然后铜臭滚滚。
路生的父母工作时间不固定，经常一个电话，就仓促外出，若干时日后再回家。他们从码头现身时，总有一帮小孩跟在屁股后头像过节一样起劲，因为，父母总会给他们带糖吃。别人把他们当华侨，因为他们家显而易见的有钱。他们家的房子是租的，但里面全部是现代化装修。村人听说他们家按抽水马桶后排队上门参观，觉得神奇。不过，路生从不觉得有钱是件骄傲的事，相反，他小小的心充满孤楚。他觉得钱割裂了天伦之乐，让他变得孤零零的像只丧家犬。
他的邻居是个婆婆，也许年纪并不那么老，40来岁？看上去却已经是老太太的模样。他叫她陈阿婆。他父母不在家的日子，他就被委托给她照看。
陈阿婆是壮族人，高耸着两块颧骨，厚着紫红的嘴唇，讲一口他不怎么能听得懂的方言。但是也不妨害他们俩正常交流。
陈阿婆看他们家园子那么大却荒废着，就给院子除了草，用镰刀划出一块两米见方的地分配给他，说：“我们一起种东西，看谁种得好。”
他学着阿婆的样子耕地、播种、浇水、拔草。他很性急，每次回家就对着泥土看：什么时候长出来啊。
阿婆说：莫急莫急，等你考试考100分就出来了。
这块小小的地，在他此后漫长的寂寞生涯，带给他很多的慰藉。
阿婆在岛上种着香蕉。有时候，她会划了船带他去，大多是黄昏的时候，夕晖在水面犁出一道光芒万丈的路来。旁边，没有受到光线的地方就是深碧一片。左江的水当年还是浑厚的，翻滚的时候，可以观察它劲健的肌肉，比村子里的后生小子的胸脯还要结实。当然，今时不同往日，随着文明的进化，现在的它反倒像得了黄疸肝炎似的，奄奄一息，瘦骨嶙峋。
岛上的香蕉林密密匝匝，全是各家各户承包种的，浴在将逝的晚霞中，像要着火似的。
路生喜欢香蕉树，这种植物不仅有萧瑟的古意供墨客骚人吟咏，它弯弯的簇生的果实还像大家庭一样给人相亲相爱的感觉。秋天的时候，令箭一样的花一闭合，就有月牙一样的香蕉一圈圈围绕着花穗生长。如果把香蕉比做孩子，那么孕育他们的母亲香蕉树是任劳任怨的。他们比着谁的孩子多，太多的话，母亲就会谦逊地鞠躬，好像站在舞台，面对如潮的掌声。
路生最喜欢帮阿婆砍香蕉，完事后，一左一右，像扛大刀一样扛着一穗香蕉，神气活现地回村子里炫耀。
收获的季节，一到晚上，村子里都是小孩子们的“刀光剑影”。他们扛着一杆杆香蕉出来打仗，香蕉皮一拨，就是手榴弹，扔别人脑门，不痛，但可以把人打得很狼狈。而那粗壮的假茎就是英雄们的武器。
孩子们作战是分队的，比如说这一伙是红军，那一伙就是日本鬼子，在协同作战中，路生渐渐有了朋友。
跟他很要好的几个，比如阿牛、阿贵，经常瞅他父母不在家的日子来他家祸害，拧开他家卫生间的淋浴头，抹他母亲的沐浴露，将泡沫溅得满墙壁都是。他们光着身子一个个房间地穿梭，把地毯踩出湿漉漉的脚印，又随便乱翻柜门，瞅到可吃的，就打开吃一点，也不管是药还是酒，大不了“啊呸”吐掉。作践够了，他们围着那时候还很新鲜的电暖锅，在里头扔一条捉来的江鱼，再下路生种的菜，作火锅吃。吃到犯困，关了电倒头就睡。醒来后，他们摸到江边，鱼一样跃入江中，在月光下划出好看的弧度。
江不算深，但每年都会淹死小孩，即便如此，每年还总有小孩子奋力往里面跳。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个遥远的词汇，轻薄得感受不到重量。年少时光漫长得像荒原上的草，他们真想一把火烧掉。
慕远希望在杨美长长久久地生活，但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家再次搬迁。这次是因为他爸死了。
那年五月，徐曼独自回来，带着一只骨灰盒和一只皮箱。
守灵那夜，儿子问：“我爹是怎么死的？”
徐曼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
走私，这两个字，原先对她和老易都是陌生的。老易只知道野狼人情广，面子大，生意好做。他的任务就是帮他收钱，然后通过地下钱庄汇到境外的户头。他不问为什么，有什么好问的嘛，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短他工钱就好。徐曼是忙不过来时被他拉下水的。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夫妻嘛，有钱一起捞。那时候野狼的生意如日中天，谁会想到会出事呢。
有钱了，就吃香喝辣，穿金戴银，春节的时候衣锦还乡，大把洒钱，听别人奉承，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其实等到出事，野狼让他买通潘时人的司机把人家女儿绑走，他知道自己要做替死鬼时也并不特别怨恨野狼。
要不是他出面，当年被医院遣走的儿子小命不保；要不是他栽培，他至今还是马仔一个。别说衣锦还乡受人尊敬，就是连爱吃的猪头肉都不能畅快享受。他心目中的野狼，是尊敬的老板、可亲的大哥，从没有人待他那么和蔼，也不会被人这么器重。他完全值得他肝脑涂地地报恩。
他没什么文化，就是小时候听过几出戏，什么桃园结义，什么赵氏孤儿……知道男人之间重的就是义气、讲的就是恩情。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3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为自己对得起野狼而欣慰。
老易对野狼的感情，徐曼是知道的。她没见过野狼，但野狼在他们员工当中很有口碑。他出手大方，与人为善，总听着人传他修路办学的事迹，员工有个糟心事，他也会派人摆平。他的手下都忠心耿耿。在他们这群法盲看来，法律离他们很远，而情谊离他们很近。没有他，他们要下岗失业，政府也不会丝毫体恤；有了他，那抽象的国家照样筋骨无损。这其中孰轻孰重，一辨就知。
在野狼手下干活，徐曼并不觉得亏心。她只是偶尔会不知如何回答儿子的提问。比如他问，你和爹是干什么工作的，为什么这么有钱？这让徐曼每次撒谎的时候都会涌上愧疚。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反正开烂了局，怎么坏都能忍受，但儿子不能，儿子要光明而正当的前途。这也是她跟老易规定好了的，他们做的事，坚决对儿子守口如瓶。
可是现在，面对儿子清亮的眸子，她拙于应付。
她觉得人生最糟糕的就是不能对孩子理直气壮。孩子纯洁美好，又纤细脆弱，要怎么小心才能让他们安全地长大啊。
杨美没法呆了。徐曼拿了野狼托人给的一皮箱现金带着慕远藏身广西一个小城市。
原本，野狼已经给徐曼母子安排好出路，偷渡澳门，再去新加坡。但徐曼为了儿子决心金盆洗手。她不想儿子非法偷渡，不想他的未来颠沛不定，最关键的是，不想编着谎言支支吾吾躲躲闪闪回答他的“为什么”。
他们一开始租住旅馆，随身带的巨款不敢拿去银行存，只好买了只保险箱搁在屋里。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露了口风，等她物色好房子欲付款的时候，发现保险箱里的钱一张张全换了冥币。报案自然是不敢的，只能忍气吞声，还要庆幸只是破财没有劫人。
她急切需要一份工作，可人生地不熟，一时之间如何找去？她硬着头皮让旅馆老板娘介绍，老板娘用眼扫着她，说：“你这么漂亮，要钱不难，就看你做不做？ ”
徐曼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她跟所有人一样知道羞耻，她掉头去了旁边的餐馆应聘服务员。
但一个月千把块不到的钱，房租都不够交，如何养一个读书的儿子？徐曼是想得开的，半年后，她镇定地找到老板娘：“麻烦介绍一位出手阔绰一点的客人。”
以后，每逢手头拮据的时候，她都会由老板娘介绍，出卖自己。
她自己不觉得这有什么，人总得先活着，仁义廉耻道德才能附丽。但是，小地方的人藏不住话，渐渐的，关于她的闲言碎语就落到了儿子耳中。
慕远不搭理她。也不说为什么，就是不理她。有次，开家长会，他没让徐曼参加。徐曼知道后问他为什么。慕远先不说话，被逼急了，才瓮声瓮气说：“我觉得你也不想抛头露面。”
“我儿子考第一名我为什么不抛头露面？我就是要去跟人炫耀。”徐曼大声嚷嚷。
慕远从饭桌前拂袖而起，“你不要羞耻我还要。”他这么说的时候，语气、神态完全像个大人。徐曼一愣，气得砸掉一个碗，在一地的碎裂声中，她义愤填膺地嚷嚷：“要羞耻哪来的学费？运动员靠体力赚钱，钢琴家靠手赚钱，相声演员靠嘴巴赚钱，那么多人靠自己身体一部分生存，我有什么错？但凡有点办法妈妈会卖吗？路生，有些人有很多选择，有些人没有选择，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你知不知道！”
她没再吃饭，把自己关到卧室。他们的关系就那么不可挽回地僵下去了。这对视儿子为命根子的徐曼来说，是最大的惩罚。
儿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寡言。对自己的母亲，他保持沉默，但不像上次那样公开谴责。徐曼照旧卖身，随着他日用开销增大，随着自己行情看低，卖身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反正儿子也不理解，她索性破罐子破摔。有时候，把钱甩给儿子的时候，她甚至还有几分报复的快感。有种，有种你不拿啊？
有天在饭店上班，她接到一个电话：“你是易慕远的母亲吗？”
“对。我儿子出什么事了吗？”她一惊。
对方说：“我是某某医院的，你儿子这个月已经卖两次血了。我们今天才得知他还不满16岁。以后不要让他卖了。”
电话挂了。徐曼就像众目睽睽之下被砸了记耳光，痛得这样屈辱，这样丧尽天良。
她本想立即赶到学校把儿子揪出来，都到学校门口了，顾及儿子的面子又折回去。她在家里哭，直到眼窝干涩，流不出一滴眼泪。
慕远回家，看到母亲提前下班坐在昏暗的客厅很不习惯，但照例不跟她招呼。
在他跨脚进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