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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井说，日军认真对待细菌战的理由是：由于苏联和中国都进行了细菌战谋略破坏行为，所以有必要研究和开发针对这些事件的防御手段。他强调从未考虑过把开发细菌武器作为进攻性武器。
四、满洲的哈尔滨附近的平房设施，是细菌战研究开发中心。这一领域的作业，在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里也实施过。细菌战属军事活动，基于安全上的理由，被列为高度机密。它不能利用民间的科学家和民间的研究机构的设施来进行活动。
五、可以认为，肠伤寒、副伤寒、霍乱、赤痢、炭疽、马鼻疽、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等病源菌，过滤性病毒和立克次氏体等可以用于细菌战。野外实验仅限于微生物，它是非病源菌，而且人和动物会同时感染两种细菌——B炭疽与M马鼻疽。
六、日军通过调查研究撒布细菌战用的细菌方法，包括炸弹、炮弹、飞机喷撒、谋略破坏。其中，努力开发撒布病源菌最有效的手段，倾向于研究炸弹。因此，到1940年巳研制和实验9种从飞机上投掷的炸弹。其中，制造过污染地面用的炸弹、传染云雾，包括利用伤口感染造成对人伤害的碎片弹等。
这里记述的传染云雾，是731部队苦心研究开发出来的一种细菌喷雾方法。按现在说法，就是一种烟雾剂。据原部队人员作证说，在安达实验场曾在地面铺上一块白布，然后在空中以不同的高度把大量的蛋黄撒下来，实验地面的污染情况。在731部队专用飞机库里还有装有各种细菌喷雾装置的不同型号的飞机炸弹。
七、把炮弹改造成填装细菌战弹药的预备实验，只进行过几次。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撒布，被认为是不实用的。从飞机上喷雾，进行过数次预备实验以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八、“波”型炸弹和50型“宇治”炸弹在平房研究的各种弹药中，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两种炸弹虽都存在着若干重大缺陷，但是，石井坚信，如果由兵器专家设法弥补这些缺陷加以改良的话，这种炸弹就能够制成有效的细菌炸弹。
九、日军认为，强化防疫和净水的手段，是对细菌战最有效的防御。在战场上，侦察和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并加以抑制，是防疫、净水的非机动部队和机动部队的责任。宪兵作为辅助部队，对于可能发生的细菌战事件进行监视、收集证据和逮捕破坏工作的人员，来完成情报机关的这些任务。
十、在研制攻击性细菌战方面虽有明显的进步，但是，日本绝不能把细菌武器作为实用武器来使用。
结论
调查官的见解如下述：
一、关于日军的细菌战活动的情报，基本上是从分散的单个情报来源取得的，但内容却是极为一致。令人觉得提供情报的人事前得到过指示，知道在受审时应该透露的情报数量与质量。
二、据认为，全部情报都是凭记忆，因为所有的记录，根据日本陆军的指示，业已销毁。但是，部分情报特别是炸弹的示意图极其详细，使人对全部文件证据业已销毁的说法产生疑问。
三、通过审讯了解到，日军对细菌战的活动范围，特别是对研制、开发攻击用（武器）方面所做的努力，尽可能轻描淡写，说得小一些，少一些。
四、由于军部（作者注：陆军与海军）内缺乏合作，使细菌战“研究开发工作，受到制约，未能把日本的科学力量全面用于军事上，从而妨碍了研制细菌武器作为实用武器的进展。
五、即使完成了实用细菌武器，日本担心（对方）利用化学武器进行报复，而未付诸使用。仅据我们所知，日本没有获得美国有关细菌战活动的情报。
以上是汤普森中校报告的”结论“部分。
在”概要“第三项中，石井强调日军认真开展细菌活动的理由，是为了取得对付中苏细菌战的防御手段，但是在”结论“第三项中说”对研制攻击用的细菌武器方面所做的努力，希望尽可能地轻描淡写，说得小一些，少一些“，又从强调的内容后退了一步。创建石井部队的目的，究竟是攻击，还是防御的问题，在报告后半段中，日美之间还继续进行着争论。
另外，结论的第一项中说，供述内容”极其一致“，”令人觉得，事先，在应透露的情报数量，质量上曾得到过指示“。这一段记述是有寓意的。从中可以看出石井、北野等731部队领导人在受审时曾统一过口径。
现将汤普森报告中显示详细内容的”分论“介绍如下：
关于日军细菌战活动的报告
―、序
对日军的细菌战活动首次调查，是由化学研究部的麦里·桑德斯中校和哈利·扬格斯中尉进行的。当时是作为对日本的科学情报调查的一环，由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科学技术顾问团于1945年9月和10月实施的。关于这次调查的报告，已收入1945年11月1日整理的第5卷细菌战中。
同这项活动有关的人员，后来有可能参与了审讯。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WDIT课以及化学战研究部的人员在日本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石井四郎中将和北野政次中将。他们都是负责研究开发日军细菌战的原部队长。
本报告主要是通过审讯石井将军从他那里得到的有关情报。审讯北野将军等人的情况，没有附加在这一情报中。总的看来，确认了从石井将军那里获得的情报。据认为，在分别进行面对面调查的人物中获得的情报，仅有细微的不同之处。
在调查中，关于日军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发情况，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性的书面材料。在面对面的调查中，这些接受调查的人都一致作证说，那些记录文件属绝密，根据陆军的指示已全部销毁。因此，我们得到的情报，全部都是接受面对面调查的人凭借追忆提供的。
石井四郎中将对于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开始与实施，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1946年1月17日在东京直接审讯他成为可能。战争结束后，他的行踪不明，但是，美军情报部人士查明，他隐藏在他的家乡——千叶县。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盟军总司令部和美军情报部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让石井回到他东京的家。当时石井患慢性胆囊炎和痢疾，因此，允许他住在东京的家，面对面的调查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对石井的审讯，是在1946年1月22日至2月25日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审讯采取了由翻译参加的直接面对面的调查和提出书面质问的方式。石井关于细菌战研究开发问题的回答是釆取慎重、简单而又常常抵赖的态度；关于防疫研究、给水和净水问题，石井的谈话自由。通过面对面的调查査明，他强调有关防疫、净水、给水活动，而对于他自己指挥的组织——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细菌战方面，则竭力予以缩小。
731部队的”表面招牌“是”防疫给水“。代表它的是江口中佐指挥下的第三部，主要是制造滤水器，负责防疫给水。但是在这个假面具的掩盖下，隐藏着细菌战研究和实施的背后是另一副面孔。731部队的上层领导上强调”表面的招牌“，许多人都说在”医学、防疫领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但是，731部队的本质在于研究和实施细菌战，因此，把活人视为”马鲁太“而当作实验材料使用。731部队在医学方面的贡献，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副产品“。731部队的医生和研究人员进行活体实验，他们发表了许多亲自研究后的论文。应该说，731部队背后的面孔，才是它的真实面孔，这才是它的本质。
石井谈及防疫、给水问题时，”谈话自由“，而谈及细菌战时则”躲躲闪闪“，”尽可能缩小细菌战的一面“。美国方面敏锐地看清楚了这一点。以731部队的活体实验为基础的医学论文，发表在《日本病理学会志》等许多专业学会的刊物上。尤其是吉村班班长在日本生理学会讲演时发表了该班冻伤研究成果，其内容刊登在该学会刊物上，引起了争论。
这份报告接着详细地记述石井四郎的经历，但是它同本书第一集有许多重复，所以在此予以省略。归纳在第三项”开发动机“内。
二、《原文缺——译者）
三、日军细菌战研究开发的动机
在审讯中，石井说，日军任何旨在开始和实施细菌战用研究开发计划的正式指令，都是不存在的。石井断言，日军对细菌战表示关注的责任，全在他本人，主要是在他的影响下，为了对敌方细菌战攻击进行适当的防卫准备，才进行了攻击方面的调查研究。他解释说，防疫给水部的任务是预防和抑制传染病以及供应纯正的好水，所以开发针对细菌战攻击的防御手段，是他的部队逻辑上的任务。
据石井说，导致日军对细菌战能力进行调查研究有如下事件：在中日冲突中发生过许多水井投毒、污染（饮水）事件，苏军在细菌战领域内活动的传闻，满洲警察有关逮捕携带瓶装斑疹伤寒菌、霍乱菌和炭疽菌的苏联间谍的报告，在修建北安至黑河铁路时，2000头马因患炭疽病而死亡（这是针对日本陆军牵引马匹运输的谋略性破坏），以及在外国文献中出现的关于细菌战的论文等等。
石井相信，中国战区内水井污染是在苏联影响下的中国游击队的犯罪。在上海战区，由于发生霍乱病使6000名日本士兵死亡以后，他的部队人员对1000多眼水井进行了检查，发现其中三眼水井受到霍乱菌的严重污染。调查是由有经验的细菌学学者进行的，实际上，在现场还回收了细菌容器。因此，石井相信，这是人为的，并非是自然排入水井而造成的污染。
日本占领南京地区后，发现水井被霍乱菌污染事件。发现用中文写着”好水“的水井受到了污染，而写着”坏水“的水井却能饮用。
关于细菌战的外国文献，石井列举出了德国的论文和美国陆军里昂·A·福克斯少校写的有关”细菌战“的论文。石井认为，这些论文充满幻想，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关于对苏联在细菌战领域的活动和意图产生的不安，石井说，针对这种威胁以及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满洲作战区开展的许多细菌战破坏活动，有必要开发防御手段。这是日本认真对待细菌战活动的主要理由。他反复强调把细菌武器作为攻击性的武器来开发，并非日本的目的，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这种战争方法。
关于研究细菌战的动机，石井反复强调其动机在于针对苏联细菌战的防御。其意图是石井表明一贯反苏的姿态，来改善盟军总司令部对他的印象。为了防御而开发兵器的这种借口，巳是陈词滥调。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为保卫祖国而创设，在维护和平的名义下而养兵，旨在自卫的军备转而进行侵略的事例，在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如果为了防御而研制武器的话，那么，可以不在侵略地区，而只在日本国内进行就可以了。
目前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增强核军备的竞赛，也是打着维护”各自世界“的和平旗号。石井四郎的抵赖与通过核军备均衡以维持和平的想法，虽经历了30多年，但仍是那一套的翻版。
四、谈到”防疫给水部的机构与配置“石井说，日本陆军最早的防疫机构，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设立的野战防疫部。日中战争爆发后，其担负的范围，从苏满边境扩大到海南岛。当时日本陆军没有统一的净水给水方式，因此，把”预防来自给水系统的疾病“作为主要目的，编成了防疫给水部。
防疫给水部由海外作战战区和日本本土的非机动部队和机动部队组成。到1938年7月为止，在海外作战战区建立了5个非机动防疫给水部设施，其分布情况如下：
a。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
b。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
c。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
d。华南防疫给水部（广东）
e。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
这些非机动防疫给水部设施，分别配属给各方面军司令，置于关东军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之下。
机动防疫部，由海外战区的野战防疫给水部、师属防疫给水部以及日本本土师属防疫给水部和军管区防疫给水部组成。和防疫给水部的固定设施一样，机动部队也分别配属给各部队组织，置于该部队长的直接指挥之下。到1938年7月为止，编成18个师属防疫给水部，
分别在各师辖区内活动。随着日军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增设了机动部队。防疫给水部的部队从军医部分离出来，是独立的部队。军医部仅仅是分别对军司令就医疗问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