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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日本那种对青少年明显有坏影响的自由演出，低俗的电影、电视节目或自由出版书籍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我在所到之处，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
对此，一位中国作家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自由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就会理解的。中国也有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确，日本正处于自由的洪水之中，在艺术的糖衣掩盖下，正在争取一切表现的自由。对人生来说，究竟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主张在自由旗帜下，极端暧昧的性表现不应成为禁忌。解除对性（淫猥）表现的限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掌握表现自由的管制权。
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全民团结一致“建设光明的社会”，解除对色情的禁令，恐怕是讲不通的。
我们日本，过去由于错误的领导人而把举国团结一致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全国统一的意志，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林绍纲先生和我开玩笑，相互换穿了衣服。林先生变成了日本人，我变成了中国人。仅从面孔看，几乎分辨不出。在历史上、地理上和文化上，两国国民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自不待言的。可以说在民族上有着血缘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过去把“满洲”看做日本的生命线，军部甚至抛出谬论说：“从历史关系来看，满蒙应属日本民族。”
夕阳照射着窗外壮丽的景色。火车从无人的旷野逐渐进入市区，那是天津。
国共争论
9月30日，我们迎来了离开中国的日子。在两周的逗留期间，我们同许多人有过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会见，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在告别中国之际，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遗憾。1945年11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合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贺诚先生曾参加中苏联合调查团前往731部队设施旧址进行过调查。我希望同贺诚先生见一面，但是，当时他身患重病，正在住院。
在访华前，曾经参加过该调查团的日本人D·S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贺诚先生的情况。我们期待着见到贺诚先生，那时就可以查明731部队撤退后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
但是，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以及平房区人民政府都不知道在日本投降后中苏联合进行调查的事实。也有中方有关人士否定这件事，他们认为，战争结束时十分混乱，中苏两国不会联合起来，进行这种调查。
战争结束时，在中国东北地方的日方人员也认为，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1945年11月时，照例不会进入哈尔滨周围地区。
也有人主张“1945年战争结束前后，哈尔滨还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统治之下，林彪指挥下的东北民主联军的总部设在佳木斯，贺诚先生等人理应在那里。再者，战争结束后，根据《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约定只向国民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不会和中共军队联合进行调查”。
对此，D·S先生说：“战争结束时，哈尔滨地区十分混乱，苏军、国民政府军和中共军队的势力都进入这一地区，哈尔滨市区大致在国民政府军的统治之下，而周围郊区则在中共军队的控制中。苏军和中共军队在地下保持着联系。”
总而言之，1945年对中国来说，是中共与国民党政府争夺统治权的特殊时期。
顺便说一下，中共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在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改编成了八路军，它和留在以江西省为中心的旧苏区的游击队新四军，构成了中共的主力军。开始时约有5万人的兵力，到了1945年超过了128万人。作为抗日战争的第一目标，提出了解放“满洲”。
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同时，国民政府军队为了单独控制满洲，调遣了大量兵力北上，到处肆意烧杀。因此，八路军调遣主力北上，与之进行对抗。
负责指挥解放“满洲”的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中国战士出版社出版），194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期间，中共改编八路军，把东北民主联军、新四军和华南的游击部队统一起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之，中日战争结束时，在华日军面临着国民政府军、中共军队、苏军和美军等同时要求解除武装的困境：“一天之内来要求日军缴械的人，不下10次之多。”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哈尔滨和东北地区乱到了什么程度。
即使贺诚先生健康，但是，日本投降以后，中国经历了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风暴，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尚未建立起档案系统，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究竟是否保存下来了，尚属疑问。唯一的希望是贺诚先生的记忆。可是，他重病在床，只能祝愿他早日康复。
一生一次的泪水
9月27日，已是临回国的日期。我们应遨同戏剧作家夏衍先生座谈。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夏衍先生生于1900年，1929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剧团“艺术剧社”，并投身于抗日运动。他曾以《救亡日报》编辑身份，转战于广州、桂林和香港等地，最后来到重庆。他的代表作有：《法西斯细菌》、《考验》、《祝福》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曾一度被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又重新活跃起来。考虑到夏先生巳是82岁的高龄，原来预定只座谈15分钟左右，但是夏先生谈笑风生，座谈竟达一个半小时以上。夏老谈话的内容涉及文学、战争与和平、抗战时期的回忆等多方面。真看不出是位年过八旬高龄，身心都老当益壮的人。
初次见面，寒暄之后，夏先生谈到教科书问题。他的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打算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无数罪行。可是，现在日本的一部分人却说什么没有进行过侵略，并且要支持和复活军国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37年前的往事，将侵略史实公之于众。”历史的见证人夏衍先生，曾为抗击日本的侵略，挺身而战，对于教科书问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加害者如不反省自己的罪责，受害者是不会忘记过去的创伤的。
9月30日晨，北京机场显得很繁忙。中国是一个拥有从北方的寒带到南方的热带的国土和5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从国内航线的乘客身上也能看到丰富的民族色彩。
终于要和在中国逗留期间一直陪同我们的林绍纲先生和李梅子女士分手了。他们带着“送行通行证”，通过了出入境管理处和海关，一直送我们到乘机口，在送客者止步的门口，和我紧紧握手告别。
林先生和李女士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中也涌现一股暖流。在两周时间内我们共同旅行，虽说只有两周的时间，但却感到很长。这是一次收获丰硕的旅行。
这次旅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在中国结识了许多朋友。仅在两周内就结识这么多朋友，是难以想象的。可我的确在这次旅行中结识了洒泪相别的朋友，其意义是很大的。
即使是相处很久的朋友，也未必会依依惜别。两位中国朋友目不转睛地目送我们进入机舱，直到看不见为止。1978年8月12日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条约中强调两国确认“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而努力”。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是每个国民之间友谊的堆积。
每个国民之间无任何怨和恨，但是，由于领导人的想法和煽动，国家之间才产生对立，国民之间才相互杀戮。我不能背叛在北京机场所见到的两位中国朋友的泪水。对我来说，在北京机场的惜别比任何和平条约更有分量。
中国朋友啊！我希望不久还会重逢，再见！尽管还会有多次宾主的会面，但是当我一想到今天的会面不会再现时，更深切地感到：其实，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会面。
第09章 《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理念
内在性的疯狂
在一段时间内，我曾担心是否会永远写不出《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最后一章，现在得到了写成的机会，使我不能不有所感慨。
照片误用问题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继续写作，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问题的发生不止是在“第二集”，甚至连“第一集”以及相关的图书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订及继续执笔“第三集”，是两项极其痛苦的工作。
但是，这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肆虐情况下所犯的罪行，必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这种痛苦，这是推脱不了的。若诚心诚意地承受这种痛苦，就必须将这种痛苦作为日本人的债务而承担起来，并做出反省，以免重蹈覆辙。
发生误用照片以后，（在日本）出现了两种动向：有的人竭力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731部队的恶魔罪行。
即使同是731部队的人员，但战后的经历多种多样。有的下级队员至今仍拖着沉重的枷锁，而高级队员们利用他们拥有的部队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身居要职。《恶魔的饱食》里的证词，大部分是背着731这个枷锁的原委任官级的下级队员从赎罪观念出发提供的。
但是，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的同时，在高级队员中出现了“反对证词”。他们缩小或否定下级队员的证词，以维护731部队。过去一直缄口不语的高级队员，张开了紧闭的嘴，迫不及待地开始为731部队进行辩护。在谁都不愿意开口的时期，是下级队员挺身作证，使那些力图被隐瞒的战争罪行公之于众。与此相比较，那些辩解的证词，是何等的卑劣。
听了高级队员的一系列证词，令人感到他们毫无反省之意。
我曾接受了许多外国记者就《恶魔的饱食》问题的采访。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日本为什么不能由本国独自审判那些战争罪犯呢？”原来的高级军官和战争指挥者们在战后都窃据要职，怎么能审判呢？
我回答问题时说，关于战争，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审判同伙的。
虽说是在一部分军部领导人的诱导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种“以天皇为首的大村落共同体成员”意识，还有一种大和民族乃“世界之冠”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军部正是利用这一点，驱使全体人民疯狂地参加了战争。
这就是“八纮一宇”（囊括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扩大为以日本为家长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对此，日本军队的走狗宣传媒体，则大肆进行吹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存在着一种容易被独裁者利用的国民秉性。“为了国家”这句话成了免罪符。在战后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头，这种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这不正是日本本质危险之所在吗？
所谓国民的疯狂，纯粹出自内因，而不是从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疯狂，我认为这是日本国内不能审判战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队的高级队员挥舞着“为了国家”、“因为是战争，没有办法”等免罪符，说“731部队里没有一个恶魔”等等。在这种自我辩解面前，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日本人是否是一个不进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书第一集中所阐明的，采访写作这部纪实的目的，并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妨碍对犯下的罪行进行反省。写这本书是为了促使人们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导致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不仅于此，还有日本的战争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隐瞒、搪塞其罪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日本人把个人责任掩埋在集体之中的意识结构了。
我并不是把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仅仅当作日军的一支部队的战争记录来追溯的，而是将731部队作为战争罪恶的一个象征来捕捉的，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