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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剩下了我。”
“我可以关照使您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代理费，作为代表黛安娜的律师费，大概有1万元吧。”
“既然代表黛安娜，”梅森说，“我就要为她尽力而为。”
“暴露我的过去和她与我之间的关系这对她来说有害无益。”
“怎么有害无益？”
“这只会使事情复杂化并把她卷进来。”
梅森说：“警方现已收到一个匿名举报，因此他们要审问黛安娜。您在这一地区颇有影响。您应该有足够的影响力使警方不那么看重这个匿名举报。您不是也不愿意让黛安娜受到审问吗？”
温洛克想了想说：“让黛安娜离开这个城市。”
“然后呢？”梅森问。
“离开以后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您能制止警方的调查吗？”
“在一定范围内并且是间接的，我还能起到一定的制止作用。”
“既然如此，剩下的问题就是黛安娜的财产权了。”梅森说。
“对黛安娜来说基本上不存在合法产权问题。”
“我不这么认为，”梅森说，“在美国，结婚以后获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
“但是我与我的前妻已经分开了14年之久。”
“您不能用‘前妻’这样的字眼，”梅森说，“您只有一个妻子。”
“这难道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有很大关系。”
“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梅森先生。尤妮斯·爱尔德现已死亡。在婚姻期间所获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当妻子死亡时，这些财产就将自动转归丈夫所有，当然还要通过某些手续。如果您在尤妮斯死之前找到我这样说，情况会完全不同，可是从现在来说，骑在马背上的是我，我完全有权掌握这笔财产。”
“您以为您是骑在马背上，”梅森说，“可您骑的是一匹难以驾驭的烈马，搞不好您就会从马背上摔下来，摔个鼻青脸肿。按照法律规定，夫妻共同财产中妻子的利益在其死亡时可以转归丈夫所有，除非妻子另立遗嘱处理她在共同财产中的那一部分。而您的妻子就曾经立有这样的遗嘱。黛安娜则是她的财产受益人。”
温洛克皱着眉头想了想说：“您想为黛安娜争得多少？”
“您有多少？”
“这要看怎么估价。”
“您怎么估价？”
“所有的都算上大概有300万吧。”
“好，您打算怎么办？”
“我想给黛安娜价值50万的资产。其中5万为现金，在90天内我再给她10万，其余的35万一年内给清。”
“您要求什么回报？”
“我要求的回报是对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对我的过去要完全、绝对地保密。”
“您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梅森说，“您知道该如何去做。现在我要和您谈谈关于黛安娜的问题。我不打算给您任何答案，也不打算给您提任何建议。我只希望您好好想一想，怎么做才能对黛安娜更有利。”
“如果一旦警方发现了黛安娜与博雷的关系，并问到她与博雷之间的交易，那时黛安娜只能说出和你的关系以及整个背景情况，否则将对她不利。”
“您能否简单说说黛安娜与博雷的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好了解得更清楚些。”
梅森说：“博雷首先发现了这层关系。于是他找到黛安娜，花言巧语地哄骗她签了合法的合同。他假惺惺地装作对她当模特儿感兴趣，要给她拍电影、上电视，引入一种新潮女装。”
“但是在这个花言巧语的合法合同和什么上电视咱电影之类的诱饵背后，他想引她上钩的真正目的是想把她从任何来源，无论是遗产还是其它来源所得到全部收入的一半窃为己有。作为回报他付给她每周100美元。”
“上周六他给她来了个突然袭击，拒绝继续支付每周100美元了，这说明，他认为直接引您上钩进行敲诈比等着让黛安娜得到财产再与之对半分成对他来说来得更快，更有利可图。此外也可避免公众对他和黛安娜的合同的合理性的怀疑，弄不好会以合同为手段行骗起诉他。”
“而黛安娜由于合同终止和失去每周100元的收入感到恼火，她来找我商量，但她对合同后面的原因一无所知。”
“我之所以对这件事产生怀疑是因为我曾派人跟踪了博雷，所以今晚我才找到了您。黛安娜对我做的事情是不知道的。当蒙特罗斯·福斯特找到她并说服她为保护她的名声她必须从博雷手中要回另一份签有她名字的合同时，她居然不和我商量就自作主张处理这件事，她这样做很愚蠢。”
“她干了些什么？她找博雷去了？”
“我不想把自己的说法做进一步发挥，”梅森说，“但是，警方现正在按一个莫虚有的匿名电话的举报想审问黛安娜，追查博雷的案子。他们到这里来过要把她带到警察局去。我拦着没让她去。如果警方审问她，那么很有可能这件事就会暴露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尽全力保护黛安娜的利益。”
“要是警方没有审问黛安娜呢？”
“那我会认真考虑您的建议，井要和黛安娜本人商量。”
温洛克说：“我能用一下电话吗？”
他走到电话机旁，让总机接警察局，过了一会儿对着电话说：“喂，我是乔治·温洛克。我要找普雷斯顿局长讲话。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找他，我——哦，他在？那好，请把电话转给他。”
稍微停了一会儿温洛克说：“喂，是局长先生吗？我是乔治·温洛克。是这么回事，局长，您手下的人要审问迷神饭店的黛安娜·爱尔德小姐，您想从她那儿了解什么情况？”
从电话里传来生硬、刺耳的声音，大约响一分钟温洛克一直在听对方讲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温洛克才说：“就是为了这个？不过是一个匿名举报电话嘛！……我说局长，您看是这么回事。我对黛安娜有所了解。据我所知，有些人正为一个她签的电视模特儿合同的事变着法儿的欺负她。同行是冤家嘛！总之，那个匿名举报电话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审问黛安娜不会有丝毫作用，只会使她个人感到尴尬难堪，而且——什么，太谢谢您了，局长。我想我会告诉您……好的，您去和他们说？那太好了。非常感谢您，晚安。”
温洛克挂上电话。“这样行了吧？梅森先生。”
“这就好了。”梅森说。
“快让她出城。”温洛克说。
“她现在刚刚服了镇静剂。”梅森说。
“那就明天一早。”
“您想见她吗？”
“我的事她都知道了？”
“知道了。”
温洛克说：“是的，我是想见见她，但现在不合适，这里太乱。我想等她回波来罗海滩后再说。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我会和您联系，到时我再和您以及黛安娜商量关于财产处理问题。另外，在财产处理上我还要依靠您。”
梅森说：“您能依靠我的惟一的事是我会为黛安娜的利益尽力而为。”
温洛克说：“请告诉她说我来过了，由于她刚服了镇静剂，因此从时间和地点上来说见她都不太方便。告诉她我正在利用我的影响保持她免受不公正的舆论攻击。还有，在她有机会听我解释之前，她可以怎么认为我都行。”
“您也可以对她解释一下，”温洛克接着说，“就说我已经以个人名义请求警方不要再为难她了。”
“没问题，我一定把话转到。”梅森说。
温洛克伸出手：“谢谢你了，梅森先生，晚安。”
“晚安。”梅森说着把他送到门口。
13
温洛克走了不到3分钟，门铃就响了，梅森把门开开，只见一位相貌出众、打扮得光彩照人的女人带着迷人的微笑站在门口。
“可以进去吗，梅森先生？”她问，“我是温洛克太太，我知道我丈夫刚刚拜访过您。我一直在大厅的棕榈树后面等着，见他离开了才上来，因为我想私下见见您。”
“请进，”梅森说，“请坐。”
“谢谢。我进去但就不坐了。我来的目的是想让您知道什么是我想得到的，什么是我能给予的，几句话就得。”
“什么是你能给予的？”梅森问。
“黛安娜·爱尔德的自由。”
“什么是你想得到的？”
“我想得到的是保持我的社会地位，我的声誉和我的财产利益，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梅森说，“不过请讲得具体些，你是怎么知道黛安娜的自由危在旦夕呢？”
“别装糊涂了，梅森先生。黛安娜跑到里弗赛德找博雷。她见到了博雷。她也许是最后一个见到博雷活着的人。”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警方从一个匿名举报电话了解到了这些情况。”
“你是怎么知道举报内容的？”
“通过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管这个的。”
“你好像知道的还不少。”
“知识就是力量嘛。”
“你想有力量？”
“我想力量越大越好。不瞒你说，梅森先生，我家书房里有一个窃听器。我儿子正处在罗曼蒂克的年龄，好几次有女孩子找到他想对他进行敲诈。所以我认为在房间安个窃听器倒是好办法，所有的谈话都可以被窃听到。”
“这么说今晚我和你丈夫的谈话都被你窃听了。”
“一字不漏。”
“那好，你有何见教？”
“如果能证明在黛安娜拜访博雷之前，博雷就已受伤——而且是被严重打伤的话，就会证明你的当事人是清白无辜的。我说的有道理吧。”
“假设如此。”梅森说。
“而我能给你提供这个证明。”
梅森说：“也许你还是坐下来谈谈好，温洛克太太，我们好好谈谈。”
“也好。”她走向一把椅子，坐下来，把膝盖交叠在一起，又摆弄了一下裙子，使裙摆的底边放顺，充分地烘托出一双裹着尼龙袜的纤细的腿。她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微笑地看着梅森，脸上充满镇静的自信。
“说说看，我们要如何证明这一点。”梅森说。
“至于这个嘛，”她说，“我们以后再详谈。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你是否原则上同意我的观点，即如果我能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我就有权保持我的名誉、地位、我的声望和财产。”
“你还打算提供其他什么作为回报？”梅森问。
“你说，其他什么是指什么？”
“关于黛安娜的财产权力呢？”
“她有产权吗？”
“有的。”
“我丈夫是怎么认为的？”
“我想你应该和你丈夫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好，这么说吧，在财产分割上我丈夫的任何建议我都同意。”
梅森说：“我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你打算怎样做证，我还得和我的当事人进行讨论。”
“好吧，”她说，“我们假设哈里森·博雷是个诈骗犯、无赖、不法之徒。假设事情错综复杂，一环套一环，今天晚上有个人来到博雷住处，因为分赃不均和博雷发生了争吵，结果博雷被严重打伤。”
“然后呢，我们再假设我儿子来拜访博雷，却发现他躺在地上，但他并没仔细看，以为博雷喝酒喝得烂醉就走了。我们再假设我也去拜访博雷，发现他受了伤，于是认为可能是我儿子和他发生了争吵并打伤了他，我也走了，没过多久我给旅馆的老板打了电话，告诉她去看看10号房间住的那个人，说完就撂了电话。”
“我们还假设我丈夫跟在我后面拜访了博雷，见他受伤，猜想是我和他发生冲突造成伤害，也溜走了。”
“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你的证据，你丈夫的证据和你儿子的证据，而你明明看到有人受伤却见死不救也理应受到责备。”
“如果以上情况确实属实，告诉我，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如果你儿子以为他是喝醉了，还有情可原，可以不构成犯罪。可是如果你明明知道有人犯了罪，却知情不举，情节就比较严重了。”
“假设我也以为他是喝醉了呢？”
“那样的话，”梅森说，“就等于编造了一个愚蠢的故事，把听众当成笑料，因为居然发生两个同样偶然的事件，这显然不太可能。”
“假设我丈夫承认他知道博雷受了伤，但却以为是我用什么武器打的他，不过伤势并不严重，博雷只是昏倒了，那么法院对他的判处能够很重，以至判刑或者遭到谴责和非难吗？”
“别忘了，”梅森说，“那个人当时已濒临死亡的边缘，致伤的性质和程度很重要。能否及时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