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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小姐将盖过海关验章的护照和机票交还给他：“谢谢，祝您旅途愉快。”
他把散发着淡淡香水味的机票放在唇上轻轻吻了吻，这个颇似英国绅士风度的动作虽有些猥亵的味道却很讨女人喜欢。随后，他拎着皮箱不慌不忙地踏上通往舷梯的电梯通道。
其实，他昨天上午才从这条通道出去。那时他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港商。海蓝色的英国护照上将他的身份填写得清清楚楚：周国勋，32岁，香港恒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当时在五号入境口验证的也是这位白衣小姐，当她递还证件时还讨好地问了句。“您需要帮忙吗？”他摇摇头，走出机场大厅，叫了辆豪华出租车，直奔市中心的富士山大饭店，住进了预定的1655号套房。
半小时后，当他锁好房门正躺在宽大的浴缸中昏昏欲睡时，浴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裹着裘皮大衣的女人无声无息地走进来，他很纳闷，不知这个女人怎么打开的房门。透过濛濛的雾气，他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来人的面孔。这是一个容貌娇艳的日本少妇，一团浓浓的黑发高高绾头顶；鸭蛋形的脸上抹着厚厚的白粉；两条细细的，齐齐的如同月牙般的眉毛下，一双又圆又亮的眼睛含满甜甜的笑意。他断定这是一个“按摩女郎”或“应召艺妓”。在日本这是一种合法且很时髦的职业，许多高级饭店都设有这种刺激的“额外服务”。他正犹豫着是不是接受这种服务，女人却先开口了：“你是个中国人？”她讲得一口纯熟的英语，不仅发音准确，甚至把语调中的失望和蔑视也表达得淋漓尽致，说着朝后退了两步，似乎想转身离去。
他仿佛被人狠抽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一阵胀疼，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复仇的欲望，忍不住低低吼了声中国话：“你他妈站住！”
女人仍笑眯眯地望着他，又用汉语慢慢说了句：“中国人。”
他像一只被激怒的豹子再次跳出浴缸，朝女人当胸一记“黑虎掏心”拳，女人毫不慌乱，侧身一闪，躲过双拳，顺势甩掉裘皮大衣，露出一身米黄色的短裙，接着两掌平伸，从左右朝他凌空劈下，他忙横臂护挡，女人两只娇小白皙的手掌仿佛两块坚硬的木板，砍得他双臂又麻又痛，“妈的，这娘们儿还真有两下功夫。”他再不敢大意，气运丹田，拳脚相加，朝她劈头盖脸一阵猛打。几番回合下来，女人渐渐有些招架不住，发团散落，粉面泛红，脚下一滑，被他趁势摁倒在湿漉漉的瓷面地板上。他凶狠地骑跨在她娇小的身躯上，猛力撕开衣裙，却蓦然怔住：女人的身上纹着两颗五星。这是“红星军”的标记，是他在日本期间的直接领导人。但奇怪的是女人用这种方式与他联系。
“你为什么这样？”他抓过微型手枪厉声问。
女人急忙整好衣服，说：“我想让你改变计划。”
他有些疑惑地凝视着对方，显然不太相信她会掌握自己这次神秘而神圣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了解自己的行动，但绝不是这个日本娘们儿。“你根本不知道我的计划！”
“告诉你，这件事也有人找过我们，出价一千万美元，可我没答应，我希望你也能再好好想一想，别忘了，你还是个中国人。”
“放屁！”他暴怒地吼着，“正因为老子是中国人才要这样干！”他脑子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她猜到了自己的行动计划，那就不能再让她活着出去，他垂下枪口，语气平和地问：“我需要的货带来了吗？”
女人用两只清澈如水的眼睛盯着他：“我再提醒你一句，美国人已经发现了这次行动，他们会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也许你刚下飞机就被安全局或情报局的特工装进国车。”
他神情漠然地摆弄着手枪：“谢谢你的提醒。”
女人仍有些不甘心地劝说道：“你如果留下来，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他用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催促道：“我希望你能按规矩办事，请把货交给我，你就滚吧。”
女人望着他点点头：“你的两眼充满了仇恨和杀机，我不得不承认，他们选派你干这件事非常正确。”她忽然转身冲镶嵌在墙上的一面大镜子拍了拍手掌，蒙着一层水雾的玻璃镜缓缓推开，露出一扇连接着另一所豪华套房的暗门，暗门边站着两名手持微型冲锋枪的彪形大汉，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浴室。
他愕然地呆立着，一时竟不知所措。
女人从他手中夺过手枪，披上裘皮大衣，返身跨进暗门，扭过头冷冷地说：“先生，你要的货全在外面的箱子里。我真诚地祝你成功，但我也真诚地告诉你我的感觉，你不像一个中国人，你也不可能成功，再见。”
高大的双面玻璃镜又悄无声息地恢复了原状。
当他返回卧室，果然见床上有一只黑色硬壳皮箱，打开箱盖，里面放着一架索尼800M。K小型摄像机、一台漂亮的宝利来SX——70兰德照像机、一套质料上乘的西服和一盒化妆品。在箱底的夹层处他抽出了一本日本护照、一张记者证和一张飞往华盛顿的机票。他取过那只外观精美的摄像机捧在手中掂了掂。他知道他所需要的——准确地说是美国人需要的“圣诞礼物”，就装在这架精致的小玩意里。他将利用这只小巧的摄像机和这些证件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一件足以震动整个世界的“新闻”。
2
他本可以在东京停留两天，可第二天一早，他便按计划中的预定方案用特制的化妆品改变了自己的容貌，然后拎着皮箱离开大酒店的套房，急匆匆赶往机场。促使他匆忙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他讨厌别人的窥视，也憎恶这个国家。在这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唤起他记忆中的耻辱，都会使他感到一种强烈的自卑。那个日本娘们儿说得对，从根子上说他不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算不上一个纯种的中国人。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大和民族的血液，在他身上也几乎到处都能发现日本人的特征：身材矮小，四肢粗壮，大脑门，圆鼻头，高颧骨，小眼睛。他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点也不像母亲。在他的记忆中，他的母亲很美，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苏杭美女，正因为她有一副迷人的美貌，在当年那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南京大屠杀中才幸免一死。把母亲救下来的是一个日本大住。当两名日本士兵把他母亲架到日本大住面前时，大佐已用指挥刀砍了三十七个中国人。
“血糊糊的东洋刀在头顶上停了半晌，可楞没往下砍。”多年后，母亲仍胆战心惊地向他讲述着当时的情景。
悬在半空的指挥刀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寒光，一股浓浓的鲜血顺着刀锋缓缓地滚淌下来，正滴落在母亲苍白恐惧的脸上，又热又粘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腥味。大位猛然后退半步，盯着跪在脚旁的女人抿嘴一乐，抖动双腕，长长的刀身画了个漂亮的弧形呼啸着落下来，削去母亲的衣襟。“花姑娘，大大的好！皇军日古日古地！”
已经吓得昏死过去的母亲竞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被两名日本士兵押到了大佐的住处，当了一名女佣。
十个月后，母亲生下了他。这时大佐已率部转战他方，杳无音讯……
母亲是在鬼子投降那年同后来成为他父亲的守门人结的婚。他小学毕业时，已经是四个弟妹的哥哥了。虽然家境贫寒，他却有幸进入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特别是英语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英国神父曾想把他送到伦敦的皇家学院深造，但继父不答应，母亲也不舍得。在他们看来洋文学得再好也不能顶饭吃，更不能挣钱花。为了给贫困的家庭减轻点负担，增加点收入，他只好辍学。先背着破麻袋，拎着铁扒子走街串巷拾破烂，后来又进了继父守门的那家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尽管没人知道他母亲的遭遇，也没人了解他的身世，但父母卑微的职业使他时时感到一种被人歧视和嘲弄的耻辱。他从小就仇视那些趾高气扬的权贵子弟，更仇视那些容光焕发的当权者，甚至仇视整个社会。他渴望有一天能把这令人厌恨的世道打得稀烂。
这一天还真让他等到了。
1966年盛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他由一名微不足道的翻砂工一跃成为威风凛凛的“造反司令”。戴着鲜红的袖标，举着火红的大旗，高呼着“造反有理”等最高指示，把厂长、书记统统拉上批斗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他们的老婆孩子统统赶出豪华的住宅，让这些权贵们的公子小姐也走街串巷去扫厕所。去尝尝做下等人的滋味。他以高昂的革命激情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带领造反战士张贴大字报，召开批斗大会，查抄黑帮分子的老窝，砸毁一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他像一个复仇的勇士，一只冲出囚笼的猛虎，尽情宣泄着多年淤积在胸中的愤恨，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挥着墨笔在币长肥胖的脸上打叉，握着剪刀把市委书记花白的脑袋剪成标准的阴阳头，他可以坦然自若地在市委大楼的会议厅里睡觉喝酒，同王洪文、陈阿大等风云人物坐在主席台上谈笑风生，慷慨陈词。在王洪文指挥的攻打柴油机厂保皇派的战斗中，他率领“工总司”的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子弹把腿肚子穿个大洞仍不肯下火线，被张春桥称为“红色政权的钢铁卫士”，由王洪文介绍入党，并受到文革旗手江青的亲切接见。使他终身难忘的是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经王洪文作媒，他在锦江饭店同一位漂亮的芭蕾舞演员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三个月后，妻子便为他生下一个白胖胖的女儿，三十得子，仕途得志。面对命运之神洒下的灿烂光环，他真诚感谢崭新的时代，他几乎每天都用发自肺腑的声音哼唱着那支曾响彻神州大地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如果文化大革命真像他歌颂的那样继续好下去，那他的前程将光芒万丈，无法估量，他必将成为时代的英雄，他的名字必将载入史册。但历史并没按他的意愿走下去。“四人帮”垮台了！
当他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他正在非洲丛林中的一个训练营地。离开家人和祖国已经一年多了，他之所以会到这里来，完全是由于王洪文的信任和器重。一年多以前，已升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工总司总司令”把他叫到北京，告诉他经最高统帅批准要在全国组建一支强大的武装警察部队。“我早看透了，”年轻的副主席一边喝着酒一边激奋地说：“军队靠不住。那帮老帅呀，老将啊，根本不听我的。要保江山，要干大事，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枪杆子，等把这支武装警察的队伍拉起来，我还当总司令，你当特警部长。在咱们这帮子人中，就你会咕噜外国话，当年蒋介石有戴笠，斯大林有捷尔任斯基，你就是我的戴笠和捷尔任斯基。”
为了不辜负党中央副主席的厚望，按照王洪文的指示，他亲自带领一批精心挑选的骨干到国外学习培训。他们先后考察了好几个世界闻名的“革命组织”，如“黑九月”、“红色旅”、“赤卫军”等，向这些专门从事红色恐怖的勇士们学习密码通讯、跟踪窃听、枪击爆炸、暗杀绑架。就在他学满业就，准备回国大显身手之际，“四人帮”却垮台了，“总司令”成了阶下囚，他的“特警部长”自然也就成了黄粱一梦。不久，国内发来急电，要求他立即回国，另有任务。他什么也没说，把带出来的那些骨干全部送上飞机，自己却撕了机票淹没在异国他乡的茫茫人海。他明白回国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命运。他不是傻瓜，也不会干飞蛾投火的蠢事。几天后，他辗转来到波恩，找到了梅茵霍芙集团的首领巴德尔，恳求加入这个组织。巴德尔是法兰克福大学的一名历史教授，1968年他和情人梅茵霍芙煽动一伙狂热的大学生组建了一支革命组织“青年近卫军”，声称要用暴力摧毁资本主义。他们摧毁的第一个目标竟是梅茵霍芙的丈夫，“新左翼”杂志《混凝土》的主编迈克米·鲍曼。长着一双栗色大眼睛的梅茵霍芙亲自带领十名“近卫军战士”冲进自己的家，砸烂了所有陈设，用大铁钉将丈夫倒钉在墙上，用鲜血洗手宣誓，并把这一残杀过程拍成录相带寄给电视台。接着，他们又用同样的手段在三天之内暗杀了两个财团要人和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这一连串恐怖事件使梅茵霍芙和巴德尔名声大震，很快就成为西德乃至整个欧洲的新闻人物，也成为警察通缉追捕的要犯。许多报纸电台不厌其烦地连篇累牍报道着他们的行踪和秘史。尤其是年轻漂亮的梅茵霍芙更是记者们追踪采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