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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身穿白色燕尾服的传者迎到他面前：“先生，欢迎您光临。”
他出示了证件。“我是《朝日新闻》的记者，五天前在这里预定了房间。”
“好，请跟我来。”侍者将他领到服务台前。值班小姐查阅过证件，笑盈盈地递给他一张磁片钥匙卡：“您是K705号房间。”
“谢谢。”他接过钥匙卡，乘电梯来到705号客房。刚放下皮箱，摆在床头小柜上的电话就发出一串悦耳的铃声。他以为是服务台的小姐打来的，便走过去抓起话筒：“喂，你找谁？”
“梅茵霍芙。”话筒中传来一个男人粗哑的嗓音：“乌丽克·梅茵霍芙。”
他一怔，忙压低声音应道：“我就是。”
“你好！雪茄带来了吗？”
“当然，我是专程来送货的。真正的俄罗斯大雪茄。”
“可你还带了私货！”对方语气阴冷地斥责道：“你们为什么不按规矩办事？”
他沉稳地笑着解释道：“这正是我们的规矩：为了保护货主的安全，送货人必须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对方似乎相信了他的辩解，语调也变得温和了许多：“我很钦佩你的勇敢和忠诚。明天晚上八点请带货到阿林顿军人公墓，有人在第75号墓碑前等你。”
“好的，我记住了：晚上八点，阿林顿军人公墓，75号墓碑。”他习惯地将交货的时间和地点重复了一遍。
“明天晚上见。”陌生人“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
他等了一会儿，确信对方不会再讲话，才缓缓地摁下话筒。他用手指轻轻敲打着红色电话机，继续回想着接货人下达的指令：阿林顿公墓，晚上八点。为什么要把交货地点选在阿林顿公墓呢？他想起刚才从机场赶往市区时路过的那片黑黝黝的墓地，那里距华盛顿市区约两公里，紧靠九号高速公路和波托马克河，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橡树林，环境非常肃穆幽静。可美国人把交货地点选在那里绝不是为了肃穆和幽静，而是为了便于杀人和处理尸体：公路上的车祸、河湾里的溺水，都是最好的灭尸方法。他可不想到美国的第二天就成为一场车祸的牺牲品。仅仅几分钟之后，他已知道自己该怎样对付这个陌生的美国人了。他拎起皮箱走出房间，又来到一楼大厅的物品保存处，向值班小姐租了一只保险柜，将皮箱塞进去，又仔细地拧紧密码锁。当他正准备乘电梯返回七层的客房时，忽然好像察觉到什么，又在电梯门口停下来：大厅中的喧嚣声戛然而止，一片沉静，静得像一塘池水。他诧异地问站立一旁的白衣侍者：“出了什么事？”
“中国。”侍者伸手指了指：“白宫又在发布中国代表团的最新消息。”
他扭头望去，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大厅左侧，那里高高地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器，上面正徐徐闪动着英、法、中三种文字：“北京电讯：1月28日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播音707专机离开北京，由两名美国飞行员导航飞往华盛顿。”
第九章
1
1月28日。晚7时。
机翼上涂着国徽的波音707专机已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飞行了近十小时。
罗新华来到连接架驶舱的过道，拉下临窗的弹簧软椅坐下，将脸贴在舷窗玻璃上向外遥望着。苍茫的夜空仿佛一张润了淡墨的宣纸，浑浑沌沌，朦朦胧胧，但在极远的边缘却有一抹耀眼的亮光，那是太阳升起的东方。专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时正是中午，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凭窗俯瞰，碧蓝的天空和碧蓝的海水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海。这景象竟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当时，天也是这样青，海也是这样蓝，在遥远的天海相拥处一轮红日正喷薄而出。他知道那就是他的祖国，他日夜向往的圣地。当播音员用自豪的语调宣布飞机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时，他激动得禁不住热泪盈眶，奋力鼓掌。那景致，那心情，虽然经过三十年风雨的冲刷侵蚀，却仍那样清晰真切，历历在目。没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他又踏上了这条航线，向大洋彼岸那片他熟悉和眷恋的大地飞去。那里是他童年的摇篮，有他父母的墓地，也有他遥远的欢乐和苦涩的记忆。他热爱那片大地，漫长的岁月总扯不断他心头的那缕拳拳情思，但终生的耻辱和坚定的信仰又使他憎恨那个国家，那个社会。平时每当提及“美国人”，他腹部的伤疤便隐隐作痛，他眼前就会浮现一群丑恶的形象：骄横凶狠的大兵、阴险狡诈的政客、肥头大耳的资本家以及三K党、嬉皮士、妓女。在那个浸透了金钱铜臭的国度里，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无情地吞噬着人类的文明与良知。他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情感踏上西行专机的。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告诫自己不要再想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童年。伤疤、阶级，全不去想。他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去考察和批判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去旧地重游，寻亲访友，他是肩负着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重托，去执行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使命。当他望着身裹黑呢大衣的“1号首长”步履稳健地踏上飞机时，他心中的这种使命感越发强烈和凝重。
专机起飞很不顺利。步履稳健的“1号首长”同前来送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握手告别后，又俯下身亲了亲小孙女的脸蛋，然后和夫人一同走进机舱。宽大的波音707已被拖上跑道，送行的党、政、军领导人也已陆续离去，机组人员全部各就各位待命起飞，这时从指挥塔却传来“停止起飞”的命令。原因是刚刚接到上海的报告：机场雾大，不能降落，请耐心等待。真是的，早干什么去了，这时候才来报告，罗新华不满地想。他对民航局的拖沓作风早有耳闻，今天也算领教了。出师不利，还没启程就遇到了麻烦，他心中兀自凭添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专机在跑道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指挥塔才发出可以起飞的信号。
远方出现了几颗闪闪的亮点。起初罗新华以为是嵌在天际的点点残星。渐渐亮点越来越密，越来越亮，是灯光。终于看见陆地了！他正要起身离去，见新华社记者杜立彬挎着相机从过道尽头走来，操着一口软绵绵的上海普通话招呼道：“老罗，飞机快降落了。”
罗新华点点头：“我已看见灯光了。”
杜立彬约五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面皮白皙，浑身透着一股南方人的精明和干练。罗新华以前并不认识他，这次原定的随团采访的记者中也没有他。三天前，因王东升被车撞断了腿，新华社领导才决定由他顶替王东升，随代表团赴美采访中国领导人的访美活动。当罗新华得悉这一消息时很有些失望。他知道王东升是新华社驻华盛顿的特派记者，不久前才临时回国述职。几天前罗新华为搞清楚李·乔治告急信的一些内容，曾找他交谈过两次，感到他对美国的方方面面都了解得很透彻，称得上是个美国通。他也很赞同罗新华的判断，认为那封报警信不是李·乔治寄的。“寄信人可能是他的未婚妻。”他向罗新华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你见过他的未婚妻吗？”
“没有。”他摇摇头。“只是听李·乔治在一次喝酒时谈起过，也住在华盛顿，好像叫休丽莎，还是欧安娜。美国人对男女方面的私生活比较随便。情人、恋人很难分清，好了就一块睡，不好了就分手再找一个。”
罗新华笑笑。管他是恋人还是情人呢，只要有名字就好办。他决定到美国后再寻找这个体丽莎或者欧安娜。王东升也答应返回华盛顿后再帮他打听一下，那里的情况他毕竟比较熟悉。罗新华听后自然很高兴，能得到这个“美国通”的帮助，他等于又多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可一场意外的车祸竟将王东升换成了杜立彬，这难免使罗新华感到有些惋惜和沮丧。
杜立彬对能得到这次出国采访任务很意外，也很兴奋。这也难怪，干了几十年记者他这还是头一回到美国采访，而且采访的对象又是受人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飞机尚未起飞他就带着相机在机场“嚓嚓”地拍个不停。
“收获不小吧？”罗新华望着他挂在胸前的两架相机笑着问。
“已拍了三卷胶片。”杜立彬满意地笑着，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罗新华既羡慕又诧异：这个干瘦的上海人竟长了这样一口好牙齿。
杜立彬在软椅上坐下，打开一架照相机的后盖，动作娴熟地换出胶卷。飞机降落后将是记者们决战的时刻，他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胶卷的铁轴外框有些偏歪。他竟然张嘴用牙齿咬住一下一下扳正。
罗新华提醒道：“小心把牙硌坏。”
“我的牙不怕硌。”杜立彬笑着故意张大嘴巴，用舌尖将一排假牙推出口外。“69年我到珍宝岛采访，一场车祸把满口牙全硌没了。”
罗新华笑了：“我说你的牙怎么长得这么齐整呢。”
飞机开始下降了。罗新华如同决赛的拳击手听到上场的铃响，精神为之一振，他知道，如果此行是一场险象丛生的战斗，那么现在就已拉开了序幕。
第十章
1
1月28日北京时间晚20点35分。
正如报道的那样，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延误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降落在风雪肆虐的安科雷奇机场。虽然是深夜，天又下着小雪，当机翼和机尾涂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波音707在停机坪停稳后，仍有一群记者举着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和各种长柄话筒围上前来。
罗新华带着三名安全小组的人员首先奔下舷梯。只见灯光通明，白雪一片的机场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不远处，竟有几名军人牵着硕大的警犬伫立在风雪中。候机楼前的旗杆上和楼顶上飘扬着美中两国国旗。美国驻华首任大使伍德科克和新婚的妻子及一行白宫官员已站在舷梯下迎候。
罗新华指挥安全小组人员站成一排挡在记者群前面。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做并无多大意义，数十名身着便装的美国特工像一道黑色的屏障已将专机严密地封锁起来。被这道黑色的“屏障”挡住的记者们虽然不满却也无人敢越雷池一步。忽然，罗新华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掌声，面前被阻挡的记者群也像潮水般涌动起来。他扭头望了望，见“1号首长”携夫人步出舱门，正稳稳走下舷梯，他仍裹着那件黑呢大衣，双肩显得很宽，也很直，没戴帽子，在呼啸的风雪中铮铮而立，头发纹丝不乱，更使他凭添了几分军人的英武之气。他微笑着朝人群挥了挥手，同迎上前的伍德科克握手拥抱。记者们的照相机和闪光灯响在一片，亮成一片。
伍德科克和白宫官员们将中国客人迎进机场大楼内作短暂休息。飞机加油后还要再飞七个小时才能抵达华盛顿。
罗新华没有离去。尽管机场内外守卫的军警随处可见，他还是有些放心不下，他不能忘记，1955年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就是在香港机场加油时被台湾特务安放了炸弹的。
凛冽的寒风卷着雪花在空旷的跑道上打着旋，像一圈圈白色的旋涡，时而涌来，时而流去。安科雷奇地处阿拉斯加州的南部，是跨入北极的门槛，素有“冰雪之城”之称。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冰天雪地，气候极为寒冷，那雪花似乎也比别处的坚硬，打在脸上如同石粒般生疼。罗新华跺了跺有些冻麻的双脚，正警惕地巡视着四周，忽被一阵争吵声吸引，循声望去，见杜立彬正在舷梯下同一个戴宽边皮帽的美国人比比划划地申辩。美国人穿一件棕色的皮猎装，个子很高，足有1米90，这使得精瘦的杜立彬越发显得矮小，讲起话来不得不伸长脖子仰着脸。罗新华一下飞机就见此人站在舷梯旁，料定必是一名正在值勤的特工，便走过去询问：“老杜，什么事？”
杜立彬又急又气地说，他把采访用的录音机忘在飞机上了，他没想到“1号首长”会在这个机场停留这样久，也许还要向记者发表谈话，如不及时采录下来岂不要误大事。“可这老兄也不知从哪来的，硬不让我上去取。”他有些气愤地晃动着记者证：“这是中国专机，我是中国记者，他无权干涉嘛！”
罗新华也觉此事有些不合情理，便对美国人说：“他是中国代表团的记者，应该让他上去。”
美国人嚼着口香糖仍摇摇头，叉开双腿像铁塔般挡在舷梯前：“不行，飞机加油时任何人不得登机。”
罗新华被对方“呛”得很不舒服，语气也显得强硬起来：“我是中方安全小组负责人。”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对方：我有权准许他登机。
美国人停止蠕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