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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我入瓮，好鲸吞我辛辛苦苦创置的银行及物业！ 廖宝珊神思恍惚，无法安寝，半夜里都把律师找来寻根究底。律师解 释纯属译文有误，不足为信。廖宝珊仍心存疑窦，恐鬼佬有诈。廖宝珊受 的刺激太大，长期睡眠不好，在挤提风潮平息后一个月，脑血管破裂猝亡， 享年58岁。 痛定思痛 廖宝珊有七子二女，儿子依序是：烈文、烈科、烈武、烈智、烈英、 烈正、烈忠。廖烈文带领弟弟继承父业，收拾残局。廖烈文回忆父亲之死， 仍不胜哀伤： “那时，我正在英国修读大学一年级经济，弟弟烈智则修读法律，忽 然父亲召我和弟弟火速回港，协助度过家族事业的危机，回来数天，只见 父亲终日以泪洗面。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见他下泪，我知他内心受了很大 的打击，但却无处渲泄，想不到，数日后，便与世长辞。” 廖氏兄弟卖了大批土地物业，还清债务，总算使银行免于倒闭，不过 元气大伤，信誉大跌。廖氏兄弟汲取以往教训，不再冒进，别家银行轰轰 烈烈大量贷款做地产按揭，廖创兴总是谨慎行事。1965年挤提风潮再起，1967 年左派大暴动，多家银行破产或重创，廖创兴却安然无恙。 廖创兴元气恢复后，家族仍投资地产。廖烈武说：“父亲做事锲而不舍， 立走主意后，便一定要做到，否则便睡不着。他做事勤力，有胆识，守信 用，眼光看得远，他在事业巅峰时期，只要看中哪块地皮，便无人敢攫其 锋。” 因廖宝珊在地产打好厚实的基础，抵债后，家族仍有不少地产物业， 加之廖氏兄弟不断投资，家族资产到现在仍逾10多亿港元。 华资银行纷纷落马的原因，多是家族性太强，财力单薄。廖氏兄弟决 定淡化家族色彩，与日本三菱银行合作，将廖创兴股权的25％转让给三菱。 有国际大银行做后盾，廖创兴在80年代银行业动荡中，又安然过关。 这是一队香港警花在进行操练 廖烈武说：“1961年的事件迄今记忆犹新，现在万事都要稳阵，小心驶 得万年船，我们不会再随便冒风险。” 从廖烈武这句话，我们可知廖创兴银行30余年来的经营作风。那么， 廖创兴挤提事件，会不会震醒其他华资银行，引以为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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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风潮再起 恒生易帜求生存 1965年，香港挤提风潮再起，其势比l961年那次还汹涌澎湃。明德银 号在惊涛中轰然破产。继而，拥有35间分行的老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亦关 门倒闭。存户如怒潮涌向各中小银行，恒生银行危在旦夕，求援无门。这 时，汇丰银行伸出援手，但要以换股为条件。恒生断腕保躯。遭此劫难， 是经营不善，还是别有缘故？ 金融三级制 香港的金融三级制于1983年正式实施。这种新的银行体制是由持牌银行、持牌接 受存款公司和注册接受存款公司（如银号等）三级金融机构组成。港府对这三类存款 机构的经营标准和业务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进行监管。三类存款机构的区别在 于： 第一，持牌银行的最低资本额及实收资本均为1亿港元 （较原来提高很多）。具有 广泛的业务范围，包括接受各种类型和期限的存款，发放各种贷款，从事海外汇兑、 外汇买卖、证券投资、信托和保险代理等业务。持牌银行必须加入银行同业公会。因 此受利率协议的严格约束（3个月以下50万港元以上的存款。及15个月以上的任何金 额的存款，可不受最高利率的限制）。 第二，特牌接受存款公司最低资本额为1亿港元，实收资本额为7500万港元，且 须向财政司申请营业牌照。持牌接受存款公司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只准接受50万港币以上的定期存款 （少于50万港币的定期存款及任何金额的活期 存款均不得接受）和从事各种批发性业务，包括证券包销、财务服务和咨询、银团贷 款、可转让存款证买卖等。持牌接受存款公司不受利率协议的限制。 第三，注册接受存款公司，须拥有1000万港元的实收资本，并向监理专员申请注 册。该机构的业务范围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只准接受不少于5万元港币期限为3个月以 上的定期存款 （注：香港的定期存款习惯3个月的期限，期满再续存）。1986年，港府 又把5万港币的存款最低额提高到10万港币。该机构可从事批发性的金融业务，如抵 押贷款、股票、债券、外汇、黄金、保险代理等。注册接受存款公司也不受利率协议 的限制。 金融三级制的目的，主要是优化银行业的规模结构，限制接受存款公司的盲目发 展和银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强持牌银行的地位和利率协议的约束力，从而提高整个银 行业的稳定性和应付危机的能力。 金融三级制实施后，持牌银行的数目不断上升，而银号等接受存款公司总数逐渐 下降。从三类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例来看。1989年底时，持牌银行吸 收的存款占93％，持牌受款公司和注册受款公司则分别占了3。7％和3。3％。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 弱点。因没有法例制约，廖创兴银行的经营即是合法。若以国际间银行惯 例衡量，该行的经营又极不规范：首先，大量从事非银行业务：其次，所 制定的利息远远超出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再次，没有留以相应的流动资 金应付日常营业。 不知廖宝珊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他的目的是 显而易见的，不这样做，家庭财产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惊人膨胀。 廖创兴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银行界的批评。1962年，港督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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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爵士，邀请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汤姆金斯来港，汤氏是英国著名 的银行法专家，他对香港银行业进行考察，并提交了“汤姆金斯报告”。 港府在汤氏报告的基础上，修订新的银行条例，于1964年12月1日正式 实施。新条例对银行业务的定义、银行应承担的义务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 如银行最低净资产不得少于500万港元，流动资金比率不得少于25％等。 同年，香港银行同业公会超越重重障碍，完成了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 会员行与非会员行坐到一起来，达成一项利率协议，规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协议，非会员行的银号也必须遵守。 香港的银行业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级制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备。不过， 对当时银行业“无法无天”的现状来讲，这两项举措的出台，是个了不起 的进步。 外资大银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和同业协定运作的，两项举措 的出台对他们极有利。华资银行，要么是从银号脱胎而来，要么沾染了较 多的银号遗风。他们大部适应不了新举措，不少人怨声载道，说英国人卡 中国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银行与银号蓬勃发展的时代。香港经济起飞，加工业 遍地开花，房地产热持续升温，银行业有利可图，在香港经济发展中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宝珊罹难，并未在华人同业留下什么阴影。有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厄运未降临自己头上罢了。 积重难返，港府的新条例和同业公会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恶习”甚至愈演愈烈。结果，在新条例实施不到3个月，又一场特大挤提 风潮席卷香港。明德银号即告破产，众多的中小银行在挤提风潮中摇摇欲 坠，甚至连信誉卓著的恒生银行也濒临破产。 恒生一直口碑极佳，难道它也像廖创兴一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开拒进取 恒生银行于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银号改名重组的。次年，22层的恒生 大厦在中环落成。除总行外，另在九龙油麻地、旺角设立分行。到1965年， 恒生已拥有9间分行。 恒生银行在改名之前，就实现了与现代银行经营机制接轨。利国伟在 恒生的地位青云直上，1960年1月1日，晋升为董事；1964年1月，提升为副 总经理。 恒生积极吸纳存款，到1965年挤提风潮爆发前，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7。2 亿港元。 有较雄厚的存款做后盾，恒生董事长何善衡主动去寻找放贷市场。当 时纺织业、成衣业、塑胶业、五金业、玩具业等如 火如荼，方兴未艾，前来要求贷款的工业家纷至沓来，其实根本用不 着去找贷款客户。何善衡认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能等人家“求”我 们恩赐；银行是盈利机构，物色准了客户，就意味着盈利。 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他还说：“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 衣食父母，客户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963年，恒生银行开办“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目的是摈弃银号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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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进修班由利 国伟主持，身为董事长的何善衡亲莅授课，学员有老职员，还有刚入行的 见习生。 香港工业的腾飞，带动房地产的兴旺。何善衡抓住这有利时机，资助 地产商及置业者。那时，银行业与地产业流行按揭。地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