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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查找各种文件的时候，埃勒里注意到在费尔德的个人物品中有很多关于笔迹分析的书。我们认识到，费尔德有一次勒索的确凿证据（摩根案）并有多次勒索的嫌疑，而且对笔迹分析很感兴趣，那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伪造笔迹的人。如果是这样，并能解释得通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费尔德经常伪造原始勒索信，他这样做的惟一原因是保留原始勒索信，以反复进行勒索。毫无疑问，他和黑社会之间的联系使他掌握了勒索的技巧。后来我们确定勒索为犯罪的动机。但是我们还记得当时以勒索为动机使我们失去了方向，既然我们的任何一个嫌疑人都可能是被勒索对像，我们就不能确定其中哪一个是凶手。”
警官皱起眉头，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
“但是我在使用这一解释时方向错了，它只能向你说明一个人的习惯是怎么指挥他的行为的。我太习惯从动机查起了。但是在调查中只有一件事情是引人注目的，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线索，我宁可不称它为线索，我指的是丢失的帽子。
“不幸的是，我们在星期一晚上在罗马剧院急于马上进行质询，而忽视了帽子丢失的重大意义。并不是从一开始，因为它太远我们就没有注意它。我在检查尸体的时候，它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的事之一，对于埃勒里，在他一进入罗马剧院弯腰看尸体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有成百的细节要注意，成百的问题要问，成百的命令要发布，有成百的矛盾和可疑的发现要排除。所以像我说的，我们在无意中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充分分析了帽子丢失的意义，可能当天晚上我们就破案了。”
辛普森笑着说：“但毕竟也不长，你这个火药桶，现在是星期三，谋杀发生在上个星期一。只有九天时间，你那么苛刻干吗？”
警官耸耸肩。“但是如果当时注意了，就会大不一样了。最后，我们终于认识到帽子的重要，首先我们问自己：帽子为什么被人拿走了？似乎只有两个答案成立，首先帽子本身可以作为指控的证物，第二，帽子里面藏有罪犯想要的东西，为它才发生了谋杀。最后证明都是对的，帽子本身可以作为指控的证据是因为在他里面的皮制汗带上有斯蒂芬·巴里的名字，墨水极难抹去，而且帽子里有罪犯最想要的东西——勒索信，当时他肯定想那些都是原始信件。
“我们虽然没有得出更多的结论，但我们找到了切入点。当我们星期一晚上离开罗马剧院并下令关闭剧院的时候，我们在搜查中没有找到丢失的帽子。我不知道帽子是被秘密的带出了剧院，还是还藏在剧院里，我们没有找到。第二天，我们再来到罗马剧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明确了蒙特·费尔德的帽子的去向，它不在剧院里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星期一晚上剧院就被封了，所以帽子在案发当晚就被带出了剧院。
“他只有在观众散场的时候才能把帽子带出剧院，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紧急疏散门都是关着的，或有人守卫。左边过道最先有杰斯·林奇和埃琳娜·利比，然后是领坐员约翰尼·蔡司，最后是我的一个警员。左边过道除了剧院大门，没有紧急疏散门，而且整个晚上都有人站在门口，所以帽子不可能从这里带出去。
“从这里继续想，费尔德的帽子是一顶礼帽，但整晚都没有人不穿礼服却带着礼帽走出剧院。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拿走帽子的人肯定穿着晚礼服。你们肯定会说，策划这次谋杀的人肯定会不戴帽子来到剧院，然后作案后不用再处理多出的一顶帽子。但如果你想一想，你应该明白这是很不可能的。如果他不带帽子进入剧场，他会非常引人注目的，尤其在进入剧场的时候。当然这只是一种我们应该记住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推测，能如此不留痕迹作案的罪犯肯定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人注意的机会。埃勒里推断罪犯事先没有意识到费尔德的帽子的重要性，但如果是这样，罪犯不戴帽子进入剧场的可能性也不大。我们认为如果他戴着帽子进来，他必须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就是说，在作案之前。而埃勒里的‘罪犯预先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的推论使得这一点也不成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意识到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认为比较合理的假设就是罪犯把他的帽子留在剧院里，而那帽子是一顶礼帽。这一切都还合理吗？”
辛普森承认：“似乎很合逻辑，但很复杂。”
警官恨恨地说：“你还不知道有多复杂呢，我们还必须要同时想着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带着费尔德帽子走出剧院的人不是谋杀犯本人，而是罪犯的同谋。我们继续往下想。
“我们要问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罪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到哪里去了？他是怎么处理它的？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谜，我们已经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我们曾经在后台找到一些帽子，但是衣柜管理员菲利普斯夫人说那些都是各个演员的个人物品，但其中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是礼帽。那么，谋杀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哪里去了？埃勒里凭他一贯的机敏找到了事情的关键。他问自己：‘既然罪犯的帽子肯定在这里，而我们又不能找到任何突出的、引人注目的礼帽，那么我们要找的礼帽肯定看上去非常普通。’很简单吧，可笑的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哪些帽子是不引人注目的呢——看上去很普通，放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罗马剧院所有的眼装都是租用李·布伦的，答案很简单，是用做演出目的租用的礼帽。这样的帽子会在哪里呢？或者在演员的更衣室里，或者在后台的普通衣柜里。当埃勒里推论到这儿的时候，他把菲利普斯夫人带到后台检查了演员更衣室和衣柜间里所有的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有记录，没有丢失，每一顶帽子的内衬上都贴有李·布伦的标记。费尔德的帽子是一个布朗·布鲁斯牌的，它并不在这些道具帽子中，也不在后台。
“既然星期一晚上没有一个人多拿着一顶帽子走出剧院，而蒙特·费尔德的帽子毫无疑问在那天晚上被拿出了剧院，那么我们就可推断出，谋杀犯的帽子在剧场被封了以后一直留在剧院里，在第二次搜查的时候，也还在那里。现在在剧场里惟一能找到的礼帽就是道具礼帽。所以谋杀犯自己的帽子肯定是一预后台的道具帽子，因为他只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只有这些帽子能利用。
“换句话说，后台这些帽子中有一顶是属于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子的，而他在案发当晚带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
“如果这个人是谋杀犯，那我们调查的范围就缩小到了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他只能是剧组里面的男性成员，他在案发当晚是穿着晚礼服离开的，或者是一个与剧院联系很密切的人，当时他也穿着相似的服装。如果是后者，那他应有三个条件：－，他有一顶道具礼帽能留在剧院；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衣帽间和更衣室；三，有机会把他的帽子留在这两个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后者的可能性，一个与剧院联系密切但不是演员的人，”警官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下他的精致的小盒里的鼻烟。“后台的工人可以排除，因为在案发当晚他们没有一个人穿着晚礼服，所以也就不可能戴着礼帽走出剧院。收银员，引坐员，门卫和其他低级雇员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排除，广告策划哈里·尼尔森也穿着普通的便装，经理潘泽穿着晚礼服，但是我量了一下他的头的尺寸，六又四分之三，一个非常小的尺寸，费尔德的帽子的尺寸是七又八分之一，所以他不可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而且他是在我们离开剧院后离开的，在我出来的时候，我明确地告诉托马斯·维利不能排除潘泽，要像调查别人一样调查他。我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出于职业习惯在潘泽的办公室检查了他的帽子，是一顶圆礼帽。维利随后报告说，潘泽戴着他的圆礼帽离开了，没有拿任何其他帽子。如果潘泽是我们要找的人，即使尺寸不合适，他也应该拿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所以如果他戴着圆礼帽离开，可以肯定他没有拿走费尔德的帽子，因为剧院在他离开后马上就关门了，一直到星期四早上我亲自来检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安排的监视人员没有看到任何人员进入剧院。从理论上讲，潘泽和任何其他的罗马剧院的员工如果能够把帽子藏在剧院里，那么他们都有谋杀的嫌疑，但这一点也被否定了，因为我们的官方建筑顾问埃德蒙·克鲁明确地声明：罗马剧院里没有任何可以藏东西的隐蔽的地方。
“排除了潘泽、尼尔森和剧院员工以后，就剩下剧组成员了。我们是如何把调查的范围一步步缩小直到巴里呢？让我们继续想。这个案子的最有趣的部分是一系列复杂又惊人的推理，这种推理使我们完全凭借逻辑判断得出了结论。我说的是‘我们’，其实我应该说埃勒里。”
克洛宁笑着说：“对于一个警方警官来说，你真是一个谦虚的人，这真比侦探小说还要吸引人。我现在应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老板似乎和我一样对这个案子感兴趣，警官请继续说，”警官微笑着，继续说道：“我们把调查范围缩小到剧组成员，这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你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剧院被选做这个秘密交易的场所。你们想一想，一个剧院和其他正常的环境相比有许多不利的地方。只举一个例子，要多买一些自己座位周围的座位票以使自己周围的座位是空的，以保证交易的秘密性。和其他的更加方便的交易场所相比，在剧院找麻烦真是很傻。剧院没有光线，又非常安静，任何不正常的噪音和对话都是很清晰的。观众从始至终都是个危险，这点显而易见。但是当你意识到巴里是剧组成员后，这一切都自动得到解释了。从他的角度来讲，剧院是一个理想的场所，因为当在剧场里发现一个尸体的时候，谁会去怀疑台上的演员呢？当然费尔德同意了，从来没有怀疑过巴里的想法，所以自己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即使他稍微有一点怀疑，你们肯定记得他很擅长于和危险人物打交道，所以可能感觉有能力保护自己。这可能导致他的过分自信，我们当然无从知道了。
“让我们再回到埃勒里身上，我最喜爱的儿子，”警官又一次干笑着继续说道，“除了所有这些关于帽子的推理之外——事实上是在所有这些推理完全出来之前——埃勒里对在伊维斯…波普家里进行的会面的气氛有了一点启示，费尔德在过道里并没有骚扰弗朗西斯·伊维斯…波普，只是有骚扰的倾向，埃勒里认为在这两个相差很远的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朗西斯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以前她从来没有见过费尔德，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们必须相信她，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这种可能的联系可能是斯蒂芬·巴里，斯蒂芬·巴里和费尔德认识而弗朗西斯不知道。比如，如果在星期三晚上费尔德和斯蒂芬·巴里在剧院有约会，但他忽然看见了弗朗西斯，在他处于半醉的状态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去接近她，尤其是因为他和斯蒂芬·巴里之间的事情和弗朗西斯有很紧密的关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能从报纸的报道中看到她，所以他肯定能认出她，她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女性。费尔德出于商业目的也要非常了解弗朗西斯的外表和性格。但是对于费尔德、弗朗西斯和巴里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等一会儿再谈论细节。巴里已和弗朗西斯订婚并通过照片和各种新闻手段公开宣布自己为弗朗西斯的未婚夫，这就很好地回答了问题‘为什么费尔德骚扰弗朗西斯？’“另一个关于弗朗西斯的令人困惑的事实是在费尔德的衣服里发现的她的钱包，合理的解释是当酒醉的律师向她走近的时候，她由于本能的紧张而把钱包掉在了地上。后来杰斯·林奇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他看到费尔德捡起了一个钱包。可怜的姑娘，我真为她感到难过。”警官叹了一口气。
警官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再回到帽子上来，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总是要提到那顶破礼帽，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案子，一个单一的事实能在调查的各个方面都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请记住这一点，整个剧组只有巴里一个人在星期一晚上穿着礼服戴着礼帽离开剧院。星期一晚上，埃勒里在散场的时候站在大门口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