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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鲁丁和伊凡南科一样，约摸知道即将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位克格勃的头目
却不动声色，其余的人都被蒙在鼓里。
鲁丁向站在会议室尽头门口的其中一位近卫军士兵打了个手势，让那位在外面
惶恐战栗地等候着的人走进室内。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让我介绍一下伊凡·伊凡诺维奇·雅科夫列夫教授。”鲁丁高声地
说道，那个人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到桌子的尽头，并站在那儿等候着，双手握着被汗
水浸湿了的讲稿。“这位教授是我们的高级农学家，农业部的粮食问题专家，科学
院院士2 他要给我们作一个报告。请讲吧，教授。”
鲁丁早在几天以前已在他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报告，此刻，他向后倚着身子，
凝视着尽头那个人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伊凡南科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西方的大号
过滤嘴香烟。科马罗夫拭了一下他的眉宇，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位教授清了清他的嗓子。“同志们！”他犹豫不决地开始讲话了。谁也不曾
对他们是同志持有异义。那位科学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低头注视着自己的讲稿，
并直陈其辞地作起报告来了。“去年12月份和今年的1 月份，我们的长期气象预报
卫星做出预测，冬季和早春将特别潮湿。为此，根据惯常的科学实践，农业部已经
决定，我们供春播用的种子应该使用预防剂进行适当处理，以抑制也许由于潮湿而
蔓延的真菌感染。这在以前已做过许多次了。
“所选用的拌合药剂是一种具有双重用途的药剂——一种可以抑制在发芽种子
上受到真菌侵袭的有机汞化合物和一种称为‘林丹’的杀菌剂兼驱鸟剂。在科学委
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由于冬小麦作物遇到霜冻而蒙受不幸的损失，苏联将需要从
春小麦播种中收获至少1。4 亿吨谷物，那就需要播下625 万吨种子。”
所有的眼睛现在都盯在他身上，他坐立不安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政治局的成
员可以觉察到，危险就在前面。只有科马罗夫，即那个负责农业的人，在痛苦中凝
视着会议桌。有几双眼睛转而看着他，意识到有一种血腥的味道。
那位教授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并继续说道：“按每吨种子使用2 盎司有机
汞种子拌药剂计算，就需要350 吨拌合药剂。库存只有70吨，随即向古比雪夫生产
这种药剂的工厂发出了一份订货单，要他们立即投产，补足所需要的280 吨。”
“这样的工厂只有一个吗？”佩特罗夫问道。
“是的，同志。所需要的吨数并不表明要有更多的工厂。古比雪夫的那个工广
是一个主要的化工厂，生产许多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等产品。生产280 吨这样的
化学品要不了40个小时。”
“继续说吧。”鲁丁吩咐道。
“由于通讯联络中的混乱，工厂正在进行年度保养。如果拌合药剂要分发到联
盟各地的127 个种子拌药站，种子处理之后还要及时运回几千个国营和集体农庄进
行播种，那样时间就很紧迫了。所以，从莫斯科派了一名年轻而又有干劲的党员干
部去催办这件事情。看来，他命令工人们停下手上的活计，使工厂恢复了生产秩序，
并重新开工了。”
“他没有按时办成这件事吗？”克伦斯基元帅用刺耳的声音说道。
“不是，元帅同志，工厂又开工了，尽管维修工程技术人员还没有怎么把事情
干完，但又出了故障，一只漏斗的阀门坏了。林丹是一种药性很强的化学品。它加
进有机汞化合物其余配方中的剂量必须严加控制。
“林丹漏斗上的那只阀门，尽管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的状态是开启三分之一，
而实际上却完全打开了。整个280 吨拌合药剂都受到影响。”
“质量管理怎么样呢？”一位在农村中土生土长的成员问道。那位教授又竭力
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而不要再受这个罪。
“那既是巧合又是过失，”他坦白地说道，“在工厂停产期间，负责分析和质
量管理的总化学师正在索契度假，不在厂里。打电报去把他唤回来了。但由于古比
雪夫地区大雾，他不得不改道而乘火车返回。他回厂时，生产任务已完成了。”
“拌合药剂没有经过试验吗？”佩特罗夫用怀疑的声调问道。那位教授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懊丧c “那位化学师坚持要做质量管理试验。而那位从莫斯科
去的年轻官员想要把全部产品立即发运。接着发生了一次争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妥
协。那位化学师想在每10袋药剂中抽查1 袋，总共是28袋。那位官员坚持只能留1
袋给他作试验。那时候就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新的袋子与去年留下来的70吨备用药剂堆在一起。在仓库中，其中有一位装
卸工，在收到要送1 袋药剂到化验室作试验的报表之后，便挑选了1 袋陈年的药剂。
试验结果证明药剂完全是合格的，于是这批货就全都发运了。”
他的汇报到此结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他也许会尽力解释接连发生了三次差
错，一次是机械故障，一次是两个人在重压之下判断失误，还有一次是库房里的人
粗枝大叶，三次差错组合在一起便造成了灾难。但那并非是他的差事，他并不想为
别人找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房间中的沉寂像是腥风血雨一般。
维希纳耶夫发言了，尖刻的言辞一针见血。
“有机汞化合物中林丹的成分过多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问道。
“同志，那对田里发芽的种子来说会产生一种有毒的作用，而不是起保护的作
用。如果麦苗能长出来的话，那也是稀稀拉拉的，会长出一种褐色的斑点。这样受
到感染的麦秆上实际上不会长出任何粮食。”
“春播受到影响的作物有多少？”维希纳耶夫冷若冰霜地问道。
“大约恰好是五分之四，同志，70吨库存的药剂完全是好端端的。280 吨新的
药剂都受到那只出毛病的漏斗阀门的影响。”
“那么，有毒的药剂都与种子作了拌合并播种了吗？”
“是的，同志。”
两分钟之后，那位教授被打发走了，去开始他那湮没无闻的幽寂生活。
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科马罗夫。
“原谅我的无知，同志，看来你事先知道一点这件事情。那位弄出这种……乱
七八糟的事情的官员已怎么啦？”他使用了俄语中一个粗鲁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指
人行道上的一堆狗屎。
伊凡南科插话道。“他在我们的手里，”他说道，“还有那位擅离职守的分析
化学师，智力很低的仓库保管员和维修部门的几位工程师。工程师们声称，在他们
完工之前曾坚决要求签发命令他们收工的书面指示，而且拿到了书面指示。”
“至于这位官员，他开口说话了没有？”维希纳耶夫问道。
伊凡南科考虑了一下，心目中想起那位穷极潦倒的人的样子，他是被囚禁在卢
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
“无所不谈。”他说道。
“他是位破坏者，还是位法西斯的特务呢？”
“不是，”伊凡南科叹了口气说道，“只不过是一位白痴，一位野心勃勃的官
僚主义者，竭力想提前完成任务。关于那一点，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到现在为止，
我们确实知道了那个人的脑袋瓜里装些什么东西。”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样，我们都能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维
希纳耶夫转身面向那位郁郁寡欢的科马罗夫。“我们已经知道，从预期的1 亿吨冬
小麦中只能保全5000万吨。现在看来，今年10月份我们将从春小麦中收获多少吨呢？”
科马罗夫对鲁丁扫了一眼，鲁丁略微点了一下头。
“从1。4 亿吨春播小麦和其他粮食的指标中，我们无法合乎情理地指望收成会
超过5000万吨。”他轻声说道。
与会者在令人惊愕的可怖气氛中坐着。
“那意味着两季作物的总产量是1 亿吨，”佩特罗夫低声悄语，“全国短缺1。4
亿吨。我们应该能够对付短缺M 万吨，甚至7000万吨。我们以前是经历过的，忍受
一下粮食短缺的苦楚，从别的地方尽力去购买一些。不过，这个……”
鲁丁结束了这次会议。
“我们在这儿面临着像我们历史上所曾遇到过的那样的严重问题，中国和美国
帝国主义包括在内。我建议休会，分头搜集一些意见。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
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
当十三个人和尽头桌子旁的四位助手站起来时，佩特罗夫转身面向那位脸上毫
无表情的伊凡南科。
“这并不是意味着粮食短缺，”他喃喃说道，“这意味着饥荒。”
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走到楼下司机驾驶的“吉尔”牌高级轿车跟前，仍然在沉
思着所获得的消息——一位弱不禁风的农业学教授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其中一
个大国下面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星期之后，当亚当·芒罗坐在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的大剧院楼厅中时，他
的念头不是放在农作物上，而是在爱情上面；而他钟爱的又不是他身旁那位兴高采
烈的使馆女秘书。他是被她说服了之后才带她来看芭蕾舞演出的。
他并不是一位芭蕾舞迷，尽管他承认自己喜爱一些芭蕾舞曲。但优美高雅的击
脚跳和变身跳，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转身跳，并没有使他感到激动。演到《吉赛尔
》的第二幕——傍晚的供品——时，他的思绪又回到了柏林。
那曾经是一桩美好的事情，是毕生一遇的爱情。他当时24岁，很快就要满25岁
了；而她是19岁，长得皮肤黝黑，十分可爱。由于她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只得秘密
相爱，在暮色朦胧的街上幽会，这样，他就能用自己的汽车去接她，并把她带到夏
洛滕堡西端自己的小公寓里而不被任何人觉察。他们纵欲相爱，侃侃而谈；她为他
煮晚饭，他们再一次同床做爱。
起先，他们的私通具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性质，就像已婚的夫妇抛弃各自的配偶
私奔，而这又使这种性爱别有风味。在1961年的夏天，柏林的树林里枝叶茂盛、鲜
花怒放。一些年轻人有的在湖面上泛舟荡桨，有的从岸边游向湖心。这时，事情给
搞僵了，的确是令人沮丧。当时，他向她提出求婚，而她几乎同意了。要不是以后
冒出了柏林墙的话，她也许还是会同意的。柏林墙是1961年8 月14日建成的。柏林
墙还会加高。这在一个星期之中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恰在那个时候，她拿定了主意，而他们发生了最后的一次性关系。她告诉他，
她不能对她的双亲所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听任不管，不能坐视他们蒙受耻辱，不能坐
视她的父亲会丢失深受信任的工作，不能坐视她的母亲会失去在艰难时世之中等待
了多年的、十分心爱的公寓。她不能毁了她的胞弟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前途。最
后，她无法忍心从此再也见不到她所热爱的祖国。
这样，她就离去了。他望着她从阴影中穿过柏林墙中最后尚未接通的地段溜回
到了东方，她显得悲痛欲绝、形影相吊、伤心惨目，而又长得如花似玉。
他没有再见到她，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她，他用苏格兰人沉默寡言、守
口如瓶的特性把她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曾受过，而且仍然爱
着一位名叫瓦伦蒂娜的俄国姑娘；她当时是参加柏林四国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
兼速记员。正如他知道得很清楚的那样，那是严重的不轨之举。
在瓦伦蒂娜离去之后，柏林便变得索然寡味。一年之后，他被路透社调到巴黎。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正当他返回伦敦到舰队街总部坐冷板凳时，一位他曾在柏林
结识的老百姓着意要去看望他以继续保持往来，那个人曾在英国设在那儿的总部，
即原先希特勒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中任职。曾经举行过一次聚餐，而另一个人加入了
他们的行列。从体育场来的那个熟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说声“请原谅”便走开了。
新来的人态度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