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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连声叫好，拿起笔写下一段按语叫校刊一齐发表。
“林同学提议鄙人甚赞成，同学中有赞成者，可速赴斋务处报名，以便议定办法。”
想想真是有趣，当年为了吃素还和夫人有过一场四角呢。那时黄仲玉见他人渐渐消瘦，就心痛地规劝起来：
“先生一心革命，求学不为功名，我都可以理解。但现在突然又要吃素，这又何苦”
蔡元培天真地回答说：
“据李石曾兄告我，吃素有三大好处：一曰卫生，二曰戒杀，三曰节用。我读俄国托尔斯泰著作描写田猎惨状，尤为痛心，故欲实行‘戒杀主义’也。”
黄仲玉反驳道：
“这就更怪先生早年曾密造炸弹，试图暗杀慈禧，那时连人都想杀，怎么现在连禽兽的生命都痛惜起来了”
“人有该杀之罪恶，杀之非为过也。动物何罪之有？故杀之无道也！”
见蔡元培辩解也有道理，黄仲玉无话可说经过夫妻反复协商，蔡元培总算答应不实行全素，但赴宴时从不碰大鱼大肉。
他终于站起身，向校园里漫步走去。来北大这一年真快呀，连在建的红楼都已经结顶，明年就可以搬进去使用还有，该聘的教授基本到齐梁漱溟已正式来校任教，胡适一到又推荐了几位教英文的留美学生。刘师培、辜鸿铭也算给他面子，总算没有在课堂上乱讲尊王和复辟。只是章士钊太热心政治，执意要在明年去西南军政府谋事，想推荐李守常来代他当图书馆主任。当然，他最高兴的还是胡适上的“哲学史大纲”，终于一炮打响。那天他听范文澜说书般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通，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缓缓地向法科大讲堂走去。
胡适正神态自若地站在讲台上，用他创造的截断众流的新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虽然他的上课时间是最容易叫人打瞌睡的下午，然而大讲堂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一百五六十人，睁大着三百几十只眼睛，摊开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样的笔记簿，摆着一百多支笔，盯着一位年龄与他们相仿的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新的见解。他也尽量发挥出一个演说家的风采，以及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抑扬顿挫的本领。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十分的和蔼和诚恳，带有一股自然的亲和力，使人觉得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话也特别的能够感动人。他越讲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往往反复议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他终于控制住了局面，把枯燥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演绎成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白话历史长卷。
下课时，胡适整理好讲义正要出去，发现傅斯年和顾颉刚还站在坐位上，好像有话要说似的。他忙热情地迎上去，邀请他们到他的房间去做客。
“真要感谢二位的捧场呵！”
他出于真心地握住两位的手，用力地摇了几下。
傅斯年有点矜持地指指顾颉刚，说：
“你要谢就谢他，是他发现了胡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
三个人回到北河沿的教师宿舍，海阔天空地漫谈起来。毕竟都是年轻人，感情很快就融洽起来。
对胡适的这次上课开始也有异议，陈汉章就拿着他新编的讲义仰面大笑，说：
“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要看他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哈哈！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真是不通之至呐！”
胡适却不买他的账，照讲不误。但心里却很悲哀，这帮老学究其实连中国哲学史的性质都没搞懂还自以为是能和古人对话的硕儒呢。
顾颉刚因结识了胡适显得很高兴，他又回忆起那天的情景：
“胡先生，说老实话那天上课大家也没当回事，可我却听出了新名堂。以往中国哲学史一课是陈汉章讲授的，讲的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那一套。他先从伏羲说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最好笑的还是冯友兰他们上本科时，讲哲学史的是陈介石老先生，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课，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在去年去世所以一见你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还大胆地称西周是‘诗人时代’。你这一改可给我们一班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好没有闹风潮。我自以为听出了一个道理，就对同学们说，胡先生虽然书没有陈先生读得多，但在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也许我的威望不够高，一些同学觉得你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不配教这门课，还想赶走你。急得我只好去请傅斯年也来听课。他听了几次课，终于表示满意。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同学们见这位平时最敢放言高论的人都说好了，也就都跟着说好”
胡适想不到背景有如此复杂，真是又惊又喜。为了自己的一堂课，还差点引起一场风波哩。他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胡适已完全恢复了自信，他毕竟留学七年，见识比他们广多他带点炫耀地说：
“我讲哲学史可不是心血来潮，那是从近九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引申出来的。”
也许又被他的博士头衔唬住了，傅斯年恭敬地说：
“胡先生，我非常佩服您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是不是能在这方面谈谈”
胡适先暗自在心里笑了，他决定调动起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降服这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北大骄子。他用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说道：
“记得去年回国前夕，我见到了分隔十年的老师马君武先生。我是多么激动地想从他身上吸取新的营养可是，几次谈话下来我失望他几乎十年没有长进，进而环顾中国学界，又几乎一片空白。梁启超的‘中体西用’似乎已老调重谈，不能成为支撑他学界领袖地位的新典范。说得狂妄一些，国内台面上活跃着的，仍是一批二十年前的老古董。所以这次回国，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是想在国学领域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和仲甫先生可能有所差异，他想造成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我没有意见，而且学术革命也可能会牵扯到思想革命，就像刚才我和陈老先生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但是，仲甫他们有点过激了，认为革命就是破坏，破坏就是革命。而我同意破坏，但更想着如何重建。二是我认为治中国思想和学术，都是围绕一个方法。什么才是中国学界急需的新典范和新方法如果说早年受赫胥黎影响，使我懂得了怀疑。那么后来从师杜威，又教会了我如何去求证。在这里我想引用尼采的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治学方法，那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旧文化，一方面要反对盲从，大胆怀疑，一方面又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重新整理。按照我的话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傅斯年完全被他的气势震住先是目瞪口呆地张大了嘴，后来总算有点醒悟过来，喃喃地对顾颉刚说：
“怎么我们平时在想的，又朦朦胧胧说不出的话，被胡先生一下就点通了，说出来”
顾颉刚尽管心里也很激动，却不露声色。傅斯年已忍不住冲上前，恭敬地向胡适鞠了一躬，说：
“胡先生的见解实在令人佩服，我敢预言，将来的中国学界领袖必是先生无疑，如承蒙不弃，学生愿真心追随左右！”
胡适见他还要弯腰行礼，慌忙上前阻拦。二人又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胡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忍不住窃笑着念起了荷马的诗——
如今我们已经回来了，你们请看分晓吧！
窗外隐隐传来学生排演的歌声，那是吴梅教授为校庆二十周年创作的纪念歌。他记不住全部的歌词，却听清了一句最令北大人振奋的歌声，“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是在这不平凡的1917年，因为有了蔡先生这位北大之魂，古老的校园终于焕发出新的生命。
他也将走向一种新的生活，去和母亲恩赐的一位旧式女子完婚。他已为教务推迟了婚期，眼看元旦就要到了，再拖就真对不住母亲
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在幻想中依恋的女人韦莲司，他觉得一种复杂的感情突然摄住了自己的心。忍不住扑进房间，又在信纸上向她倾诉起此时的心情。
我亲爱的克利福德，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
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实验——生活的实验！我相
信韦莲司夫人不会喜欢上面这段话。然而，这却是一段老实话。
几天以后，他终于在岁末的婚礼中走进了新年。当他和这位萍水相逢的妻子江冬秀进入祠堂，向祖先的牌位行鞠躬礼时，他的眼眶突然渗出了无名的泪水。他仿佛又想起了那位比他大六岁的美国女人，事后，暗自在夜里向她披露起心迹。
我亲爱的克利福德，在家庭关系上，我是站在东方人的这一边的，这
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思是无从报答的。我
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咎，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我是12
月16日离开北京，23日到家，30日结了婚。我自创了婚礼的仪式，废除了
所有旧习俗中不合理的陋规。我们没有拜天地，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
的一项。可是还是去祠堂拜了祖先。为了这件事，我母亲和我争执了好几
天。我认为我们结婚和祖先是不相干的，我也不相信有祖先的存在。我母
亲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却受不了她的独子数典忘祖。在我们结婚的前夕，
我对母亲让步婚后第三天的早上，我妻子和我到了祠堂向祖先牌位行
了三鞠躬礼。
这就是民国六年的胡适之。
第03章 煌煌上庠（1918）
1
今年的腊月真是有点腻怪，天奇冷，却很少下雪。
而对于补树书屋的主人来说，蛰伏似乎已成为过去，他好像开始忙碌起来就在新年的一天上午，兄弟俩早早地起了床，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水磨年糕菜泡饭，就合坐一辆包车去了北大。
钱玄同已成了这里的常客，昨晚还特地赶来邀请，说仲甫想请二位去商量如何办《新青年》，还有几位朋友也想见见树人先生呢。周树人笑着答应了，心想所谓其他几位，大概是指住在预科平房里的卵字号名人
房间不大，却早已坐满了人。周氏兄弟一进门，钱玄同便热情地起身招呼，向诸位介绍头一次来开会的周树人。周树人今天穿了件厚棉袍，见屋里的炭炉温度很高，便解开衣扣，坐在靠墙角的沈尹默身旁。他们是老熟人了，早在1909年秋天，两人已有些来往。那时周树人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常听说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和刘三在一起吟诗喝酒的逸闻。因马一浮也是绍兴东关人，与周氏兄弟曾一起参加县试时名列榜首，而他们兄弟俩那次却考得很不理想，所以他对马一浮这个名字一直印象很深。
刘半农忙着招呼周作人坐到他身边。周作人愉快地应了一声，一边脱下大绒帽，缓缓解开马夫式的大衣，一边亲热地挨着这位性格活泼的新同事坐了下来。
刘半农瞥了一眼留着浓髯、性格温和的周作人，欣喜地说：
“启明兄气度非凡，颇有点像电影上的俄国英雄呢！”
周作人自认识了这位好与人抬杠的新朋友，就从心里喜欢上了他的性格。他也风趣地回答：
“我第一次见你头老大，眼有芒角，真是大吃一惊，还以为是遇到了奇才。哈哈哈！”
陈独秀主动地拿了几期去年的《新青年》给周树人，还亲手给他泡了一杯茶。钱玄同低声告诉他，今年的刊物将改成横行印刷。周树人点点头，他知道这又是钱玄同的主张。
最后一期三卷六号还是去年8月1日印的。陈独秀见周树人在低头看出版日期，忙向他解释说：
“上海的群益书社嫌咱们发行量少，又耽误嗨！”
“那新的一期何时出版？”周树人对陈独秀的《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一文很感兴趣，关切地问。
“本月15号，以后每期都是这一天出版。”
陈独秀见除了胡适�